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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不隔原鄉情
―鍾理和∕《原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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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理和 |
曾經立志成為「中國首席作家」的鍾理和，是「日據」前後臺灣作家中具有濃厚之「中國情懷」的客籍作家。儘管文學志向十分遠大，但鍾理和一生非但僅有短篇《夾竹桃》獲得出版，甚至連發表其他作品的機會都沒有。鍾理和雖被尊為「台灣鄉土作家」首席地位，但他深受日本近代化思想和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文學」的影響，《原鄉人》正是這種影響與嚮往的寫照與表達。這部短篇小說，以獨特的敘事—兒童視角和人物塑型—表現了日據時期臺灣人複雜的認同意識和思想情感，具有很高的文學與歷史價值。
原鄉：認同與尋根
鍾理和的作品，始終充滿家園情感和本土之愛。其作品大都取材於周邊事物，善於運用輕描淡寫、素樸寫實的筆調，描繪臺灣農村的風土人情和市井生活。無論是山川樹林、紅磚綠瓦、風俗習慣或飲食服飾，盡是臺灣南部風土人情的真實流露。與同期的臺灣作家相比，他既不若吳濁流的壯烈淒涼，也不似龍瑛宗的哀怨頹廢，「鍾理和的作品表現出正視生活的勇氣和尊重生命的態度，這亦使得他的即使是記錄個人私生活的作品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1]。
「原鄉」是臺灣客家人對中國內地的稱謂，「原鄉人」就是指從內地渡海來臺的人。客家人把返回祖地稱為「轉原鄉」，有時甚至把人們的去世也稱為「轉原鄉」，因此，「轉原鄉」正是中國人飲水思源、落葉歸根的傳統觀念。
然而，「原鄉」一詞除了地理與種族的意義之外，還包括一種文化的歸屬感，一種複雜的「尋根意識」。鍾理和的青少年時代，正是日本據台時期，在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政策下，臺灣的各級學校只准讀日本書、日本文，不准讀中國書、中國文。但是在臺灣的客家人，素來即有尊重漢文、勤學漢字的傳統，即使在日本高壓統治下，客家族群往往自辦「私學」—家庭私塾，暗中教導下一代學習中文。鍾理和就是在家庭私塾讀了一年半的漢文，這種「偷學」，既打造了鍾理和中國文學的基礎，也塑造了鍾理和「寧死不作日本奴」的勇氣與決心。後來，鍾理和旅居北京，即使饑寒交迫、育子無力，也斷然拒絕以日本僑民身份領取物資配給，如此堅毅的性格，實不愧於客家人的「硬頸」精神。
兒童視角下的日本殖民主義
小說以兒童視角為敘事主線，通過回憶描寫幼年時期的生活與記憶來表達對現世的看法。這種敘事的特色在於「童言稚語」，其輕淡如煙、樸實無華的風格，表現一種「白話見真情」的效果。實際上，從鍾理和對兒童視角的運用，就可以看出「五四—魯迅文體」以及形成於五四時期的「兒童本位論」和魯迅的「兒童人道主義」，對他的潛在影響。小說以「小孩看大人」的近身觀察，以旁觀和印象式描寫，反映當時台灣作為殖民地社會和「多族共處」下特有的情境和景觀。
小說一開始，「認同」(identity)問題就躍然紙上，這可以從「人種學」一開始就以敏感議題首先提出，得到證明。鍾理和塑造了「三種人種學」，並且以印象式描寫，表達了不同省籍、不同國族之間的特色與差異，也表達了作者(經由兒童之眼)對不同人物(種族)的情感偏好和價值判斷。
小說展開一種「異族觀察—認同審視」的提問過程，這種「提問」，正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哲學核心中對「存在之思」的探索，這是一種對自我身分與族群屬性之質疑和確認的過程。這種「提問—省思—確認」的認同過程，在小說中展開於一種「人種學比較」，亦即通過「福佬—日本人—原鄉人」的人物對比，來調適作者自身的認同場址(location of
identity)。這種人物對比，首先出場的是福佬人，他被塑造成平易近人、樂善好施的人：
我幼年時，登上我的人種學第一課的是福佬人(閩南人)。這個人是我
父親商業上的朋友。大約在我三四歲的時候，我就知道他常常到我家
來，在我家吃過一餐午飯，然後就走。但有時也會住下來，第二天才
走。他人很高，很會笑。如果在我家住下來，那末，第二天要走時準
會給我和二哥一角或二角錢；大概人還很好。[2]
第二種人種是日本人。幼年時期的鍾理和當然不知殖民主義或殖民者的確切涵意，但是在觀察與印象中，日本人是一個粗暴的、令人害怕的威權人物。這位日本老師，一副盛氣淩人、態度傲慢的模樣。尤其，既然是老師，為什麼還要佩帶長刀呢？幼時的鍾理和無法回答，但卻清楚地寫出了殖民者的狂妄與心虛，表露出臺灣人對日本人的驚慌和恐懼：
人種學的第二種人是日本人。經常著制服、制帽，腰佩長刀，鼻下蓄著
撮短鬚。昂頭闊步。威風凜凜。他們所到，鴉雀無聲，人遠遠避開。
「日本人來了！日本人來了！」
母親們這樣哄誘著哭著的孩子。孩子不哭了。日本人會打人的，也許會
把哭著的孩子帶走呢！[3]
臺灣人的認同：記憶與反記憶
小說著重表達了臺灣人民族認同「辯證—曲折」的特徵，這是一種「灌輸—質疑—反證」的複雜過程。這個過程經歷了從日本軍國教育下自覺地反思與甦醒，同時也是一種「記憶∕反記憶」、「同化∕異化」的抵抗過程。小說中，鍾理和講述了日本殖民教育是如何刻意混淆臺灣學生的民族記憶，而從作者聽完日本老師的殖民教化之後「半信半疑」的態度，說明了這種「認同辯證」的困難性。對於臺灣人而言，只有自覺地通過反記憶、反灌輸的抵抗，才能實現自己的民族認同：
日本老師時常把「支那」的事情說給我們聽。他一說及支那時，總是津
津有味，精神也格外好。兩年之間我們的耳朵便已裝滿了支那、支那人
、支那兵各種名詞和故事。這些名詞都有它所代表的意義：支那代表衰
老破敗，支那人代表鴉片鬼，卑鄙骯髒的人種；支那兵代表怯弱，不負
責等等……。支那人和支那兵的故事是沒完的，每說完一個故事，老師
便問我們覺得怎樣。是的，覺得怎樣呢？這是連我們自己也無法弄明白
的。老師的故事，不但說得有趣，而且有情，有理，我不能決定自己該
不該相信。[4]
小時候雖然不懂，但長大後對日本殖民者的粗暴、專橫與欺壓，鍾理和卻一筆不漏的記錄下來。鍾理和依然使用族群的差別待遇，來表達日本異族對臺灣本族的欺淩和壓迫。長大後的鍾理和擔任防衛團的幹部，在一次防空演習時，有一家糕餅舖沒有把遮光布幕遮攏，以致燈光外漏。防衛團認為情有可原，只告誡了一番之後便預備退出。「但此時一個有一對老鼠眼的日本警察自後面進來了。他像一頭猛獸在滿屋裡咆哮了一陣，然後不容分說把老闆的名字記下來」[5]。實際上，日本警察是藉機找碴，因為這位糕餅舖沒有繳足日本人所要求的捐款數目，幾天後就被抓到警察署，想必是遭受毒打或刑求，在被放出警局時，「彷彿身帶重病，垂頭喪氣，十分衰弱」[6]。在這裡，作者顯露出對日本殖民者極度的厭惡與不滿。
原鄉人：刀下的乳狗
第三種人種，就是所謂的「原鄉人」。鍾理和對於原鄉人不僅情有獨鍾，在本已短小的篇幅中，對「這些像候鳥一樣來去無蹤的流浪人物」，總是不吝筆墨，盡情書寫：
第二年，先生換了人。據說也是原鄉人，但和前一個完全兩樣。他人
微胖，紅潤的臉孔，眼睛奕奕有神，右頰有顆大大黑黑的痣，聲音宏
亮。比起前一個來，這位原鄉先生已神氣多了。只是有一點：很多痰
，並且隨便亂吐。還有，喜吃狗肉，尤其是乳狗。那時村裡幾乎家家
都養狗，要吃狗肉是極隨便的。因此不到兩年，他的身體更胖了，臉色
更紅了，但痰更多了。[7]
對這些形形色色的「原鄉人」，特別是對五官、相貌、性格的描述，不只是一種對「市井小民」的描述，實際上，那個時代的動蕩、不安和騷亂，正是通過這些不同背景的形貌獲得了間接的反映和投射。這些「原鄉人」，「都不是很體面的：賣蔘的、鑄犁頭的、補破缸爛釜的、修理布傘鎖匙的、算命先生、地理師(堪輿家)。同時我又發覺他們原來是形形色色，言語、服裝、體格，不盡相同」[8]。這些從事低等職業的原鄉人，反映的是民族的流離失所，時局的不幸與苦難。
然而，對這些「原鄉人」，作者也不是一昧地偏好和稱頌，對於某種民族劣根性，作者也毫無保留地予以揭露和批判。例如「屠狗食肉」的惡習，原鄉人習以為常，絲毫沒有虐待動物的罪惡感：「我第三個認識的原鄉人，也是和狗肉結下不解緣的。但令我不解的，他並不是外處人，據我所知，卻是從來就住在村子裡。也有老婆，都已上了年紀了；有一個女兒。他眼睛不好，手腳有點顫抖，但打起狗兒來卻兇狠而勇猛」[9]。顯然，「吃狗肉」是外省人常見的習慣，對於臺灣人而言自然倍感殘忍和粗鄙。但是，「屠狗」還扮演某種隱喻功能，它意味著當時的中國大陸正處於烽火連天、生民塗炭的境地。戰火下流離失所的人民，一如那任人宰割的「乳狗」，既悲慘又無助。
原鄉人：巨人形像
在對「原鄉人」的性格塑造中，特別對於一群以打鐵為生的「鑄犁頭」的外省人，鍾理和賦予了第一代大陸來台中國人一種堅毅、挺拔、勇敢與碩大的形象。「他們人數多，塊頭大，一個個都是彪形大漢，肩挑重負，頭戴寬邊大竹笠」[10]。「鑄犁頭」是一種烈火打鐵的粗重行業，不是一般人所能勝任的工作。鍾理和以「巨人」的形象來形容這群四處遊走的「中國浪人」：那袒胸露背、汗溼全身的模樣，那夜裡火紅熾熱的烈火、那鏗鏘有力的打鐵聲……。「夜幕一落，他們便生火熔鐵；一個人弓著背拉著風箱，把隻熔爐吹得烈焰融融。一個人把鑄模承著爐口，拿隻鉗兒把爐子一傾，赤熱的熔液自爐口流進模裡，火星四射，煞是可怕，但那人毫無懼色」[11]。
毫無疑問，鍾理和對「原鄉人」的形象塑造大都是正面的、肯定的，甚至是崇拜的。這些鮮明而有力的字眼，都在描繪這群「原鄉人」異鄉打拼、刻苦耐勞的精神，顯示作者具有濃厚的中國情結，以及對原鄉的憧憬與嚮往：
他袒胸，臉上流汗，用每個身當重任的人所有的那種無比的堅毅、冷靜
和沈著，做完一切。熾紅的火光用雕刻性的效果，把他的身軀凸現成一
柱巨人。這場面懾住了我的思想。我覺得他是一個十分了不起的人物。
原鄉的神秘與困惑
然而，當時的鍾理和對中國內地毫無所悉，他只能從奶奶的口中隱約得知那「己之所來」的原鄉之地。實際上，正是在親人零碎的口述中，作者的「原鄉認同」越發顯得撲溯迷離。一方面，奶奶說「我們可不是原鄉人呀」，一方面又說「我爺爺的爺爺可是原鄉人」，小男孩的反應則是「我張口結舌，又呆住了」。這種血緣傳承的曲折、斷裂和疏離，正是後代臺灣人所難以理解的歷史弔詭和和時代悲劇。對年幼的作者而言，那「祖先的家」在遙遠的西邊，雖然只是一海之隔，但是要坐船才能過來。小男孩覺得這「原鄉」的所在和來歷，令人難解和困惑：它在西邊、有祖先、有海、有船…，似乎我既屬於它，又不全然屬於它。然而，正是這種困惑，使小男孩對原鄉充滿了未知和神秘感，他努力依靠觀察和想像，來建構一個既是血脈之源又模糊不清，既感到親切又感到陌生的原鄉想像。
直到長大以後才知道「原鄉」就是中國，自己的祖先來自中國廣東的梅縣。儘管父親返回原鄉祭祖但卻失望而歸，又因為在大陸遇劫和生意失敗而對原鄉感到幻滅，但通過與生俱來就對中國存有傾慕之情的二哥，作者還是對中國內地充滿憧憬和期待，潛意識依然保留那深厚的「中國情結」。儘管原鄉認同在父子之間存有代溝，「我幾次要求父親讓我到大陸唸中學；父親不肯。我又求二哥幫忙說項，但二哥說這事不會有希望，因為父親對中國很灰心」[13]。但是在二哥去了中國之後帶回許多新奇事物時，鄉裡的友人不僅趕來看熱鬧，連作者本人也對這些原鄉之物欽羨不止：
粵曲使我著迷；它所有的那低迴激盪，纏綿悱惻的情調聽得我如醉如
癡，不知己身之何在。這些曲子，再加上那賞心悅目的名勝風景，大
大的觸發了我的想像，加深了我對海峽對岸的嚮往。[14]
民族想像的殘缺性
然而，就一個臺灣人的民族認同來說，處於日本殖民統治和原鄉期待的夾縫和擠壓之間，這種「想像性」的民族認同既是複雜和曖昧的，也是矛盾和兩難的。實際上，我們可以把《原鄉人》視為一部「民族想像的生產文本」，作者努力在其中進行一種「趨同性的自我論述」，亦即一種對「民族我」和「個體我」之親密性與共生性的表達。然而，作者的原鄉想像既是殘缺的，也是碎面化，它表現為一種「想像生產不完整性」(incompleted production of imagination)。
一方面，臺灣作為一個邊緣性的地理存在，在缺乏主權地位和文化主述權的情況下，很容易形成民族想像的「自我壓抑性」，並嚴重影響臺灣民族想像在空間演繹上的位置性，這可以從作者不斷想要「離台赴中」卻不可得，可以從最終實現「血流返鄉」而覺得宿願以償，獲得充分的佐證；另一方面，自臺灣形成一個「唐山過臺彎」的移入社會以來，特別是在日本殖民統治的擠壓之下，始終面臨一種「母國懷想」和「異族壓迫」的雙重壓力，這就嚴重影響臺灣人民族想像在時間演繹上的混雜性，也就是民族認同的「外來殖民性」。換言之，小說所試圖建構和生產的認同想像，是一種「主體殘缺性的生產」；這裡的殘缺性，不僅意味「想像主體的不自由」，也意味「想像產出的不完整」。
認同的矛盾與緊張
這種「民族想像的殘缺性」還充滿著複雜的取捨、矛盾和難以平衡的情感偏向，這可以從作者的父親和二哥之間一場關於「親日厭中」和「親中厭日」的認同爭吵，看得一覽無遺。七七事變之後，中日戰爭爆發，此時留學日本的二哥匆匆返臺。二哥趕忙回臺究竟所為何事，作者未曾明說，但二哥與父親的一場爭執，正說明了臺灣在「原鄉∕宗主」之間認同的矛盾與緊張：
同日晚上，二哥邀父親在我隔壁父親臥室中談話。起初兩人的談話聽
起來似乎還和諧融洽，但是越談兩人的聲音越高，後來終於變成爭論
。我聽得見二哥激昂而熱情的話聲。然後爭執戛然而止。二哥出來時
怏怏不樂；兩隻眼睛彷彿兩把烈火。是夜，我睡了一覺醒來，還看見
二哥一個人伏在桌上寫東西。
數日後，二哥便回日本去了。臨行，父親諄諄叮囑：你讀書人只管讀
書，不要管國家大事。父親的口氣帶有愧歉和安慰的成份。但二哥情
思悄然，對父親的話，充耳不聞。[15]
二哥的悶悶不樂以及父親避生事端、明哲保身的態度，正說明了臺灣人民族認同的曖昧性與複雜性。小說最後寫到作者稱病辭去了防衛團的職務，經由日本前往大陸，終於圓了返鄉之夢。然而，作者說明這次大陸之行只是出於單純想要離開臺灣的想法，既無事先周詳的規劃，也沒有去重慶尋找他敬愛的二哥。但是這些模糊不清的說法並不難理解：二哥去了重慶應是與抗日有關，作者隱晦不明的說法，應是礙於當時的時勢有所保留而已。實際上，作者以「我不是愛國者，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 !」[16]作為收尾，說明了他最後的認同歸屬。
然而，這裡所謂「我不是愛國者」，又恰恰說明了作者的原鄉認同並不是簡單的「政治認同」，而是更傾向於一種對「文化中國∕歷史原鄉」的深切期許。小說中已經說明，他非常欣賞二哥從南京、上海等地帶回的唱片和照片，當他親眼目睹二哥帶回的留聲機，蘇州、西湖等名勝古蹟的照片，以及包括梅蘭芳的《霸王別姬》、《廉錦楓》、《玉堂春》和馬連良、荀慧生的原鄉歌曲，以及粵曲《小桃紅》、《昭君怨》等等流行歌曲時，他表現出心花怒放、神往不已的雀躍。但是當他聽到二哥與其他年青人談起「文化協會」、「六十三條」、中國、民族、殖民地等名詞時，卻一直不感興趣，這就意味作者的「原鄉認同」並非粗淺、煽情的愛國主義思想，也意味著鍾理和努力跨出「民粹式的國族認同」，試圖在廣義的文化紐帶和民族和解的意義上，尋求對原鄉一種超越式、廣延性的歷史回歸。
認同升高之後的反差
事後證明，鍾理和的「原鄉認同」既是親切溫婉的，也是愛深責切的，對於他先前所稱讚的「原鄉人」，既是同情的，也是反省的。但1938 年鍾理和回到大陸之後，卻對大陸做出了強烈的批判，這在他寫於1944 年的中篇小說《夾竹桃》中體現得最為明顯。
鍾理和親眼目睹了北京底層社會的悲慘生活，受到了極大刺激。《夾竹桃》描寫了北京的一個普通四合院中所發生的故事，對於這些社會底層的小市民在貧困面前喪失了人的理性和道德，鍾理和感到悲憤不已：
人類的通性，以為開著花朵的地方，便也應須有春天的明朗，健康的
生命，人類的尊嚴，人性的溫暖。然而，天知道這院子裡有什麼。這
裡洋溢著在人類社會上，一切用醜惡與悲哀的語言所可表現出來的罪
惡與悲慘。[17]
儘管一個四合院的故事不能代表整個中國，但作者從對原鄉的熱烈期盼，到最後以失望和悲憤告終，不能不說應該引起兩岸中國人共同的深思與反省。歷史上，臺灣人民對「原鄉∕中國」一種認同升高之後的反差，一種既期待又落寞的民族情感，應該獲得兩岸中國人更多的理解與重視。
[1] 丁帆等，《中國大陸與臺灣鄉土小說比較史論》，南京：南京大學，2001，頁147
[2] 鍾理和，《原鄉人》，北京：華夏，2009，頁1
[3] 鍾理和，《原鄉人》，頁1
[4] 鍾理和，《原鄉人》，頁4-5
[5] 鍾理和，《原鄉人》，頁7
[6] 鍾理和，《原鄉人》，頁8
[7] 鍾理和，《原鄉人》，頁2
[8] 鍾理和，《原鄉人》，頁3
[9] 鍾理和，《原鄉人》，頁2
[10] 鍾理和，《原鄉人》，頁3
[11] 鍾理和，《原鄉人》，頁3-4
[12] 鍾理和，《原鄉人》，頁4
[13] 鍾理和，《原鄉人》，頁6
[14] 鍾理和，《原鄉人》，頁6
[15] 鍾理和，《原鄉人》，頁6-7
[16] 鍾理和，《原鄉人》，頁8
[17] 鍾理和，〈夾竹桃〉，北京：華夏，2009，頁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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