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26日 星期五

44 落花猶似墜樓人 ― 張賢亮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44

  落花猶似墜樓人

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張賢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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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出版於中國文壇處於劇烈轉型的1980年代,是一部既暢銷又爭議很大的作品。1980年代的中國知識界正處於「文化熱」時期,這是一個從歷史傷痛中甦醒、從僵硬教條中解鎖、從集體壓抑中解放的年代。然而,這場「文化熱」演繹結果卻是通俗文學戰勝了嚴肅文學,精英主義敗退於大眾口味之下,造就了一個「不嘩眾就不足以取寵」的年代。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所以暢銷,在於它是一部帶有商業色彩和通俗腥味的性愛文本,直逼欲望的深處和原型,引起讀者極大的窺視性閱讀;其爭議很大之處在它挑撥了中國這一「道德民族」的敏感神經,它寫了身體、欲望、偷情、背叛……,它舒解了中國人欲望壓抑後的快感,也挑釁了中國人婚姻道德的莊嚴戒律。

 

性愛敘事與政治反諷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開始於主人公章永璘在蘆葦蕩看見黃香九洗澡,到與章永璘結合,最終為報復黃香九偷情而與她離異的過程,表面看來是一場男女分合的「現代陳世美」故事,實際上,作者卻以二元對立、矛盾辯證的敘事手法,描寫了一個備受文革、勞改、反右…… 等等政治運動折磨以致扭曲變形之知識分子的生活經歷;應該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具有濃厚的政治寓言色彩,它以潛存在現實生活和性愛敘事背後的「隱敘事」,對知識分子地位與命運進行嘲諷式審視,通過性愛描寫作為政治寓言,以性無能寓意政治陽萎,進而表達對一個反人性時代的痛斥與哀悼。

進而言之,張賢亮以一種「馬克思主義式思維方法」來推演這種政治隱敘事,以描寫主人公章永璘的心路與遭遇、思想與欲望、現實與冥想等等人生體驗,來反襯知識分子的糾結與矛盾。作者以主人公性能力的「正常、陽萎、恢復」的三段歷程,暗含了黑格爾「正、反、合」的辯證法,藉以反諷歷史的無常與荒誕,人性的扭變與異化,最終給予這個革命年代一種黑色的嘲諷與蒼涼的恥笑。

 

    勞改:一場返祖的野蠻運動

 

小說以勞改場為背景,敘述一個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被視為階級敵人且帶有政治原罪感、腦子裡充滿辯證思維、心儀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知識份子章永璘,在勞改場擔任「田管組」組長的見聞與經歷。作者一反過去文革敘事狠批和揭醜的筆調,反而以唯美敘事為手法,敘述勞改場種種「意想不到」的好處,諸如西北純樸的民風、憨厚的囚犯、寧靜的鄉間以及一個個因為勞動鍛練而鑄造出來的精壯農民,「習習的晚風從一眼望不到頭的稻田那邊吹拂過來,並且送來無數跳躍的、閃爍不定的點點金光。我閉上眼睛,進入一種忘我的恬靜[1];「在這樣的年代裡,有這樣一處美好的田園,又何必逃跑呢?[2]

論者常以「美化勞改」而批判張賢亮的左派情結,實則不然。章永璘在勞改場裡的思索和冥想,是多元穿叉的、也是辯證反思的。例如,在毛主義意識形態下,勞動是一種向貧下農民學習以提高階級覺悟的運動,作者卻通過章永璘的沉思冥想,把「勞動」做了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對立的闡釋,把勞動視為人類的「返祖」,一種「回到若干萬年以前去再現進步的過程」,一種把人類已有的文明剃除剝離之後回到原始狀態的改造過程,也就是返古為獸、變人為猿的過程。在勞改場,即使對愛情還有期待,無論是法國浪漫蒂克式的幻想或柏拉圖式的愛情理想主義,「全部被黑衣、排隊、出工、報數、點名、苦戰、大幹磨損殆盡,所剩下來的,只是動物的生理需求[3],換言之,被當時政治教條標舉吹捧的「勞改」,不過是使人動物化、愛情生理化、精神的肉體化的野蠻運動。

張賢亮把勞改場描寫成一個常年與女人隔絕的地方,一個性幻想的天堂,是一個可以把傳說中吊死的女鬼想像成仙女下凡的場所,這個敘事立場顯然是與主流意識形態不相容的。在這裡,欲望不只是作為生理的衝動與勃發,更是一種處於長期政治壓迫和體力負擔下,唯一作為「人的喘息」而讓人感知存活的方式;在勞改場裡,身體想像(例如男囚犯對身穿黑色囚衣的女犯人的想像)和革命話語是交相並存的。在生產大隊上工下工、日做夜回時,附近農民把「看勞改犯」當成精彩的節目,當穿花褂的姑娘媳婦在旁邊圍觀的時候,男囚們是以「革命歌曲」獻上表演:「日落西山紅霞飛,戰士打靶把營歸,把營歸」,以及「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這裡,「共產黨是戰士打靶的種子」,把淫穢曖昧和革命氣概混成一幕滑稽的畫面,寓意著作者正是以欲望身體來褻瀆神聖的革命教條!

 

思想:一個女人的胴體

 

在處於返祖化、生理化與禽獸化的歷史年代下,章永璘與黃香九的相遇,就只是一種欲望的茍合,而不是愛情的結合。儘管章永璘初次看見黃香久在蘆葦蕩裸體洗澡時,當他看見「她不停地抖動著的兩肩和不停地抖動著的乳房」,當他呆呆地看著「高聳的乳房下面,是兩彎迷人的陰影[4]時,章永璘並沒有行使他被勞改場鍛練出來的動物本能,而是一個知識分子的道德的壓抑與節制。「我踉蹌地跑出葦蕩,才發覺我的臉、手、小腿上被銳利的蘆葦葉劃開了無數道血口[5],在這裡,欲望不是作為簡單的生物屬性被執行,而是一種介於理智與感性、文明野蠻、精神與肉體之間的「辯證法」。接下來,章永璘就陷入了正反交戰的欲望辯證法中:一方面懊悔沒有撲向前去,失去一個極為難得的機會,一方面又感到慶幸,覺得經受住了一次嚴峻的考驗;一方面覺得即使迎上去,世界也沒有因此變壞些,一方面又慶幸自己受過高等教育,使自己區別於動物,但又認為自己不過是個勞改犯,一隻黑螞蟻,還需要什麼道德規範來自寬自慰……




這種從裸體呈現到文明克制,從欲望辯證法到精神自慰法,正是勞動與政治改造下一個知識分子的變形表徵,它一方面說明勞動並沒有把人徹底改造成猿獸,也說明勞動確實把人改造成「半形人」,一種處於人猿之間的辯證狀態。「各種觀念在我的頭腦中攪成一團,攪得我頭痛欲裂」,最後,一切思想化成一道欲望形體:一個女人的胴體!

 

欲望的辯證法

 

    在章永璘與黃香九的「合離關係」中,「愛情」這一命題既是空洞的能指,也是虛幻的所指,但是在文本敘事上除了作為欲望追逐與獵取的劇情描寫之外,它還是一種敘事方法論,一種辯證法。然而這種辯證法卻不完全是黑格爾意義下通過揚棄和躍升而走向更高階段的精神辯證法,而是始終停留在原地踏步的「解構的辯證法」,這種辯證法是最終始消解一切價值判斷、抹除一切真偽界線、剝離思想與本能、拆除文明與野蠻之別的虛無法則,正如章永璘體認到,在這個勞改營裡,思考與不思考並沒有什麼差別。因為,思考是一種解釋,不思考也是一種解釋,世界並沒有因為思考與不思考而進步,也沒有因為這種解釋或那種解釋而發生改變:

 

        我沒有做那件事,我能夠很合理地把自己的形像想像得很高大;可是

        我如果做了那件事,我也同樣能夠合理地解釋它,不但會原諒自己,

        簡直還會認為那是強者的行為。[6]

 

新房與屍房

 

八年後,章永璘與黃香九再度相遇,並且走向「欲望的制度化結構」—婚姻。這場婚姻不是一般意義的成家立業,而是又一次欲望敘事與政治話語反諷式的遭遇。章永璘在新婚夜裡發覺自己性無能,這是一種肉體與精神的雙重無能,而「新房」則被佈置得像個「屍房」,血腥與政治教條佈滿著這個新家:

 

我總是克制不住地要向牆上那張報紙瞥去一眼。報紙上有一幅照片:

「美國侵略軍在美萊地方製造大屠殺」。照片很小,模糊不清,但還

可以大致看出來地上躺著一堆橫七豎八的屍體。

 

還有這一床花被子,被面繡的是兩台帶著犁鏵的拖拉機。多麼沉重![7]

 

即使在章永璘與黃香九的結婚申請書上,依然看到婚姻的生男育女和政治上的添磚加瓦如此貼合地湊在一起,呈現一幅既偉大又令人苦笑的畫面:

 

今有三隊農工章永璘,男,三十九歲(婚姻狀況未婚)與農工黃香久,女,三十一歲(婚姻狀況離婚)申請登記結婚。

雙方皆出於自願。保證婚後繼續改造,接受監督,在支部的領導和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下,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添磚加瓦。望隊黨支部研究批准為荷!

敬禮![8]

 

 即使在新婚之夜依然無法阻止歷史傷痕的侵入和湧現,除了表達作者寓意政治傷害難以彌補,人的身心雙重異化之外,新房與屠殺的對照,個人生男育女與集體政治添磚加瓦的呼應,正是作者對人性廢墟化徹底的調侃與嘲諷。 

 

 

章永璘與黃香九的關係,在本質上既不是愛情也不是婚姻,而是一種欲望的撮合,一種肉體與心靈矛盾的集合體。在章永璘指向黃香九的記憶中,大都是有關身體欲望的想像,乃至於章永璘決定與黃香九結婚的動機,也是取決於黃香九在河邊洗澡時美麗又性感的胴體。建築在欲望想像之上的愛情自然缺乏精神的力量與質素,沒有愛情的婚姻也必然缺乏責任與承諾。這種建立在「獵取—釋放—再獵取」循環之上的欲望邏輯,自然就沒有愛情與婚姻上堅守或背叛的問題,也沒有真正的「性無能」問題。

 

我對她的愛情夾雜著許多雜質,吸引力和排斥力合在一起,內聚力與

擴散力也合在一起;既想愛撫她又想折磨她,既心疼她又痛恨她……

互相矛盾的情感扭合在一起難解難分。這是一條兩頭蛇,在啃噬著我

的心。[9]

 

政治父親vs 欲望母親

 

小說中的「性無能」是作為一種「精神陽萎」來表達的,是一個正常的知識分子飽受勞動折磨和政治壓迫後的政治無能與人性失常。正是愚昧瘋狂的歷史年代加上個人的失落與挫折,造成了精神的降格與心智的殘障。然而,即使承認章永璘與黃香九的結合是一種「欲望的藕合」,但這種欲望又不僅僅是肉欲、性欲等等低級的感官欲望,而是具有「精神拯救者」象徵意義的母性情結。在這裡,「對黃香九的欲望」是章永璘在備受「政治父親」—左傾意識形態與毛式極權主義—壓迫下,尋求精神逃難和心理解放的出路,是對立於政治上所宣傳的「大解放」之下個人的「小解放」,是在國家教條的籠罩支配下對個人自由的私藏和竊取。在此意義上,黃香九就不只是一個女人,一個欲望的身體或性欲的投向,更是一個「精神療治者」,是一個男性受難者在備受政治父親的宰制與閹割下對一個母性救難者的覬覦與投靠。

這種覬覦與投靠,一方面可以從章永璘對婚姻的背叛既是不徹底的,又是憂心牽掛的得到證明;一方面也可以從章永璘目睹黃香九與曹書記偷情並決定離異,但離異之後又立刻陷入懺悔與贖罪的自我折磨得到證明。這種矛盾心理,不能只是從軟弱或猶豫的表層現象來分析,而是深層心理上人格分裂的症候。一方面,當章永璘處於政治父親的壓迫和勞改的折磨時,黃香九就扮演著愛憐與撫慰的欲望母親,而當章永璘恢復了性能力,成為一個男人時,黃香九就轉化成淫穢不潔的淫妻蕩婦,一個糟糠,一個棄之唯恐不及的低級女子。這就是一種「精神∕欲望」的辯證法,它既是人格分裂的曲折反映,又是政治威權對個人意志徹底摧殘的結果。

 

自虐的報復,矛盾的懺悔

 

然而,即使這種人格分裂是政治壓迫下的產物,是一種集體教條對個人意念的絕對性支配,但這種支配也是不徹底的、不完全的。一方面,章永璘對背叛黃香九之後的懺悔與贖罪,既不是基於道德上的反思,也不是違背婚姻忠誠的自我懺悔,而是基於傳統封建的大男人主義,因而既是假道學的,也是虛偽的。一方面,章永璘對於黃香九獲知其性無能而鄙視他,進而與上級長官偷情,章永璘是心存報復的,這種瘋狂的報復心理即使在離異之後也沒有減弱,一方面,在黃香九得知自己的偷情被識破而乞求章永璘原諒時,章永璘寬恕了他,但這種寬恕不是對黃香九在丈夫性無能之後要求「性平等」的理性寬容,不是對一個女性之「性自主」的尊重,而是出自章永璘一個知識分子高高在上的同情與施捨,基於無法斷絕對黃香九身體欲望的留戀。因此,前者的報復心理既是一種良心的卸責,也是一種知識霸權的施展,而後者的寬容既是鄙夷的,也是虐待性的。

就報復心理而言,當黃久香用自己的肉體進行某種「治療」,把章永璘恢復為完全的男人時,章永璘就興起了離異、拋棄之心。為了達到離婚的目的,章永璘想出一種辦法:他慫恿黃久香搶走他的日記本去告發他。「我知道她不會那樣做,但我卻希望她那樣做。我需要她反常的行為來安撫我的良心,堅定我的決心。在想離開一個人的時候,最好是先讓那個人作出傷害你的事情[10]。顯然,這種報復心裡不是一般的報復,而是一種「自虐式的陰謀」,一種懦弱者的欺矇和詐術。

就懺悔心理而言,當黃香久最後知道已經被章永璘遺棄,但還是對他一往情深,甚至把她積攢多年的私房錢送給章永璘奔赴前程,但即使如此,也沒有改變章永璘一個知識分子自欺欺人的劣根性。在章永璘的心目中,始終擺脫不了對黃香久「文化水準低落」的階級歧視,在他的文化優越感之下,黃香久只是個「漂亮、肉感而又愚蠢的女人」,只是他失意落魄時枕頭邊的工具、床屜間的伴侶。在此意義上,章永璘的懺悔與贖罪,與其說是後悔、懊悔,不如說是一種自大、自戀與自憐,乃至是自我辯護與自我開脫。當章永璘的離婚技倆被識破並遭到黃香久怒罵時,他依然洋洋自得地以道德的自我說教來減輕心理的變形與壓力。即使他實現了拋妻的目的之後,除了可惜、無奈、不得以的自我慨嘆之外,還帶著沾沾自喜的態度:

 

啊,世界上最可愛的是女人,但是還有比女人更重要的,女人永遠得

不到她所創造的男人![11]

 

人獸辯證法

 

這種「背叛∕懺悔」、「報復∕寬恕」的矛盾心理,在個人意義上稱為「欲望的辯證」,在歷史意義上則是一種「人∕獸」、「神聖∕荒誕」的辯證。如果勞改是為了徹底鏟除知識分子「四肢不伸、五穀不分」的臭老九習性,是逼迫讀書人向貧苦農民學習「一窮二白」的純潔性,那麼這種政治教條和勞動學習,既是荒誕的,又是不徹底的。一方面,長年的勞改並沒有改變章永璘身上的知識分子習性,包括空想、意淫、傲氣、自戀、阿Q思想、大男人主義、貴族習氣……;一方面,強大的政治壓迫,又把知識分子徹底改造成人獸不分、半猿半人,乃至人格分裂的狀態。




對於這種知識分子「半人半獸」的分裂狀態,作者張賢亮給予正面的描寫和記錄,但更多的是採取黑色幽默、冷嘲熱諷、背喜交織的書寫策略。就正面描寫來說,勞改營像一個「政治動物園」,培養了「靈長類怪獸」。在這個荒草漫漫的塞外北國、在這個貧瘠閉塞西北邊地,在這個苦難有如家常、黑白任人擺佈的年代裡,一個知識分子除了意淫之外沒有思想的自由,除了日唸毛語錄、夜唱革命歌之外,除了夢見女鬼下凡春宵一度之外,只能史前狀態地活著。在這個只能任由自己精神麻庳的牢房裡,即使害怕也無法驅逐恐懼,即使叫喊也被當成狗吠,即使反抗也無人理會。

然而,如果政治教條真是如此神聖不可侵犯,那麼所有的勞改犯,包括章永璘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貴族,就應該是脫胎換骨成為「社會主義新人」,但事實不然!如果對勞改營的「美化」是一種苦中作樂的反諷,那麼表現在章永璘和黃香九身上的戲謔、調侃、自我解嘲、笑罵、無奈等等,就是神聖教條之荒誕性的流露,是意識形態虛假性的漏隙。小說中處處可以看到這種「黑色反諷」的話語,以變造的俗語或順口溜,來表達對主流話語的嘲諷,例如農民把牲口都稱作『三快牌』,牠們「躺倒比站起來快,拉稀比幹活快,脊樑骨比刀快」。

例如黃香久本是一個淒涼悲苦、生不逢時的女人,經歷了幾次不幸的婚姻,遭受困頓流離的生活,但是她卻甘之如貽,無論是與章永璘結婚或離婚,她都以一種冷漠、無奈、宿命、慶幸的態度,淡淡地對章永璘說道:

 

    你蹲了兩次監獄,我結了兩次婚,其實結婚跟蹲監獄一樣,有的時候

    比蹲監獄還要難受。……前一次是人不要我,後一次是我不要人,一

    比一,平了!唉,人一輩子就是這麼回事。[12]

 

  人窮也好,窮人離婚簡單:你的,我的,一分就完了![13]

 

在一個痛苦絕望、命運難卜、生死由命的年代裡,人們只能以自我變形、人格分裂的方式來面對,人們只能以隨性笑罵、粗言穢語、荒腔走版的態度和語言來面對。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塑造了一個政治荒誕與人性虛無的世界。在這個人獸不分、半猿半人的世界裡,作者以辯證法為名義和掛牌,內部卻包裝著人性徹底的碎化和毀滅,展現了一個歷史荒誕化、黑白顛倒化、悲喜同一化的廢墟世界。

 



[1] 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臺北:文經出版社,1987,頁25

[2] 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頁21

[3] 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頁36

[4] 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頁54

[5] 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頁57

[6] 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頁61

[7] 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頁123

[8] 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頁127 

[9] 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頁208

[10] 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頁252

[11] 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頁286-287

[12] 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頁74

[13] 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頁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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