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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游棋中道自生
―阿城 /《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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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王》(1984)被視為中國「知青文學」的代表作。但這部小說既不是對「文革」此一歷史事件的紀實與記錄，也不是對某種歷史悲劇和錯誤的批判或指控，而是書寫逆境求活的人生觀，亂世避險的超越論。人們常以之和奧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的《象棋的故事》相提並論，實則兩者題旨不同，互異其趣。文革、上山下鄉、勞動改造、插隊落戶……，雖是大事，但在阿城筆下，卻成了政治雜耍和時代瘟疫。小說通過一個醉心棋藝之「棋王」的故事，表達了一種「玉蘭不染於污泥、清心離濁於亂世」的人生哲理。
激濁揚清、絕聖棄智
歷來，評論家對《棋王》評價素有爭議，但都生動有趣。有人視之為1980年代中國「尋根文學」的代表作，有人以道家、禪學解讀之，視之為古代莊禪美學在當代小說創作中的創新與再現，在我看來，《棋王》是一部闡釋如何在瘟疫年代免於病毒侵身，如何在病態世界中保存心靈建全的哲理小說，一部關於生存與選擇的形上書寫。小說寓哲理於棋藝，藉自愛以諷世，並以激濁揚清、絕聖棄智的人生態度。
故事描寫文革時期青年下鄉勞動，主述者「我」在一列開往邊區的火車上，遇見綽號「棋呆子」的棋王王一生，一個不諳世事、不近流俗的亂世奇人。「我」與王一生在火車上下起棋來，並建立了友誼和感情。小說以萬人擁擠、只為青年送行而雜亂不堪的車站為起點，以車站旁掛著大紅布標語、喇叭重覆播放「毛語錄」的刺耳歌曲，以「亂得不能再亂」、「唱得大家心裡更慌」，來襯托「文革」的醜怪、荒謬與令人作噁。小說一開始，點出了「我」的父母想必是身染「資產階級黑五類」的背景以致無人來此相送，也直言「我」只是為了「一個月二十幾元」的工資而自願插隊落戶。作者並以車站的推擠、哭笑、吵雜、激切，來形容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歇斯底里症狀，諷刺人們不知所云的滿腔熱血，一窩蜂、瞎起哄的「鬧革命」，反映了作者對文革一種麻痺不仁的嫌惡。
主人公王一生的棋藝固然精湛絕倫、難逢敵手，但首先映入讀者視線的卻是王一生這一曠世奇人的「吃相」。小說中的吃，不是一日三餐的定食，也不是美食在前的饗宴，而是「饑食」，也就是久餓之下的暴食、一粒不剩的貪食、一餐抵數日的飽食。實際上，「吃」在小說中是一個重要的隱喻，阿城不僅以王一生毫不遮掩的吃相，來表現一個饑荒年代空腸攻心的刻骨經驗，一種「人生幾何，但求一飽」的生存境遇，更以「我」從旁目睹王一生狼吞虎嚥般的狠吃猛食，來表達「文革時代」的荒誕與謬誤，表達作者對錯亂時代與貧困人生的同情與憐憫：
拿到飯後，馬上就開始吃，吃得很快，喉結一縮一縮的，臉上繃滿了
筋。常常突然停下來，很小心地將嘴邊或下巴上的飯粒兒和湯水油花
兒用整個兒食指抹進嘴裡。若飯粒兒落在衣服上，就馬上一按，拈進
嘴裡。若一個沒按住。飯粒兒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雙腳不再移
動，轉了上身找。……吃完以後，他兩隻筷子吮淨，拿水把飯盒沖滿
，先將上面一層油花吸淨，然後就帶著安全到達彼岸的神色小口小口
地呷[1]。
如果以「吃喝拉撒睡」來看人生，最能畢現生活本態，那麼以知青生活的胡鬧瞎攪，也最能透視「文革」這一政治謊言的虛假性。但阿城沒有採取革命樣板下「紅衛兵文體」的強悍筆風，也不刻意渲染知青的悲苦命運，反而以苦中作樂、隨遇而安的筆調，輕描文革的無知與荒唐，淡寫知青的不幸與落寞。然而，阿城也沒有放棄以政治與生活的反差，來暗諷文革的謬誤。在掏心叫魂一般的政治狂熱中，知青面臨的是極度的物質匱乏，在日操夜勞、砍天伐地之下，知青吃的卻是清水南瓜和水煮茄子，享受的是山蟲鼠肉和野蛇大餐。小說揭露了一場政治騙局，原來毛主席殷殷教導的勞動與學習，不過是到荒山野地挨餓受凍，無聊度日、形同乞丐：
這個農場在大山林裡，活計就是砍樹，燒山，挖坑，再栽樹。……常
常一個月每人只有五錢油，吃飯鐘一敲，大家就疾跑如飛[2]。
下雨時節，大家都慌忙上山去挖筍，又到溝裡捉田雞，無奈沒有油，
常常吃到胃酸。……尺把長的老鼠也捉來吃，因鼠是吃糧的，大家說
鼠肉就是人肉，也算吃人吧[3]。
棋理如人理
王一生的「棋癡」，對照於發生在他身邊周遭的沒頭沒腦、眾說紛雲的奇聞怪事，反映的是群眾的盲目與狂燥，一種集體狂熱的政治燥郁症。「棋癡」，是指一種對下棋的沉迷、醉心、投入、溺愛，而王一生的棋癡，是一種排悶與解憂，一種遊戲和反諷，是時代暴亂對人們精神摧殘的智慧性抵制，是一顆清心冷腦對一場政治黑幕的揶揄和調侃。實際上，王一生不僅精於「棋藝」，而且通達「棋理」。中國象棋以將(帥)、士(仕)、象(相)、車(俥)、馬(碼)、包(砲)、卒(兵)棋子，在象田馬日、車行炮跳之間，皆有如古戰場的對弈與搏殺，其所運用的戰略與兵法，一如人生際遇中的進退與浮沉。因此工巧於棋藝者不如醉心於棋理者，「以理為癡」者必然不計較輸贏得失，而是修心與養性。王一生並非自幼計劃學棋，只是因為幫母親在印刷廠幹零工，偶然看到一本象棋書而產生興趣，但正是偶然識棋、玩棋以致最終為下棋而下棋，所以紅衛兵時期同學外出串連武鬥，他「虛以待物」，反而外出尋訪棋手，傾心對弈，捉隊廝殺，當眾人陷於政治鬥爭，他卻靜觀默察，遊藝於政治教條之外。這種「心遊於外」正是亂世的處世哲學，一種眾人皆昏、唯我獨醒的避難捷徑。
「棋理」一如「人理」。在棋中，直行橫走或一進一退，皆出於深思默想、避死求生。人生在世亦如是，危機險象，盡在一念之間。在「棋王」王一生身上，人們感受到一種陰柔其外、剛毅其內的精神力量，他單純、少欲、深情、專注。基於這種以靜制亂、以柔克剛的哲理，使他無論身處政治亂流中的派系衝突、南北串連的街頭狂熱，還是插隊落戶的離愁別恨，無聊歲月中的勞動幹活，都能處之泰然、心靜如水。正是這種藉由棋思、棋力、棋道蘊育而生的精神內力，使王一生能夠在狂亂非禮的歲月裡，保持內心的堅毅與獨立，使他在濁浪滔滔的世界中，維持靈魂的恬淡和超拔。
王一生恬靜淡泊的性格，表現在他生命的兩種欲求，一是吃，一是棋。吃是生存的最基本手段，王一生自言，若不吃則棋路大亂；棋則是一種形上的追求與價值的攀登。「吃」與「棋」，看起來並不相關，實際上代表著平凡與超脫、形下與形上、混濁與聖潔、低俗與高等的對比。王一生雖然吃相難看，但他對於物質需求既不講究也不奢求，「頓頓飽就是福」，一生但求溫飽而已足。至於棋，王一生則以呆、癲、癡、迷對待之，然而，這種瘋癲與癡迷，卻是明哲之理，保身之道，在這個「楚河漢界」的小小世界裡，王一生求得了安心與平穩，換得了清醒、自由與超脫。
阿城以旁觀、插敘、時間重組等等敘事策略，以王一生內心冷熱有別、內外有異的描寫手法，表達了一個大變局、大逆流中的安身處世之道。闡明了象棋的價值在於「可以讓一個普通百姓以最簡樸的方式，過上有意義的生活」[4]。這裡所謂「象棋的價值」就是一種人生選擇，一種視亂而不見、聽謊而不聞的態度，這種態度看似消極，實則充滿玄機與道法。
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著我們，雙手支在膝上，鐵
鑄一個細樹樁，似無所見，似無所聞。高高的一盞電燈，暗暗地照在
他臉上，眼睛深陷進去，黑黑的似俯視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
像聚在一頭亂髮中，久久不散，又慢慢瀰漫開來，灼得人臉熱[5]。
不作俗人焉知趣
儘管對於以道家美學對《棋王》進行解讀，也引起諸多爭議和反思，認為《棋王》表達的只是中國人忍辱負重、逆來順受的弱者哲學，一種看似仙意飄飄、瀟灑脫俗的老莊哲理，實則是精神自慰與自欺茍且的偷生術。然而，不喜道家優柔寡斷、忍氣吞聲的哲學風格，並不等於不能對《棋王》進行「道家式」的解讀，一如人們厭惡梅花不爭春日放，亦無損於梅花寒冬吐香豔。無論道家也好，非道家也好，不作俗人焉知趣，儒道墨法皆我師。《棋王》以小癡克大亂、遁世求成全，難道不也是一種自由的選擇？人類太平之日無多，亂局卻歷歷重演，誰說曠達不計、遁避眾生、仰天放笑，就不是人生之美、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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