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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將熱血為義死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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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濁流 |
作為臺灣文學經典教本，一位深具憂患意識與愛國情操的台灣客籍作家，《亞細亞的孤兒》以及它的作者吳濁流，已成為台灣精神的寶貴遺產。作品以一位原臺籍教員民族意識的蛻變與成長，透視了「日據—抗日」時期國仇、家恨、人怒的時代處境與氛圍。吳濁流將個人體驗提升到理性認識的範疇，準確地把臺灣人的殖民創傷概括為「孤兒意識」，道盡了日據時期臺灣人的身份困惑與認同迷失，張揚了民族自強的籲求與呼喚。
臺灣人的抗日史詩
作為一部半自傳、半虛構的作品，小說在時間跨度上由1920 年代寫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在空間跨界上流轉於日本、中國和臺灣三大板塊，敍述一名臺灣青年胡太明在事業、愛情、家庭等方面的曲折與遭遇，及其在民族認同上從最初的幻想、抑郁到探索、覺醒的過程。這是一部通過把個人遭遇轉化為「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的創作形式。在這裡，「寓言」是指從日常生活中平凡易懂的事件演繹出道德、格言、教誨和箴規，並以一種感性觀照的形式，默然潛入至民族集體意識之中。《亞細亞的孤兒》正是這樣的作品，它以個人的遭遇來象徵民族的處境，它通過個人經歷與周邊人物，努力捕捉最具時代意義的社會現實，並經過後代人的再記憶、再閱讀，進而再形塑與再積澱民族的集體記憶與文化意識。
如果依據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觀點，把魯迅的阿Q視為「一個寓言化的中國」，那麼胡太明就是「一個寓言化的台灣」；如果再依高德曼(Lucien Goldman)的觀點，文本的內在結構不只是作者的心理幻想，而是特定社會群體心理元素與感情結構的投影，那麼如果魯迅筆下的阿Q採取「自慰獨白」作為中國人「集體勝利」的策略，那麼吳濁流筆下的胡太明就是以「孤兒意識」來表達臺灣人的悲情結構。這裡所謂「孤兒意識」，當然不是血緣的孤兒，而是文化身份的孤兒，一種「認同的無根性」，一種文化夾縫中集體苦悶的象徵。在此意義上，《亞細亞的孤兒》就還不只是一部民族寓言，更是一部日本殖民主義的諷喻史話，一部通過殖民創傷的自我療治而獲得民族生存意義的批判性史詩。正如吳濁流自己說道：
這本小說，我透過胡太明的一生，把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所有沉澱在
清水下層的污泥渣滓，一一揭露出來，登場人物有教員、官吏、醫師
、商人、老百姓、保正、模範青年、走狗等，不問台日人、中國人各
階層都網羅在一起，無異是一篇日本殖民統治社會的反面史話[1]。
生非日本人，死為日本鬼
《亞細亞的孤兒》的主人公胡太明是一名中學教員，起初，他是一位受到日本殖民教育的臺灣知識青年，一個「皇民化」體制下被日本同化的「臺灣日本人」。他崇尚日本，以日本為「身份的祖國」，並且期望歸化日本，成為一個真正的日本人。實際上，胡太明出身於一個具有漢學傳統的舊式家庭，從小接受的是儒學教育。小說中提到了胡太明的祖父，是晚清一位秀才，一生立志於把春秋大義、孔孟遺教、漢唐文章和宋明理學留傳給子孫，他把年幼的胡太明送到清末秀才彭逸民的「雲梯書院」，接受中國傳統詩學的訓練，使胡太明從小就具有民族情操的訓練與涵養。小說敘述了中國文化的典型儀式—貼春聯；而胡家的春聯寫著：「一庭雞犬繞仙境，滿徑煙霞淡俗緣」，從中一眼即知，這是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另一番寫照，至於秀才彭逸民的書院春聯則寫著：「大樹不沾新雨露，雲梯仍守舊家風」，不難看出，這正是春秋大義、漢學傳家的自我期許。然而，文化之根雖繫於中國，社會環境卻受制於日本。一開始，「漢—和」文化衝突就已留下伏筆。
學業完成之後的胡太明進入了臺灣人就讀的公學教書，他瘋狂地愛上了日籍女教師內藤久子。這種愛情，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胡太明試圖通過「血緣結合」以達到「全面日化」的努力。但內藤久子拒絕了胡太明的追求，這又意味著殖民者和亡國者之間的鴻溝，永遠無法彌平和跨越。在公學裡，胡太明強烈感受到日籍教師與臺籍教師的差別待遇和種族歧視，使他意識到即使臺籍教師再怎麼努力也不可能獲得升遷，不可能改善生活。除此之外，公學校長任意體罰臺灣學生，對台灣人肆意污蔑、散播偏見，使得胡太明心中極度憤怒和不滿。但這些並沒有使胡太明徹底覺悟，他甚至認為周邊人的反日情緒，不過是出自島國人民目光短淺、心胸狹隘的結果。他於是決定留學日本，向他心中的文明祖國—日本—求取更高的學問。
然而，胡太明想要歸化日本的想法最終還是幻滅了。這是因為胡太明還未能體認，日本殖民者所謂「內台平等」—內地日本和臺灣屬地一視同仁—的說法，只是一種欺世盜名的謊言。依據荊子馨引述日本學者尾崎秀樹觀點指出，所謂「皇民化」實際上是一場臺灣本土文化的撲殺運動，而「皇民化」對於每一個臺灣人民來說，只能是「生非日本人，但死為日本鬼」[2] :
盧溝橋事變(中國事變)之後，鎮壓強化了。在皇民化的禁令之下，使
用中國字和表演中國戲曲遭到禁止。臺灣─中國式的廟宇和宗祠遭到
廢止，宗教信仰也遭到壓抑。師範學校中講台語的人會受到處罰、甚
至傳統私塾也遭員警強迫關閉。……文學方面，在昭和十二年(1937)
後，絕對不可以中文出版。如果要出版，一定是使用日文[3]。
胡太明愛情的失敗和「成為日本人」的幻滅，驗證了後殖民理論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之「殖民主義的曖昧性」(ambivalence of colonialism)的觀點，這既說明了殖民關係中既有同謀也有反抗的曖昧心理，也說明了殖民體制的偽善性。實際上，任何殖民體制必然存在一種「矛盾共性」，對於日本人來說，臺灣的人既是殖民同化的物件，同時又是需要警惕與防範的物件。不難想像，即使是那些精神上已經被「日本化」的臺灣人，他們不可能成為真正被認可的日本人而派駐到日本管理日本人，就像日本人被派駐到臺灣來管理臺灣人那樣。這就註定要產生一種悖論：殖民教育的目的是使臺灣人在精神上徹底日本化，但同時又必須拒絕他們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一張張「日奴臉譜」
留日返臺的胡太明，雖不再媚日、崇日，但卻面臨一連串不幸的遭遇。他四處求職，雖然在朋友經營的糖廠謀得一份工作，但卻目睹日本製糖會社對臺籍工人的剝削、淩辱、欺壓，日本會社不僅強占土地，挖掉胡家的祖墳，毆打吳太明的母親，更直接導致友人農場的倒閉。在這裡，小說展示了一幅幅深受「皇民化」毒害的「日奴眾生相」：胡太明的堂兄志達，當過日本員警的捕卒、日本律師的翻譯、日本軍方的密探，素行不良，為非作歹，煽動族人瓜分公產；胡太明的哥哥志剛則是個唯利是圖的貪婪之徒，只圖私利，不論親情，在分家產時，只圖擴張自己的一份，一旦獲得錢財，便召妓作樂，不顧妻兒。至於中島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日奴」，他在日本人面前卑躬屈膝、逢迎拍馬，在臺灣人面前狐假虎威、作威作福。這一張張的「日奴臉譜」，看在吳太明眼裡，正是一群「中魔者」，是一群綁著殖民鐵鍊卻仍扭身擺臀的「學舌者」，一群深受思想毒害而不自知的精神病患。
在苦無出路之際，胡太明興起了遠渡中國大陸的念頭，到了大陸之後，任教於南京模範女子中學。此時正值抗戰，他深受大陸青年抗日救亡運動的感動，也通過自己的教學鼓舞學生的愛國熱情。但是他堅持一種中庸哲學，認為不應過度狂熱地介入政治，且在目睹大陸的貧困和落後之餘，不免感到落寞與失望。面對外部世界正處於抗日熱潮，但內心想明哲保身的胡太明來說，再度陷入更深的孤兒意識中，這是一種處於文化夾縫中深度的認同困惑：作為一個臺灣人，面對日本時是揮之不去的殖民創傷，面對中國時卻是難以掩飾的孤兒情結。抗日戰爭爆發後，一位大陸朋友對處在中日夾縫中的胡太明說了這番話：
歷史的動力會把所有的一切捲入它的漩渦中去的。……你一個人袖手
旁觀恐怕很無聊吧？我很同情你，對於歷史的動向，任何一方面你都
無以為力，縱使你抱著某種信念，願意為某方面盡點力量，但是別人
卻不一定會信任你，甚至還會懷疑你是間諜，這樣看起來，你真是一
個孤兒。
胡太明甚至沒有想到，正是因為他的「臺灣人」身份，竟被國民黨政府懷疑是日本間諜，遭到逮捕入獄。一場認同之旅，竟換來「漢奸」的嫌疑，胡太明在夜裡思緒紊亂，無法入眠：
不知不覺間，故鄉的山河突然浮現在他的眼前。他回憶起爺爺帶他進
雲梯書院時的情景，那時他多麼逍遙自在。滿山遍野的芭樂，只要提
了籃子去摘，要多少便可以有多少；河川裡到處都是魚，只要帶一根
釣竿，便可以釣到
爺的墳前焚香祝禱，祈求爺爺保佑他成為埋骨於江南的第一人；但他
的意志不夠堅強，不久便要重回故土了。故鄉的山河像一首美麗的詩
，不像江南那樣無生氣，那永遠不下雪的地方，終年有青蔥茂盛的香
蕉和椰子……。
所幸在同事的搭救下，胡太明倉皇逃回臺灣。這場政治誤解，使胡太明感到更為自卑和挫折，一種被棄置、被出賣、被排擠的孤兒意識油然生起，顯然，無論是日本還是大陸，他都找不到精神的寄託和認同的歸屬。就連吳濁流也如此疼惜和悲嘆他筆下的主人公：
啊！大陸，這興亡五千年，變幻無常的社會，廣大無涯四百餘州的天
地，他在那裡，感到更大的矛盾。他到處都沒有精神的寄託的地方，
僅僅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罷了[4]。
誓將熱血為義死！
僅管胡太明第二次重返大陸是被日軍強迫徵召的，但在目睹日軍的殘暴罪行之後，胡太明已經克服了他的孤兒意識和中庸哲學，認清了日本殖民統治的真面目，並且通過參加抗日實現他的民族認同的整全和歸屬。末尾，他以詩明志，將個人利害生死，盡付於民族存亡的大業之中：
甘為天下士，豈敢作賤民？擊暴椎何在？英雄入夢頻。漢魂終不滅，
斷然舍此身！ 狸兮狸兮！意如何？奴隸生涯抱恨多，橫暴蠻威奈若
何？同心來復舊山河，六百萬民齊崛起，誓將熱血為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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