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台灣左派」……

 《時論廣場》

等待「台灣左派」……

宋國誠

 台灣左翼知識社群「台社」於創刊15週年聯合發表「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專文。如果不是應景為文或以文獻花，而是集15年對台灣社會的歸結和反思，該文應被視為一種呼籲和吶喊，它旨在號召一個超越性「民主左派」的集結和創生。會場聆聽並閱畢全文，疑惑與希望同時並生，期待又怕傷害的心情油然並起，不禁要問：台灣有左派嗎？如何建構一個真正的「台灣左派」？

這是一篇「極度反省」的論文，像極了荒野中一聲劃破長空的知性呼嘯，更像積鬱良久後一種社會良知的吐露。確實，從蔣公到阿扁，台灣社會演化的軌跡只是持續的沉鬱與積愁，人民已被擊倒，民主幻象已破碎。在威權時代告終之際，等待民主承諾的台灣知識份子再一次希望落空，那是因為(套一句德里達「禮物是不可能的」的概念)「以選舉促民主」的民主化模式，不可能帶來「民主的禮物」，選舉作為一種「權力的換禮」，選舉對人民願望的贈予根本上是以權力交易為標的。至此我們應該醒悟，藍綠兩方不是一邊一國，而是藍綠和人民「一強一弱」；一個等待政黨承諾或選舉支票的群眾註定成為權力交易的躊碼，一群期待民主果實自然開花落蒂的知識份子終將落寞寡歡。在「民主=權力」的現實處境中，台灣左派不僅要擊破、打歪、畫斜這一等號，而且要重新規畫「左派ó人民」的雙等號。雙等號意味著既要解救被政客綁架的弱勢人民，更要向私權政治開戰。不要再對「當權者」心存幻想，更不要對「當選人」心存奢望，因為「凍蒜者」只是權力盤中的食蟲，政黨輪替不過是權力列車上的一場換班。

以「解構威權」作為方法，民主左派決心揮別批判的傲慢，立足在地論述的成長。然而，民粹與權威如果有如拉康所說的「變形體」(anamorphosis)：人民經由認同欲望的投射而扭變出一個「台灣主體」意象，我們不禁要問，人民為何總是任憑政客所操弄？人民為何總是如此天真、憨厚和寬容？政客為何總是能夠在民粹的彩料中繪出政治強人的圖像？我們應該認清，民粹、威權與政客，是今日台灣三位一體的「外行人」，他們在替台灣的命運把脈！當李登輝販賣聖經寓言把台灣比作「迦南美地」時，人民何以對這種不倫的類比獻出崇拜？當本土意識眼看已走入「政教一神化」時，國家領導人已幾近羽化而成「政治神主」之際，人民為何反有一種昇華般的神經快感？事實是，只要認同的欲望期待尋找一個定著的「位置」(location)，政客油嘴和民粹論述就可以竊之、據之並憑之作為權力演繹的場域；「私政治」從來都是公共放縱與集體歡呼的結果，一個「未啟蒙」的群眾能不能帶出一個超克後權威的時代？例如，如果一種「恨中國=愛台灣」的變形意識不被解咒，人民的「主體認同=政治崇拜」的欲望投射就會根深蒂固；如果陷入一種「河洛霸權」而自鳴得意，民粹暴政就會在這塊領地上悄悄搭起。

民粹其實是一種「家園政治」，它提供土地的憑弔、焦慮的出口、情感的撫慰和安全的庇蔭，在此意義下，權威始終是一種止痛劑，它提供療傷與慰藉。固然，按民主左派的反思，「省籍路徑的民主化」已被檢證為一場「民主短路」，公共領域之普遍論述的重構被視為一場「民主補課」而有其必要，但是對一種普世價值的重新界定，對一種「新主體」的再次召喚，這依然只是走向一種「認同結構」的再造。換言之，解構和重構依然走在一條既定的結構上。

威權是人民幼稚化的表現，因為威權總是「作為民粹」，民粹總是「作為威權」。在對威權結構失望的地方，就是左派轉向人民並從中燃起希望的所在，但這絕不等同於給人民一個新的結構。另一方面，批判並非總是對應於結構，左派也不只是權威結構的「職業批客」，即使干冒知識暴力的原罪，即使可能陷入「屬民再現」(representing subaltern)的危險，人民啟蒙依然是左派的要務。左派不應排斥充作人民的導師，因為人民就是左派，而且只有人民才是永遠的左派。

啟蒙意味著將「民粹之民」轉化為「民主之民」，這需要探索民粹意識中精神病理的根源和症狀，在此意義上，左派知識份子應從對威權之「微視物理學」的精緻分析轉向人民意識的啟蒙教育，因為一再醉心於對威權的微觀分析，等於一再複製並再現一種威權現象，最終只是弔詭地拱衛孤獨的個別學者以及包圍著他的系統優勢。對民主左派而言，批判不是左派應該揮別或戒除的傲慢，該揮別是人民意識中那種「言必稱認同」的主體欲望；站在少數者的陣營裏不必過度謙虛，倒是應該警惕「在地論述」的自閉性。台灣左派的首要之務是斬斷政客與民粹之間的認知紐帶，棄絕對家園雛兒式的依戀，把那個「民粹主體」流放之、戲謔之、荒謬之。其實，沒有離家的流亡不會有真正愛家的疼惜，果如此，則家園始終只是離家後的想像，一種返家之後的「面目全非」。而今日可以確定的是，家園政治作為今日台灣民粹政治的欲望結構，已被斷定正是阻滯市民社會之公共性得以成長的最大根源，所謂「愛台灣」已退化成為一種美學的暴力，它正在逼使台灣走向「台孤」之路。

我們期待一種「台灣左派」，它告別國家神話、種族迷思與本體認同，它告別結構決定論與政治一元化；它尋求一種「後政治」場域下跨文化、多種族、無本體的「文化流動體」(liquid agency)；這種流動的主體性是一種「無家的忠誠」，一種跨文化多元視域，它不再以權威和政客為護傘，而是以人民的幸福為歸宿。

以賽．柏林(Isaiah Berlin)曾經說過，知識份子是站在公共舞台上為人民作證的公共思想家。剛辭世的後殖民理論家薩依德(Edward Said)總喜歡引述一位12世紀德國僧侶的一段話，這段話是：發現世上只有家鄉才是美好的人只是一個未曾長大的雛兒，發現所有地方都像自己家鄉一樣美好的人已經長大，但只有認識到整個世界都不屬於自己時，一個人才最終走向成熟。 

作者：宋國誠，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