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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塵埃便風雨
―余華∕《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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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華 |
余華被視為中國文學「先鋒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國現代文壇中影響較大、爭議較多的作家。《活著》是余華中後期的代表作，先後被翻譯成多國文字，並多次獲獎，除了入選百強之外，也獲選為20世紀90年代最有影響的10部作品之一，經張藝謀改編拍攝成電影，還獲得了1994年第47屆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
余華的創作，經歷了前後期截然不同的風格，早期充滿暴力、血腥和罪惡，讓人不忍卒讀，中後期作品風格丕變，轉向對人物與生活的溫情與憐憫。《活著》既是這一創作風格轉變的重要標誌，也是余華作品中讀者最多、評議最豐、爭論最大的一部作品。
逼問生存的意義!
小說的時間跨度長達40年，歷經1940年代國共內戰、反右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三年大饑荒，文化大革命。雖題名「活著」，實際上卻是底層農民一部「死亡史詩」，一部以苦難和悲情所串連的民間悲劇。
小說以間接敘事為手法，圍繞主人公福貴的回憶往事。敘述者「我」是一個前往農村收集民歌的采風人。一個夏天的午後，年輕的采風人在田間偶遇正在犛田耕作的老人福貴，這位年過半百、皮膚黝黑、滿臉污泥的老人，向采風人講述了自己的一生。
福貴出身地主家庭紈褲子弟，年少好色嗜賭，在一次被人設計的詐賭中輸光了所有的家產。父親因此被活活氣死，不久母親也不治身亡。幾十年後，兒子有慶因意外抽血過量身亡，女兒鳳霞因難產失血過多也不幸身亡，妻子家珍中年積勞成疾也死去，女婿二喜做工時被板車壓死，最後年幼的外孫苦根因為饑餓難耐，飽食了過多的豆子被噎死。
福貴雖名為「福貴」，但既不福也不貴，他身邊熟識的人都悲慘的死去，地主龍二在「土改」中被視為地主惡霸遭槍決，國共內戰期間結識的老全被炸彈炸死，後來作了縣長的老戰友劉春生在文革遭批鬥而自殺。他們先後以不同的方式前僕後繼地死去，福貴是唯一活著的人，他無一例外地作為旁觀者，默默地送別死者。當一個個親人都被死神以令人難以接受的方式從福貴身邊奪走，留下他獨自一人來面對各種生離死別時，福貴只能平淡、忍受、卑微地活著。他既為時代的苦難做了見證，也以自己的活著，默默抗拒死亡的逼臨和威脅。
年輕時的放蕩與無知，使福貴在一夜之間散盡家產、蕩然無存，父親在這一衝擊和刺激之下死去。這突如其來的打擊，福貴受到了極度的精神震撼與道德警醒，開始意識到生命的責任和意義；當福貴從兵戎中死裡逃生回到家鄉之後，母親早已病死，家庭生計舉步維艱，這使福貴更深切體會活著的不易與家庭的溫暖。
但這些警醒、體悟和悔過，並沒有阻止殘酷的命運對他的狂吹與襲擊。老實懂事的兒子有慶因抽血過多而致死，女兒鳳霞幸福的婚姻生活才開始不久便難產而死，妻子家珍在憂郁與疾病中死去，女婿二喜因工作意外被壓死，最後一個相依為命的外孫苦根吃豆子撐死……。余華筆下毫不留情的苦難潑灑和殘忍書寫，都在逼迫人們思考：在命運不仁、生命殘酷之下，活著的意義是什麼？
對福貴而言，悲劇和痛苦，像空氣、浮雲一樣，時時包圍，終生罩頂。父親氣死之痛、母親和妻子病死之痛與喪子之痛，女兒女婿外甥意外喪生之痛，這種一死再死、一痛再痛，都足以讓一個人放棄希望、放棄生命，但是福貴何以能夠如此隱忍和豁達？何以能夠如此堅毅和認命？這種極端而尖銳的生存困境，也在逼問人們思考：在天地不仁、蒼生如狗之下，生存的意義是什麼？
活著：抗拒還是放棄?
福貴對他自己不幸的一生，從來沒有怨天尤人，也從不起身抵抗。他沒有聲嘶力竭地吶喊，也沒有呼天搶地的咒罵，他既沒有自暴自棄，也沒有在災難中迷失、沉淪和墮落，而是忍受、忍受和再忍受。
然而，通過福貴一生的慘淡經歷，固然可以在這個垂幕老人身上感受生命的韌性與耐力，感受一個卑微人物的自我解嘲和諷世的樂觀，但也不免令人懷疑，當一個人在親人一一離去後，自己親手埋掉一個個親人之後，是否還能樂天知命地活下來，與一頭老水牛在田間悠然對話、自得其樂？當一個人只是茍全性命的活著──茍活，不斷承受苦難並表現對歹命的樂觀與豁達—賴活，只是「為活著而活著」，這不禁使人懷疑這種僅僅「為活著而活著」的活著，究竟有何意義？
對此，許多評論家對這種「茍且偷生」的態度，對作者余華宣揚「認命求存」的思想，給予許多負面的評價。多數人認為余華在創作中回避了與現實的正面交鋒，放棄了對生命抗爭的探索，在這種態度下的福貴，只是一個放棄生活抗爭，沒有思想與精力，只為肉體而存活的個人。
有論者認為：「余華不再是站在人的立場上表現人的失敗和毀滅，譴責社會的不義，命運的不公，……它強調的是對人生目標的超越。但這種超越是一種虛無主義式的超越，它是以對人的自我創造能力和自我拯救能力的否定為前提的」[1]。也有論者認為，苦難不應該被忍受。個體存在的意義不是作為命運的奴隸，而是戰士；但是余華把「活著」的真諦等同於忍受，無異於將人淪為生活的奴隸；如果「活著」充滿了力量，那麼這種力量就應該來自面對現實的喊叫、反抗和進攻，而不是投降和逃避。生命的責任雖然是在苦難中存活下來，「但既不能對苦難失去痛感，也不能對苦難俯首稱臣，更不能歌頌苦難。苦難是永遠需要詛咒的」[2]。
問題在於，文學創作是否必須附帶某種「真理使命」？還是說，文學創作本身的真理，正是對現實無所遮蔽的寫實和揭露？苦難永遠需要詛咒，但這並不影響一種無法詛咒的苦難成為文學的主題。人們對生活採取宿命或抗命，取決於個人的態度與選擇，這種取捨本身無關乎作品的藝術成就與價值，亦無損於作者的天份與才華。
中國底層人民的生命哲學
實際上，余華的《活著》展現的不是余華自己的生命態度，而是無數個在苦難中掙扎存活的中國農民的生命態度；余華不是在表達知識分子高高在上的啟蒙使命或深奧哲理，而是無數在田埂、烈日、災荒、饑餓中忍耐求生的底層人民的心聲。
在采風人初識老福貴時，福貴正在和懶惰怠耕的老牛對話：「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緣，做雞報曉，做女人織布，哪隻牛不耕田？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3]。接著，老福貴用他粗啞的嗓音唱著舊日的歌謠：「皇帝招我做女婿，路遠迢迢我不去」[4]。這既是一種自我解嘲、自鳴得意的民間生活寫照，也是許多中國傳統莊稼漢子一種隨遇而安的處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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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張藝謀執導的電影《活著》改編自中國作家余華同名小說， 並於1994年獲得第74屆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和最佳男演員獎。圖為法文版海報。 |
在小說中，處處可以看到余華透過采風人的親歷與見聞，表達他對中國農民的親切與關注。在這裡，一如中國農民的背瘠總是面向烈日的曝曬，雙腳總是浸泡在烏黑的田泥一樣，底層人民總是與苦難朝夕相處、如影相隨。對中國農民來說，生命本是一種受難的過程，苦難既是他們的宿敵，也是他們的朋友；兩者之間，既是互相感激也彼此仇恨，既無法拋棄對方也不必抱怨對方。人們可以說，這種茍且偷生的態度是一種要不得的宿命觀，但對農民來，活著是最大的宗教，活著正是農民對生命尊嚴固執的崇拜和真誠的嚮往。在小說中，處處可以看到這種勤勞、善良而樸實的農民：
他們臉上的皺紋裡積滿了陽光和泥土，他們向我微笑時，我看到空洞
的嘴裡牙齒所剩無幾。他們時常流出混濁的眼淚，這倒不是因為他們
時常悲傷，他們在高興時甚至是在什麼事都沒有的平靜時刻，也會流
淚而出，然後舉起和鄉間泥路一樣粗糙的手指，擦去眼淚，如同彈去
身上的稻草。[5]
對中國農民來說，「活著」就是腳踏泥土、手割稻麥，「活著」就是吃飽肚子、傳宗接代，「活著」就是承受苦難、平安度日。正如老人所言：「話不要說錯，床不要睡錯，門檻不要踏錯，口袋不要摸錯」。這是一種最低限度的生存，最低條件的活命，最小抗議的茍全，這是一種樸實的樂觀、嘲諷的豁達、悲涼的自憐，一種活著就好的偷生，一種生死由命的妥協。在小說的尾處，老福貴說道：
我啊，就是這樣的命。年輕時靠著祖上留下的錢風光了一陣子，往後
就越過越落魄了，這樣反倒好，看看我身邊的人，龍二和春生，他們
只是風光了一陣子，到頭來命都丟了。做人還是平常點好，掙這個掙
那個，掙來掙去賠了自己的命。像我這樣，說起來是越混越沒有出息
，可壽命長，我認識的人一個挨著一個死去，我還活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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