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黑色荒誕與視覺狂歡 ─ 昆廷．塔倫蒂諾的後現代暴力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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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荒誕與視覺狂歡

─昆廷．塔倫蒂諾的後現代暴力美學

 

Quentin Tarant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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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媽的，我只是抄襲，不是致敬！

昆廷．塔倫蒂諾

 

身兼編劇、導演和製片於一身的昆廷．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被視為美國後現代暴力美學電影的代表人物。他以非典型、反主流、反好萊塢式獨立製片的自創形式，為自己建立了一種「塔倫蒂諾主義」(Tarantinoism)的電影風格。塔倫蒂諾主義意味著一種「寫實犬儒主義」，一種把暴力想象和視覺驚悚推展到極端嘲諷狀態的電影風格，這種電影風格的特色是完全棄置了將電影視為一種道德勸戒和社會教化之載體的觀點，而強調電影僅僅是立足於現實並藝術化表達現實的工具而已；這種風格的電影聚焦於小人物的日常冒險，而不是大時代的微言大義，它完全不理會傳統「類型電影」的敘事框架，打破時空順序和人類常態的心理邏輯，從而建立一種「表演電影」而不是「製作電影」的新形式。另一方面，塔倫蒂諾的電影經常落實在一種「大題小作」式的對立解構之中，例如將殺人演成像鬧劇兒戲一般，將犯罪看成像嚼口香糖，將復仇訴諸一場朝聖之旅，以消遣、嘻鬧、挖苦和詼諧作為意義的詮釋手法，乃至以嚇死觀眾或翻人腸胃的手法，或是要求觀眾付出寬宏的閱聽雅量，以達到其個人一種藝術自戀的滿足效果。

 

暴力美學的弔詭

 

1992年的《水庫之狗》(Reservoir dogs)是塔倫蒂諾步入影壇的處女作。這是一部故事簡單但劇情雜亂的暴力荒誕劇。故事發生在南加州某地，黑幫老大喬．卡伯特(Joe Cabot, 由Lawrence Tierney飾演)和他的兒子綽號「好傢伙」(Nice guy)的艾迪(Eddie Cabot, 由Chris Peen飾演)召集了六名強盜，準備到珠寶店搶劫一批天然鑽石。這六個人彼此各不相識，甚至連對方的姓名都無從得知。喬為了保持機密，以顏色作為代號分別給六人取名為白先生、橙先生、金先生、粉先生、棕先生和藍先生，並規定他們之間不能透露任何私事，於是一場血腥的槍戰開始爆發。但搶案沒有成功，電影沒有結局也沒有答案。

除了搶劫當然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與貪婪之外，犯罪何需理由和藉口？它何嘗不能是打發人生、排遣無聊的視覺遊戲？電影沒有說明何以六名搶匪形成「應徵式組合」，又採取「獨立作案」的模式？一個既沒有默契又沒有規劃的搶案，就這樣如火如荼的展開，然而搶案本身既不是異想天開，也不是粗魯硬幹，而是有一點神秘又有一點愚蠢。電影中「顏色」的代號是一種「反英雄」的象徵，但也隱諷現實社會隱形犯罪的泛濫，因為社會的多元化正是暴力多樣化的土壤，當代暴力的生活化意味著犯罪已經變成個人式的「自由職業」。彼此守密的信約既是一種暗藏的紀律，又是瓦解黑幫倫理的玄機。

一幕隨著「夾在你中間」(Stuck in the Middle with You)的音樂起舞而對警察「割耳」的場景，雖然是對警察體制的嚴重挑戰，但也只是試圖模糊暴力之合法邊界的象徵式冒險。影片並沒有脫離盜匪終將一死、小人物必將失敗的鐵律，但塔倫蒂諾成功地轉移了傳統上人們對英雄造反的認同快感，改變了法網恢恢的意識形態緩衝機制，它使觀眾在不必承擔感情和意義的負荷下，自由地遊歷於暴力泫染的黑色夢幻中，因為搶案的失敗不是法律禁忌的權威底線，更不是國家機器的靈活和效率，而是黑幫人物也如常人一般的懦弱、善變和寡義，他們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忘記了自己的社會身份─盜匪，當他們以常人來處理事物時，就使自身陷入自己製造的暴力的反撲之中。

全片夾著機智的對話和暴力的噪音，繞舌的爭論混合著對社會不義的批判，塔倫蒂諾實際上解構了不帶人性的黑幫神話，黑幫人物不過是勇氣多一點，智慧少一點罷了，因為犯罪既是人類欲望的伸展，但只要是人的欲望就會有羞澀、冒險和見風轉舵的特性。然而，一種意想不到的效應是，過度的暴力展示並沒有引起人們對暴力的省思和排斥，而是擴展了人們對暴力的接受程度。這就是塔倫蒂諾暴力美學的弔詭之處，因為他把暴力量度建立在觀眾既不認同盜匪也不同情警察的中間地帶，從而使觀眾逃離了道德的焦慮，享受了暴力的形式快感。「中間認同」是一種重要的情感模式，它是所有暴力電影藝術化形態得以藏身和發酵的心理疆域。人類都有一些額外的寬容、意外的冒險、冷靜的自制和宿命的惋惜等等情感，這些要素情感的變異正是暴力美學多樣化的支撐基礎。只要造反永遠是人類的情感動能，它越是隱藏，就越具有挖掘和展示的魅力。

 

後現代英雄的反諷敘事

1994年的《低俗小說》(Pulp Fiction, 中譯《黑色追緝令》)是塔倫蒂諾揚名影壇的代表作，它出人意外地奪得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獎。低俗小說是美國30年代在報攤上一本10分錢就可買到且俗不可耐的市井小說，一些在公共廁所裡經常可以看到人們看完以後丟在垃圾桶的廉價讀本，電影以此為名，雖然在反映一種假情假意的懷舊情緒，但也忠實反映那個蒼白、抑鬱而百無聊賴的社會氣候。

電影由三段故事並將其中一段拆成前後的序幕和尾聲而組合成五部場景，通過把「劇情敘事順序」和「實際發生順序」交錯疊落的方式，表現出有如後現代小說拆解、拼貼、重組、再拆解的多聲部雜燴，但是場景之間以預留伏筆和劇情鋪墊的方式進行串接，再以增補式重覆倒敘的手法來維繫和掌握這種多軌運行的劇情模式。實際上，這種隨性式的結構和實質的劇情內容依然有著某種風格化的聯繫，那就是說，電影裡「殺殺人、騙騙錢、鬥鬥嘴、吸吸毒、做做愛」那種無深度、無靈魂式的人物生活，那迷漫著感官流瀉、話語強暴和敍事狂歡的後現代遊戲，和散亂、變異、突發和鬆軟的節奏形式是相互呼應的。攝影鏡頭像似一個旁觀者，它比電影中的冷血殺手更冰冷地觀察著這小人狂想的黑暗世界，這就是後現代電影反叛到底、瓦解神聖、嘲笑體制的特有風格，更是一種即使不通也不願平庸的倔強理念，一種對傳統電影倫理反教化、反規訓的顛覆性操作。

故事由餐廳裡一對情侶帕金(Pumpkin, 由Tim Roth飾)正在說服女友邦妮(Honey Bunny, 由Amanda Plummer飾)計劃再幹最後一次搶劫之後就洗手不幹開始(這是片尾拆開局部倒置成序幕的拆解式佈局)，但若經過重新排序劇情，應該首先是白人文森(Vincent Vega,由 John Travolta飾)和黑人殺手朱爾斯(Jules Winnfield, 由Samuel L. Jackson飾)到公寓搶回錢箱並殺人滅口，公寓裡失手殺人，黑白兩殺手喋喋不休地處理屍體，然後才是餐廳這對情侶已決定打劫，然後是速食店裡朱爾斯在勸導兩個打劫青年，然後是酒吧裡黑社會老大馬賽勒斯(Marsellus Wallace, 由Ving Rhames飾)收買拳擊手布奇(Butch Coolidge, 由Bruce Willis飾)，然後是文森到毒販家購買毒品，然後是文森帶老闆妻子米亞(Mia, 由Uma Thurman飾)出去玩，然後是布奇贏了比賽，卻在逃亡途中跟馬賽勒斯相遇，文森遭槍擊而死，最後是朱爾斯體驗了「不死的神蹟」決定棄邪歸正。

 

                                            

  

                                           

劇情就是如此粗略而平庸，但塔倫蒂諾就是把暴力與爆笑綑綁在一起，將冒死與求生之間非代價化和非差異化，構築了一個後現代荒誕、打屁式的英雄反諷敘事。人們難以想像黑白兩名殺手在前往殺人的路上，滴滴嘟嘟地爭論漢堡的名稱和大談電視影集，在到達殺人現場還不「認真殺人」，竟然還在爭論為何別人替老闆的女人腳底按摩就慘遭殺害；布奇冒死搶回一隻金錶，原來是因為金錶藏在歷經三代人的屁股眼裡，具有保命的神力；米亞那句：「如果不打屁，我們還能幹什麼？」道盡了黑道人生的孤寂和蒼白；殘暴的黑社會老大竟然遭到雞姦；賣毒品的藍斯(Lance, 由Eric Stoltz飾)穿著打扮完全是一副耶穌的模樣；朱爾斯在殺人之前會唸一段聖經經文：「I will strike down upon thee with great vengeance and furious anger, Those who attempt to poison and destroy my brothers! And you will know, my name is the Lord, when I lay my vengeance upon thee!」，這種把殺人越貨反諷成替天行道的逆反論述，十足表現了後現代歇斯底里式的荒誕狂歡，和一種無俚頭式的黑道自命哲學。

 

視覺暴力的大狂歡

 

2003和2004年的《追殺比爾1-2》(Kill Bill, I-II)可以說是塔倫蒂諾「綜合式新暴力美學」的經典之作，之所以稱為「新綜合」，是因為它既不是單純的警匪片也不是西部槍戰片，既不是單純的東洋劍道片或港式拳腳片，而是所有這一切、一點都沒少的拼盤式組合。影片分成兩卷總共五個段落，來描述一個女殺手復仇的故事，一個隸屬「毒蛇暗殺小組」(The Deadly Viper Assassination Squad)名叫「響尾蛇」(Sidewinder)的女殺手(Uma Thurman飾演)，因想脫離暗殺組織且嫁作人婦，遭到小組老大比爾(Bill, 由David Carradine飾演)的反對，比爾糾集同黨在女殺手的婚禮上進行了一場滅門式的血洗屠殺。女殺手─「新娘」(The Bride)雖受重傷但被送醫治療，在昏迷了五年後奇蹟似的復活，但發覺她原先肚中懷孕的孩子已經不見，她逃離了醫院，在車上休息了13小時之後才恢復長久臥床而失去知覺的雙腿，死裡逃生的女殺手懷著深重的憤怒和意志，展開了以比爾為首且曾經參予婚禮屠殺小組成員的復仇行動。

暴力、血腥、陰謀、心機、格殺、武鬥是這部電影的主要元素，飛鑣斷魂、摘眼奪命、斬手噴血、削頭劈髮乃至最後的五步碎心，則是全片暴力特寫的極致運作。影片在最大限度下進行了「暴力類型的大融合」，並把各種暴力元素的特性作了最高技能的發揮。塔倫蒂諾毫不諱言採取抄襲式拼貼的方式，將沙漠無垠中的西部槍戰、細雪紛飛下的東洋比劍、草飛劈木的中國神奇武術、赤拳迴腿的香港拳腳功夫等等，全部融合在這場復仇的聖戰之旅中。在這裡既有李小龍「死亡遊戲」中激情武打的影子，也有吳宇森的夢幻武術的翻版，既融合北野武的寂靜暴力象徵，也穿插了東洋暴力動畫和西部風塵追殺的黑色浪漫。

就以「新娘」一角來說，就是個典型的拼裝式人物，Uma Thurman在戲裡就是一個身穿李小龍武打戲裝、拳腳踢打中國古典武術、說著一口流利日語、揮舞日本武士大刀的白人金髮美女。塔倫蒂諾一舉顛覆了所有單類型的暴力電影，動員了人類身體所有的動能器官，挑撥著人類心理所有的惡膽情愫，揮灑著極速的魔幻格鬥招式，展示著暈眩式的視覺震撼，形構出一場繽紛絢爛、奢華壯麗的視覺血肉大餐。

    一位聰明的導演，為了不使影片淪為單純暴力展示進而變成屠狗式的下流電影，必須預先拆除觀眾的道德排斥機制，並在觀眾的閱聽情感上建立一個可接受的容忍領域。但是暴力美學的微妙之處就在於如果過度操弄「反壓抑式的道德擴充」，難免又會減損電影的戲劇張力，因而又必需適度挑動觀眾一種「黑暗窺視」的懸念與快感，以作為道德障礙的取代，進而跳離一種「正邪二元論」的陳腐窠臼。在《追殺比爾》之中，塔倫蒂諾一改過去「莫明造反」的無調式劇情漫遊，轉而試圖建立一種「復仇倫理」的暴力合法性。女殺手在昏迷五年之後醒來，第一個驚訝與恐慌就是腹中的孩子已經失縱，於是「尋女復仇」就替這場暴力反撲找到母愛式、苦行式的合法依據。

相對地，作惡多端的比爾和殘殺同志的無情黨羽(他們都以毒蛇命名，如Black Mamba, Cottonmouth, Copperhead, California Mountain (King) snake)，卻完全缺乏「惡的理據」，特別是塔倫蒂諾賦予比爾這位東方智慧型的惡首，既充滿陰暗神秘的素質又具有暴力瘧待狂的傾向。塔倫蒂諾賦予比爾一個行惡無理和等待償命的亡命形象，這就給了對比爾「必殺無疑」的合法依據。比爾的冷靜和深沉，他的狂妄與謹慎，例如婚禮屠殺之前的溫暖祝福，例如即使最後「新娘」母女相見也要與女兒的母親一決雌雄，這都是塔倫蒂諾一種「暴力黑洞」的設計，它從頭道尾牽引著觀眾一種黑暗窺視的誘惑，進而完全卸除了觀眾的道德武裝。

塔倫蒂諾展示的是一種多層次的暴力美學，即使去除了所有暴力鏡頭，塔倫蒂諾依然精確地掌握了電影藝術的各種元素，從時空、人物、音樂、色彩、服裝到節奏，都充分展現這位鬼才導演多層次的編導才華。在時空的調度上，除了一張死亡名單和「新娘」這一角色是串連時空的軸線之外，塔倫蒂諾採取的是後現代碎裂化的時空流轉，以視覺的記憶存取來取代時空的刻度演進。空間被扁平化為單一復仇意志的不斷延伸，時間則被分割化為命運乖離的層層剝現，尤其特異的是，塔倫蒂諾充分運用長短鏡頭的跳接，對時空進行伸縮自如的調配。例如在追殺敵人之一的巴德(Budd, 由Michael Madsen飾演)時，用長鏡頭處理沙漠景觀以擴大視覺空間，在青葉屋和歐蘭(O-Ren Ishii, 由劉玉如飾演)的那場雪地決戰，也是以長鏡頭來展示一種淒美冷酷的心理感受，而在回憶遭到比爾槍擊頭部的恐佈場景則以短鏡特寫處理，尖銳地表現了殺手的無情與冷酷，並不斷動員觀眾心理上「此仇必報」的參與結構。

 

只是抄襲，不是致敬！

在人物的選材上，塔倫蒂諾幾乎窮盡了所有的「異類」造型，除了典型的黑人女殺手(Vernita, 由Vivica Fox飾演)、西部鏢客、金髮獨眼女殺手(Elle, 由Daryl Hannah飾演)和一群搖頭愰腦的日本黑道跟班之外，號稱「少林36房」的劉家輝(Gordon Liu)一飾兩角，分別是少林造型的白眉道人和青蜂俠模樣的日本保鑣，千葉真一(Sonny Chiba)裝瘋賣傻的鑄劍師「八取大師」的宮本武藏造型，「貞子」造型的日本女學生殺手Gogo(由栗山千明Chiaki Kuriyama飾演)，乃至墨西哥淫棍老大、日本山口組頭目、卡通造型的少年殺手、中國集市上的農村流氓等等，塔倫蒂諾糾集了所有的bad guys，以增加這場「復仇/反復仇」的江湖風味。

色彩的靈活搭配是塔倫蒂諾用來表達人物心理層次變化以及醞釀、轉移、聚積觀眾情感起伏的手法。紅色系列是全場的主色，黑白畫面通常用於蒙太奇處理，顯示一場婚禮屠殺的深重仇恨與報復能量，新娘的黃色打鬥裝和歐蘭一身雪白的和服，色彩的對比襯脫出一種生死決鬥前的肅殺美感。

音樂則是塔倫蒂諾後現代藝術拼盤的主要著料，《追殺比爾》也幾乎囊括了各種音樂類型，包括西洋老歌、funky music、靈魂樂、日本樂曲、拉丁舞樂、古典音樂曲、中國二胡和電影電視的主題音樂。影片選用瘦皮猴法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的女兒─1960年代流行歌后Nancy Sinatra1966年的名曲“Bang Bang (My Baby Shot Me Down”作為開場，其中穿插著日本搖滾老將布袋寅泰(Tomoyasu Hotei)的“Battle Without Honor Or Humanity”，乃至李小龍的電視劇「青蜂俠」的主題曲“The Great Hornet”，乃至改編黑人歌王昆西．瓊斯(Quincy Jones)的“Ironside”和拉丁音樂節奏作為武打配樂等等，都顯示塔論蒂諾對電影音樂過人的搭配能力，營造出一種暴力美學的五彩旋律。

從西方主流電影的角度來看，塔倫蒂諾的電影或許會被斥為電子泡沫或暴力神棍。但後現代觀眾已經在一種視覺豢養的浸淫中，逐漸對塔倫蒂諾的電影入迷上癮。對於一位從未受過專業訓練，僅憑曾經擔任出租錄影帶店員而能記住上千部電影題材的塔倫蒂諾來說，其成功之處正是一種「後現代崛起」的特定標記。對於影評家因其高超的後現代拼盤能力給予贊許時，塔倫蒂諾竟「謙虛地」表示：「他媽的，我只是抄襲，不是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