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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得無何是本鄉
―陳若曦∕《尹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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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若曦，一位早年遠走他鄉的花蓮女子，一個終生編織認同之夢與理念之網的女作家，其代表作《尹縣長》寫於「文革」落幕前夕，曾經紅遍港臺與大陸，成為海外華人文學經典傳世之作。《尹縣長》被譽為中國最早的傷痕文學，它既是一部歷史證言，也是一部認同傳記；它記錄了一段歷史記憶，一段令人不敢回想，又難以遺忘的歷史悲劇與荒誕。
回歸：一條傷心之路
1960年代，在中國呼出「回歸」的認同召喚之下，陳若曦隨著夫婿自美國返回中國。在那時，「回歸」不只是返鄉或歸向故里，而是一種對「新中國」的認同與禮讚，對共產主義新天堂的嚮往和皈依。曾經，陳若曦嚮往一種潔淨而白晰的社會主義理想，一個遠離資本主義污穢的世外桃源；曾經，陳若曦心慕於一種拼除自私主義的集體主義，但是陳若曦的回歸之路既是一場午夜驚夢，也是一條傷心之途。
在此意義上，《尹縣長》的寫作與其說是對文學的一種感性書寫，不如說是對一種政治理念的行動投入；在這裡，寫作意味一種獻身，作品意味一面鏡子，作品的生產則是作者生命理想在鏡象互動中的編織與投射。在這裡，寫作是一種信念建構與增強的意志行動，這種意志行動經歷了從理念烏托邦到行動具體化的過程，並使作品不斷地革命化和真實化。這種意志行動歷程通常不會由作者自我了斷，它只有在鏡面破碎之後，隨著理念烏托邦的幻滅而使作者絕望式的告別。
一個造神的年代
《尹縣長》由〈晶晶的生日〉、〈值夜〉、〈查戶口〉、〈任秀蘭〉、〈耿爾在北京〉、〈尹縣長〉六篇短篇集結而成，描寫1960-1970年代中國文革期間的見聞與故事。對照於陳若曦早期那種帶有現代主義情感渲染的筆調，《尹縣長》轉入了一種冷酷淡漠、心灰意冷的風格，予人一種在歷史回顧中不勝晞噓、寒意逼人之感。
在〈晶晶的生日〉中，先是描寫一個名為「小紅」的小女孩被懷疑說出「毛主席壞蛋」的話，遭到校方領導徹夜疲勞審訊，審訊過程還錄下口供，存進檔案。而後敘事者
小說裡，Cannon相機被稱為「軍國主義產品」，留美歸國的學人被視為「中了美帝國主義教育的毒」，孩子順利出生要感謝毛主席，自小就要灌輸熱愛領袖思想，而孩子最好的名字就是「衛東」—保衛毛澤東。那是紅衛兵「造反有理」的年代，年僅五、六歲的小學生就曉得組織一些小朋友，在宿舍裡「抄家」、「查封」，幾條鞭子掄得呼天價響。〈晶晶的生日〉記錄了一個毛主席神咒無孔不入、毛主席畫像無家不掛、毛語錄無人不唸、毛主席萬歲無人不喊的「造神年代」。在那個年代裡，毛主席像一個通天入海的大神，像聞聲救苦的菩薩；每一戶人家，除了廚房和廁所，毛主席的畫像無處不在：
書桌上，靠牆站著一堆毛澤東的著作，語錄、詩詞、選集等，有精裝
本，有簡裝本，有橫排版，直排版，還有袖珍本，甲種本，乙種本…
…真是名目繁多，應有盡有[2]。
在〈值夜〉一篇中，描寫一位來自台灣花蓮的知識分子，為了捍衛神聖領土釣魚臺，不惜拋棄博士學位而投奔阻國的柳向東(意指「一心向著毛澤東」)，為了響應知識份子向貧下中農學習，來到了大學內設立的集體農場，認真學習毛主席偉大的「五七道路」。然而，柳向東投奔祖國才一年，當年的豪情壯志就已蕩然無存。有一次，他向一個同事問起釣魚臺的下落，對方搔搔腦袋，只說釣魚臺在北京西郊，是專門招待高幹和外賓的。原來，柳向東心目的祖國同胞，對「釣魚臺」竟渾然不知，竟把他為之獻身的神聖領土說成了一家賓館。從此，柳向東就再也不提釣魚臺的事了。
小說以反諷的筆法，通過柳向東一個值班夜晚和同事老傅的對話，展開了對「毛主席路線」的懷疑、反思和批判，嘲笑這種「反智主義」的所謂思想改造，美其名為「勞動學習」，實際上是浪費、無聊加愚蠢，更是無知和愚昧的橫行與泛濫。小說中暗藏一個隱喻，那就是農場經常被一個神秘小偷侵入，潛入倉庫偷走了稻子，但屢經調查都不了了之。這個值班夜裡，小偷再度現身，柳向東和老傅拿著手電筒緊追這個人影不放，最後發現是一個「大大圓圓的臉孔，兩道濃眉。好熟悉的面孔」！這神秘的人影，既象徵毛澤東不散的陰魂 (毛澤東長得就是圓臉濃眉)，也象徵柳向東一生所嚮往和追求的理想，就像那黑暗中的人影，既恐怖又虛幻！
抓革命，促捉姦
在〈查戶口〉一篇中，居民委員會和大學領導幹部不務正業，把作為公安手段的「查戶口」充當捉姦的工具。小說描寫一個擔任南京大學副教授的「老右派」，他的漂亮妻子彭玉蓮多次與人暗通款曲，黨組織決定委派住在對面的
在「抓姦」與「革命」之間，人們對偷情、通姦等等的醜事的好奇與熱衷，要遠勝於促進偉大的革命事業。表面上，共產黨領導是在捍衛無產階級道德，實際上反而證明了「共產黨員」這一身份，卻是最好的遮羞布。在追查彭玉蓮的姦情過程中，不僅無意中抖出了共產黨幹部私德敗壞的真相，也反諷了共產黨幹部假藉政治清查之名充當著「道德間諜」的蠢事。
〈耿爾在北京〉是小說中風格最獨特、筆調最灰濛、藝術成就最高的一篇。通過耿爾這一自傳性人物，藉由其內心孤獨落寞、灰心喪志的描寫，來表達一個曾經醉心於共產理想卻破滅絕望後的心境。
耿爾在美國留學二十年後回歸祖國，他一心想在自己的國家尋求愛情與婚姻，建立美滿的家園。沒想到，「階級」—這個囊括了階級立場、階級身份、階級覺悟、階級鬥爭……等等的政治辭彙，狠狠地撚斷了耿爾的理想，埋葬了他的青春與熱情。
耿爾先後經歷了兩次愛情的失敗。第一個情人小晴出生工人階級，屬於階級成份上的「紅五類」，在文革年代裡，知識分子被打成「臭老九」，一個老九怎能高攀一個高高在上的「紅五類」？在社會主義國度裡，這叫作「門不當、戶不對」！第二個情人小金，出生地主後代，在階級成分上屬於「黑五類」，黨組織豈肯讓耿爾低身下娶、委曲求愛？在共產主義堂裡，這也叫「門不當、戶不對」！年近半百的耿爾，幾經折騰之後已是孑然一身，實際年齡雖然稍過五旬，但看起來卻已經七老八十！
小說中，有一段描寫耿爾默數自己年紀的段落。耿爾出生於1925年，今年是1974，算一算自己年紀整整49。猛然間又想到，自己29歲拿博士，39歲回到中國，現在則是49。這三個9，加上自己一副老氣橫秋、老態隆鍾的模樣，想到自己孤獨無依的一個人，這一連串回想，加起來正是「一個臭老九」！
一部良心傳記
最後一篇〈尹縣長〉，以遊歷者旁觀的視角，描寫一位投共之後一生忠於共產黨的老幹部尹飛龍被紅衛兵批鬥致死的過程。尹飛龍原是國民黨將領胡宗南的部下，鎮守陜西秦嶺山區，後向共黨投降，贏得了一個「起義有功」的封號，因此也擔任興安縣縣長。沒想到，從西安「紅總部」派來一個遠房親戚小張，說是要來興安發展紅衛兵組織。小張為了響應毛主席「大義滅親」的號召，把當年尹飛龍投誠之前與共產黨作戰時槍弊一個臨陣脫逃小兵的陳年往事揪了出來，要求「血債血還」！原來，這是一場清算「政治老帳」的戲碼，也就是「解放後要求清算解放前恩怨」的一場政治冤案。果然，一生忠黨的尹縣長就死在這批紅衛兵批鬥大會上。在子彈飛出的那一刻，尹縣長還高呼著「毛主席萬歲」！
然而，事實的真相是，被槍弊的小兵其實是跟共產黨打戰時被共場黨打死的，尹縣長的罪狀其實只是紅衛兵為了「窮造反」而捏造的，說是「當時都認為是革命需要，不槍弊個把人不足以樹立威風，擴大影響」[3]。
陳若曦的《尹縣長》，以樸實又略帶嘲諷和無奈的筆調，記錄了一個革命萬歲、人命如土的年代，記錄了一整代中國人愚昧瘋狂、荒誕無知的年代，記錄了一個竊國誤民、殘心暴性的年代。陳若曦的《尹縣長》不是一部傷痕復痛的怨恨小說，也不只是一部平反冤情的政治文本，而是一部良心傳記。它記錄了曾經嚮往「新中國」理想的知識份子，在「文革」的摧殘之下，他們絕望的心路、贖罪的自責、無奈的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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