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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春∕《四喜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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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大春 |
張大春是台灣1980年代以來媒體上高曝光率的文學寵兒，也是台灣現代文壇上的奇才與怪傑。司馬中原形容他是個「文學怪胎」，王德威形容他點子多、「機伶多變」，黃錦樹則把他看成一個文學上的特技演員。代表作《四喜憂國》開創了台灣黑色幽默、荒誕寫實主義的特殊風格。
表面上，張大春的文風像似頑童戲筆、不按規矩和牌理，但寓意卻深藏於歷史軌跡的深思與諷喻，著墨在飄零人物的庸俗百態，一種可以稱為「譏諷文學」的張式文體，它嘲笑各種故作神聖的虛假教條，同情那愚忠與盲信的市井百姓。在文學地位上，張大春既是個文字頑童，也是社會良心的吐實者。
眷村與老兵：時代畸零人
《四喜憂國》以一位退伍老兵朱四喜為主軸，描寫台灣「反共復國」年代一個眷村的生活與故事。在台灣，眷村是一個「大陸外省人」兵敗來台聚集形成的小社區，青瓦覆蓋著矮房，隔板交織著鄉音。眷村既是一個外來移民文化的小共同體，更是自成一格的城市邊緣社區。然而最重要的是，「眷村」既是一個歷史災難(國共內戰)的縮影，印刻著無法再追憶的歷史記憶，但也保留了一種復國返鄉的期望；它既是一個迥異於台彎本土文化的異質群落，但也豐富了台灣多元文化的格局。
眷村的典型的象徵就是一群倚門而坐、絨帽白髮的老兵，一群跟著國民黨來台說是要建設台灣復興基地、來日反攻復國的忠貞戰士。他們是一群失去原鄉、渡台流亡小市民，是被神聖的國家利用殆盡之後再被迫自我放逐的一群人。他們懷著「打回老家」的希望，誓死擁戴「蔣總統」，希望「老人家」有朝一日帶他們回大陸。但是歲月凋零、人老樹枯，在反攻不成、復國無望之餘，眷村老兵成為今日台灣社會的孤獨老人，成為社會角落的邊緣人，成為一個歷史記憶中啃噬著焦慮、悲情與傷痛的時代畸零人。
朱四喜是一個目不識丁的老兵，來台之後，依靠挑水肥為生，他娶了一個花蓮原住民古蘭花當老婆，一個平庸又土氣的村婦，「他的老婆仍像平日一樣隔著甘蔗板向外間屋拋送鼾聲，並且不時將竹床壓得咿呀作響」[1]。朱四喜有四個兒子──來福、來財、來寶、來壽，這四個哥兒們來得還真不容易，「要不是朱四喜強把古蘭花薙光了半邊頭髮、拿鞋帶子綁在竹床上硬搞了那麼幾回，恐怕來福根本不會出生呢」[2]。
小說開頭描寫朱四喜完成了《告全國軍民同胞書》，然後以回溯的手法敘述朱四喜為什麼寫《告全國軍民同胞書》。在那個年代裡，《告全國軍民同胞書》是蔣介石每年國慶時就會公開發表的正式文告，那是陳年累月、反覆唸誦的反共八股，是一篇欺矇百姓的政治迷湯；但這份文告怎會由一個大字不識幾個的老兵來寫呢？這種反諷的佈局，說明了作者試圖製造一種政治荒誕，以諷喻那個時代的迷信與虛幻。
艾森豪變做大豬公？
眷村、破落的違章建築，孤獨老兵、眼神裡的戰爭記憶、頑固的愛國思想，以及那永遠無法圓夢的復國迷思，構築了《四喜憂國》的敘事場域。
那時的眷村，沒有現代化的壁紙，所以家家戶戶的窗子都貼滿了報紙。朱四喜的友人王昌遠是一個送報伕，他把賣不完的畫報分送個院子裡的鄰居們，「從此以後，雜院裡頭家家的牆板都現了色彩——有珍娜露露‧布麗姬旦，奧黛麗‧赫本，到後來還有梁兄哥和樂蒂」[3]。朱四喜床頭牆板上就有一張畫報，打從左邊起，「依次分別是美國總統艾森豪、中
政治手淫與偶像統治
朱四喜的友人楊人龍，「從前在老家念過師範，能一口氣念下半篇社論來，連眼子也不眨一眨」[5]。楊人龍生前後悔自己沒娶上老婆，生幾個會打仗的兒子，去反攻大陸、報效國家，至少也有人逢年過節替他燒個香、上個供。沒想到，卻在一次「手淫」中暴斃(小說中另有是被乾兒子毒死的說法)。小說中對這位「楊聖賢」的死況，做了令人哭笑不得、哀喜難辨的描寫：
一直到楊人龍瞪著雙爆栗子一般大的眼珠兒死在他房門口，朱四喜才知道：
原來這位聖賢還是有發情思春的時刻—他的屍體就是赤條條的見證；
那兩排齊潔的白牙朝天張露，撐開了兩片仿佛要吞吃一隻大奶子的紫
黑嘴唇兒，滿是大奶子女人裸照的雜誌就扔在他的腰旁，而他那一雙
經常指畫著牆板間報紙的手則緊緊握著一根粗大挺直的屌棒子。[6]
這些被時代悲劇擠壓之下的隙縫人物，在流亡中找不到身份定位的歷史畸零人，懷抱著荒誕的夢幻與空想，在歷史的歧路上做著沒有出路的掙扎。一個不識字、以挑水肥為生的老兵，居然立志要寫一篇驚天動地、鼓舞全民的「告全國軍民同胞書」，儘管幾年後朱四喜不再挑水肥，「變成一個比較受人同情或不討厭的清潔隊員。他必須在每天午夜到仁愛路口排隊集合，清掃馬路和人行道——而不是趴在她的身上做活兒」[7]。
楊人龍懷抱著反攻復國的希望，但最後卻抱著「滿是大奶子女人裸照的雜誌」，手握「一根粗大挺直的屌棒子」，含「樂」而死。乃至即使楊人龍死了，還能繼續對朱四喜進行教育宣導，繼續討論國家有難、社會太亂、光復大陸、解救同胞的話語。
這一連串具有陰陽對話、政治手淫意味的諷刺，旨在解構一場巨大的政治神話，憐憫這群卑微渺小的人物。
人們常以魔幻現實主義來評論楊人龍和朱四喜的「陰陽對話」，但確切地說，這種魔幻性，是作者通過夢幻的批判性對照來表現一種「偶像統治」。楊人龍是一個死者，但卻是一個不死的幽魂，他既扮演知識啟蒙者角色，也扮演著虛幻對現實的統治、死者對生者思想控制的角色。楊人龍代表一個未竟的志業與理想，朱四喜則是一個卑微的隨從和信徒；兩人之間是一種能指與所指的斷裂關係，共同投射在一個虛假的實體世界中，因而顯得既光怪又陸離。在小說中，楊人龍不只是個「楊大爺」而已，而且是權威的化身，它代表一種意識形態記憶，緊緊地栓住了這群忠貞老兵的思想與靈魂。
我們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
就在那年4月一場急風暴雨的夜裡，老兵們的精神領袖「蔣總統」去世了，也許是天地感應、人神同悲，眷村裡鬧起了水災。一生忠黨愛國的朱四喜，「忙把祖宗牌位、楊人龍的相片框連總統玉照等一干偶像先救起來，頂在腦門上」[8]。但是這場搶救終究於事無補。從此，老兵的歸鄉之夢宣告破碎，唯一的生活希望化成泡影。於是朱四喜興起了決心寫作「告全國軍民同胞書」的念頭。正如楊人龍向朱四喜所說的，「沒有文告，日子就越來越難過」，朱四喜決心以「文告」來喚起民心士氣、拯救腐敗的社會。
「文告」在憂國憂民的朱四喜心中，既是他無法實現的愛國夢，更是一帖萬靈單，因為「文告」的權威和聖力，可以解救蒼生、振衰起弊。在完成了「告全國軍民同胞書」的那天晚上，朱四喜像似獲得徹底的重生和解脫。「他用大牙撬開一瓶紅標米酒，忽然間精神抖擻起來，覺得世界真是飽滿來勁兒，一切彷彿正要從新開始」。他開始積極的投稿，無奈的是，有時隔幾天，退稿就寄回來了，有的時隔一年半載，依舊石沉大海，杳無音訊。
《四喜憂國》既是一部文字雜耍，也是一部黑色諷刺，既是歷史寫實，也是魔幻批判。在這個眷村小世界裡，作者把歷史碎片、殘破記憶、現實怪像，聚集在這封閉的小雜院裡，把神聖與粗鄙、高貴與低賤、權威與迷信、期望與無奈，拼湊在這群被遺棄的低層軍官身上，這種笑謔式的雜陳與拼湊，正是在解構一種虛假的正統意識、沒落的政治騙局，以及一群老兵沒有寄託的反共大夢。
小說最後，朱四喜影印了4千份「文告」，沿著他負責清掃的街道挨家挨戶地散發出去，他的太太古蘭花也來幫忙，她每洗一輛車，就交給車主一份，並且祝福對方：「上帝與你同在」。似乎，文告代表一種救贖與重生，當朱四喜把「絕望」沿街送出之後，換回的是一種新的希望。朱四喜的家中傳來陣陣的塑膠口琴聲，配合著伴奏，有孩子輕聲唱著：
我們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我們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
，就是在天上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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