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開發的可選擇戰略與模式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四所研究員兼所長
宋國誠
本文刊載於宋國誠主編《21世紀中國(卷一)：西部大開發》，2002/05
摘要
對於西部大開發，正確的認識應該不是指政府集全國財力、物力與人力，對西部地區進行開山挖地、造林植樹、鋪橋蓋路等一系列開發活動，而是在東西部發展出現嚴峻的差距之下，立足西部的現實與條件，從長期面、深層面和結構面，創造西部經濟增長的環境與條件。重要的是，客觀而正確的認識西部實情與現況，特別是西部落後的背景以及東西部發展差距的深層原因，才能找到包括根治問題本源、構思有效路徑和政策執行的總體戰略。
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模式應是一種「可選擇模式」而不是「紙上規劃」模式。本文以「梯度逆轉」和「區域增長趨同」兩個理論假設，對西部大開發的可能性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參照並綜合中國經濟學家多方面觀點，提出「漸次推進戰略」、「適度傾斜—總體協調戰略」、「中速低熵戰略」、「改良式地區增長極戰略」等可能性戰略(alternative strategies)，以及執行這些戰略的可選擇開發模式。
關鍵詞
西部大開發 區域經濟 可選擇戰略 梯度轉移 增長趨同 增長極
作者簡介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美國哈佛大學研究(1999-2000)，現任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專任研究員兼第四所所長，政治大學民族系兼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馬克思主義、後殖民主義、中共對台政策與兩岸關係、中國國家能力、中國社會與政治發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民族主義、全球化。著有「馬克思的人文主義」、「中國跨世紀綜合國力(公元1990-2020)」等書。
聯絡方式：29394921 ext 266 E-mail: gcsong@nccu.edu.tw
壹 前言
公元2001年1 月1日，中國國務院公佈實施了「關於實施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的通知」。被譽為「世紀工程」的中國西部大開發正式啟動。整個中國大陸，從中央到地方，從東部到西部，從國內到國外[1]，已經掀起一股西部開發熱潮。中共中央近期針對西部開發的舉措也已紛紛出台，例如「西電東送」工程率先開工[2]，財政部擬將大部分國債資金和國外借款投向西部，中央銀行將改變所控銀行的貸款結構—加大中、長期貸款的比例，農、林各部也提出一系列鼓勵農業綜合開發與改善生態環境的政策措施，財政部已將2000年用於生態保護和建設的支出由70億增加至120億，並打算在5年內共支出1100億元，鐵道部、交通部也分別宣示要讓千億以上的投資向西部地區傾斜，鐵道部副部長孫永福證實，「十五」期間將投資近千億元用於建設西部鐵路，到2005年，西部鐵路網將由現在的1.6萬公里擴展到1.8萬公里。另外，基礎建設中「十大工程」和「退耕還林(草)」，已確定成為2000年西部開發的主調。換言之，在上述國務院西部開發措施尚未施行之前，西部大開發就已經提前上路。
對於西部大開發，正確的認識應該不是指政府集全國財力、物力與人力，對西部地區進行開山挖地、造林植樹、鋪橋蓋路等一系列開發活動，而是在東西部發展出現嚴峻的差距之下，從長期面、深層面和結構面，創造西部經濟增長的環境與條件[3]。因此，作為宣傳意義上的的西部大開發和作為國民經濟均衡發展和國民收入增長戰略的西部大開發，應有不同的理解和對待。可以肯定的是，認識和對待地區差距的不同理論與主張，會對區域經濟政策的制定產生不同的導向作用[4]，但更為重要的是，客觀而正確的認識西部實情與現況，特別是西部落後的背景以及東西部發展差距的深層原因，才能找到包括根治問題本源、構思有效路徑和政策執行系統的總體戰略。一種盲目樂觀(或盲目悲觀)[5]、情緒帶頭的「熱討論」，可能根本無濟於事，只有深刻認識東西差距的根本原因(不僅是對東西差距現況的描述，更是對東西差距原因的解析)，找到扭轉這些根本原因的治本之道，西部大開發才有可能成功。
貳，關於東西部發展差距的綜合分析
無論從政府投入或市場導向來看，中國西部地區並非從來沒有發展的條件與機遇。基本上，在「一五」和「三線建設」[6]時期，中國政府曾把大量的投資和生產要素投向西部，為西部發展打下較好的基礎，加上西部良好的資源稟賦，西部地區理應出現更快的增長，但這種情況並未出現。另一方面，依據區際間經濟發展差距遵循「倒U型」法則—極化效應與擴散效應力量大小對比與逆轉的結果，一個國家總體經濟進入成熟穩定階段，區際差距最終將趨於縮小。從中國全局而言，東部地區的率先發展理論上可被視為對西部地區具有「梯度推進」效應，換言之，依據梯度推進效應，完全可以將東部視為全國經濟的「增長極」並對中西部發揮擴散效應，但顯然，這種希望也一樣落空。
既然政府扶持和市場效應都未能對西部經濟產生激勵作用，除了時空因素之外，意味著必須對西部落後和東西差距有著更深刻的思考，也只有經過此一深層思考，才有可能對西部開發戰略與對策，找到合適與有效的路徑。中國經濟學家陳耀認為，中國的地區差距及其擴大，既有與世界各國區域發展過程中的共性(如資源、技術、產業等結構因素的影響)，又具有本國改革與發展中獨特的制度和政策背景[7]，此一觀點，可以說相當準確概括了中國東西差距的基本狀況，也是探索東西差距的基本出發點。
一，梯度推移的失策
鄧小平曾經指出：「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區域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8]，這是在區域經濟上典型的梯度推移理論的運用。大陸知名學者杜平分析，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和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來看，梯度推移理論和非均衡發展戰略是正確的，問題是在實施這項戰略和制定政策時出了偏差。一是機械的區分東、中、西部三大地帶，失之於過粗。中國經過了30年的發展，經濟技術梯度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東部地區雖然臨海，但並非都是發達地區，而中部的武漢、哈爾濱、長春、鄭州，西部的重慶、成都、西安、蘭州等大城市並非是欠發達地區，忽視了這些城市的發展和輻射作用，的確是一種失誤；二是片面對東部地區擴大開放，而推遲了對中部、西部地區的開放。對外開放最先在四個特區實行，而後並主要集中於東部地區進一步擴展，但卻並未適時的在中、西部地區擴大對外開放，使中、西部地區失去了發展的機遇[9]。三是政策的過度傾斜。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國家在投資、外貿、財政、稅收、金融、工資和價格等方面對東部特別是沿海開放城市實行全面的特優惠政策，這一政策有力的推動了沿海經濟的高速增展，但也同時對內地經濟乃至國民經濟產生了不良的影響[10]。所謂「優惠政策」，實質上是國家以其政權所掌握的政策資源，讓利給某些地區的一種隱蔽形式，享受優惠政策的區域由此獲得其他地區所沒有的額外利益。在經濟資源約束的條件下，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快慢和程度，與國家實行何種政策關係極大。國家對東部沿海地區實行過多的特殊優惠政策，使各地區發展在一個極不公平的環境中相互競爭[11]，這是造成西部落後於東部的主要原因。
二，中心—外圍循環陷阱
依據新經濟增長理論，一個地區的經濟成長主要依賴於資金、勞動力、技術、人才等要素的投入。生產要素的積聚與流動對區域經濟的發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從要素積聚與流動的規律與過程來看待西部地區相對落後的原因，具有很高的現實意義。
無論是資金、勞動力、技術和人才，要素的流動具有一定的規律，而一個地區之所以能夠獲得經濟增長，無非是獲得按照良性規律下進行積聚與流動的生產要素，並使這些要素按照良性規律獲得增值與擴張效益。一般而言，要素積聚與流動的規律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追求高報酬率的趨利性
從生產要素本身來考察，作為資本，它在流動的過程中必須不斷實現價值的增值，這是進行擴大再生產的要求，也是作為生產要素的載體—企業在市場的激烈競爭中得以生存的前提。從要素的擁有者來考察，資金、勞動力；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的擁有者將生產要素投向何方，是以經濟利益作為取向的，那個地方收益高、利潤大，他就會將生產要素投向那裏。
(二)要素輸入量的距離衰減原則
要素輸出地和輸入地之間的距離對要素的流動量有著明顯的影響，要素在輸出過程中必須選擇最佳的區位，而這種最佳區位的選擇主要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要素移轉的成本，一是信息傳遞的成本和充分程度。
(三)要素流動的分散—集中—分散的階段性特徵
生產要素的流動一般分為四個階段。在前工業化階段，生產要素處於分散狀態，較少流動；工業化初期階段，生產要素大量流入核心區；工業化成熟階段，核心區的要素高度集中，但開始回流到邊緣區；空間經濟一體化階段，要素在特定區域內全方位流動，生產要素重新處於相對分散狀態。
(四)要素流動組合的結構合理化規律
生產要素的流動過程同時也是一個要素結構不斷變動的過程，這種流動如果是促進要素結構的合理化，它就能促進經濟發展，反之則阻礙經濟發展，甚至造成很大的浪費[12]。
從經濟增長四項基本要素的流動來看，在信貸資金方面，若以資產負債風險管理和存貸掛鉤兩點來看，東西部相比較，信貸資金投在東部地區要比投在西部地區收益高而且較安全，因此，信貸資金可以隨著金融體系內部的同業拆款市場，從收益低的西部地區向收益高的東部地區流動，在此同時，西部人民存款的一部分，也會走上「西部存款—金融體系內部拆借—東部貸款」而流向東部。
從資本要素流動來看，東西部比較，由於公司效益的差別，東部可以由券商推薦的上市公司比西部多，東部上市公司和建立的基金也比西部多，加上西部居民多數購買東部上市的股票和基金，西部儲蓄累積的一部分，也會走上「西部居民購買股票和基金—資本市場—東部上市公司企業的資本」而流向東部。
從勞動力與人才要素來看，由於人事管理制度的放鬆，糧食計劃配給已經取消，住房商品化、保險社會化與商品化以及就醫與就學的逐步商品化，都推動了人口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追逐收益的大流動。從勞動力與人才的收益來比較，東部人力報酬較高，對競爭性人才的需求較強，「孔雀東南飛」的現象至今還看不出減弱的趨勢。
從技術流動來看，技術人才、技術專利和企業家要素在東部地區要比在西部地區獲得更高的效益，這包括人才運用的環境、人力資源的收益和技術研發的條件等等。這就是中央政府在計劃體制時代配置給西部的技術工藝、技術人才和企業管理人員，在改革開放後向東部流動的原因[13]。
從以上觀點來看，從西部地區基本上處於土地與勞動力過剩，資金、技術與人力特別缺乏的「要素匱乏」狀態，因此，西部開發一個治根性的關鍵因素就是解決西部所缺乏的要素，也就是如何促進西部地區從內部進行要素積累，並促成要素從東部大量流向西部。但是問題正在於，西部地區資金使用效率低下，人才浪費現象嚴重，有效需求的不足造成了西部地區生產要素無法充分就業，盲目的增加要素供給，只會造成資源的閒置與浪費[14]。如果再對照歷史上中央政府曾經在西部投入大量生產要素卻仍不見成效，這就證明了存在一種多渠道的西部要素的「淨流出漏損」以及東部地區要素流向西部的「淨流入障礙」。換言之，東西發展的差距主要來自一種「要素流動的陷阱」，同時也驗證了經濟學家納克斯(R. Nurkse)一個著名定律：貧困惡性循環。
參， 西部熱潮中的冷思考
自中共中央決定西部大開發政策以來，中國大陸學術界、產業界和地方政府無不熱烈歡迎。1999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現在研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條件基本具備，時機已經成熟」，對於這項前無古人的巨大工程，一時之間，各方均熱情高漲，似乎萬事俱備，不欠東風，好像一個「山川秀美」的大西部，一個實現億萬人民共同富裕的領航者就在眼前。但是在一片西部熱潮中，真正需要的是冷思考。
一，西部開發的長期性與艱巨性
以美國西部開發為例，從18世紀後期開始到19世紀末期結束，跨越一個世紀，歷經100多年，法國和義大利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地區差距才逐漸縮小。以綜合因素來看，中國西部開發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決不亞於美國西部的開發。西部地區不僅幅員遼闊，而且多處分佈在雲貴高原和青藏高原及其周圍，周邊臨國多為經濟技術落後的中小國家，缺乏類似東部沿海對外開放的「天然窗口」，很難直接從這些國家引進先進的技術與資金；西部地區本身交通和通訊等基礎設施不完善，經濟技術基礎薄弱，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和缺水問題等生態問題持續惡化，加上貧困人口眾多，人口素質低落，對幅員如此遼闊、基礎條件如此薄弱的西部，要想在20—30年間通過快速開發實現經濟起飛是很困難的[15]。加上目前國家可調動的支持不發達地區發展的資源相當有限，國際資本在中國的流向短期內不可能出現大規模西進的前景，東部沿海地區再發展的潛力還很大[16]，因此，那種認為只要有了政府的支持就會使地區差距很快縮小的認識是很不切實際的。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於20世紀90年代初期一份集體研究報告的分析，區際間「靜態不平衡差」的縮小以至消失，要靠相反的「動態不平衡差」來實現。假定A為東部某一時點上的人均工業產值(或工業總值)，B為同一時點上西部地區的人均工業產值(或工業總值)，C為該時點上西部地區對東部地區的不平衡差；又假定D為今後一定時期內東部地區的人均工業產值(或工業總值)的年增長速度，E為今後一定時期內西部地區人均工業產值(工業總值)的年增長速度，則C = A — B。要在今後某一時點上西部地區對東部地區靜態不平衡差縮小以至消失，就必須使
A(1+D)—B(1+E) ＜ C
A
即: E＞ —— x D
B
1988年，東部地區人均工業產值A為848.13元，西部地區人均工業產值B為269.99元，
A
—— = 3.14
B
如果要求到2000年，西部地區的人均工業產值接近或等於東部地區，則必需在1989—2000年期間，使E＞3.14，即西部地區人均工業產值增長速度要大於東部的年增長速度的3.14倍。
1988年，東部地區的工業總產值為A為11022.86億元，西部地區B為2651.85億元，
A
—— = 4.15
B
如果要求到2000年，西部地區的工業總產值接近或等於東部地區，則必需在1989—2000年期間，在工業總產值的年增長速度上，西部地區要大於東部地區的4.15倍[17]。(頁44)
若根據經濟學家李京文以1992年東部地區人均國民收入2322元，中西部地區為1268元為起點來測算，則只有當中西部人均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是東部地區的1.83倍時，東西之間人均國民收入的絕對差距才有可能逐年縮小[18]。
依據上述背景，中國資深的區域經濟學家陳棟生認為，西部大開發絕不僅僅是物質資本的開發與積累，同時亦是人力資本開發和新型精神文明的形成。因此，對於西部開發的困難度要有足夠的估計，這是他提出以近一個世紀時間完成西部大開發的主要根據點。西部開發的艱難性，除了自然條件、市場態勢和環境變化以外，也存在著社會人文條件和隱性成本。西部地區由於長期處於生產力低下、教育事業落後和小農經濟的封閉性，在西部某些地區亦形成了一些不利於現代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的「區域文化積澱」。例如「小富即安」、「寧可苦熬、不肯苦幹」、「等靠要」等思想。而對這種隱性障礙的克服，又涉及到從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到文化、價值觀念的深刻變革[19]。
西部地區由於長期受到貧困與落後的困擾，西部官員和民眾總是存有希望快速致富、急於求成的情緒，儘管西部大開發的最終目標是縮小東西部差距，但由於慣性作用，未來東西差距的變化必然要經過「差距擴大程度的緩和期」到「差距縮小期」兩個階段。這個「緩和」階段至少要持續到2030年前後[20]。西部地區由於受到自身和環境的限制，未來20年間中央與地方政府在西部開發中所做的一切，都只能是減緩東西部差距擴大的程度，而不可能是縮小差距[21]。甚至還有經濟學家指出，西部開發不僅是一個縮小地區差距的戰略，更是一個「長時距」的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它需要經歷更長的，可能至少是三個階段的時間跨度：(1)啟動階段。由於過去「積累性因果循環」的作用，啟動西部經濟發展，其難度可能更大於改革初期的東部，此一時期不僅東西部的差距不會縮小，而是繼續擴大；(2)系列高速增長帶和經濟區的形成。西部開始逐漸形成寬幅的聚集效應，帶動整個西部經濟增長速度的加快，此一時期東西差距的擴大受到控制，積累性因果循環受到扭轉；(3)起飛時期。西部經濟整體進入良性循環，東西部差距開始縮小，全國市場一體化局面才可望形成[22]。
另一方面，即使目前中國政府相當正確的將加快基設施建設列為西部大開發的「先頭性」舉措，但基於西部地區空間立體的地理阻隔和市場分散，在啟動初期，基礎建設呈現總體投入成本高昂而效益低落的反差性矛頓仍然會繼續存在[23]，儘管中國政府已決定實施新一輪的西部傾斜政策，要形成一種東西部要素循環流動的機制還有一段很長時間，而當誘導機制尚顯乏力時，政府投注西部的要素重新向東部淨流出，從而抵銷政府傾斜性財政投入的矛盾現象也還難以避免[24]。
二，資源與礦產的「開發幻象」
一提到「西部大開發」，許多人不免陶醉在土地的遼闊、資源的豐厚、廉價的勞力和豐富的礦產。例如至今還有地方能源經濟學家提出「能源大開發」戰略，認為西部地區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基地」，能源開發對社會經濟的長遠發展以及西部自身的發展具有先導性作用；地方經濟學家甚至提出「能源開發可持續發展戰略」，認為應該建立「資源耗損補償」和「環境耗損補償」這種與「可持續發展」相矛盾的政策機制[25]。實際上，西部的天然優勢僅僅是一種「潛在的數字」，雖可激發無限想像，但卻難以化為現實的經濟利益。基本上，西部開發並不等於開發西部，許多西部官員目前還停留在開發西部資源以「脫貧致富」的思維框架裏。西部地區占國土面積約71%，占全國人口29%，但實際上，29%的人口早已擠滿西部所有可供居住的地帶，與其說地廣人稀，不如說是地險人綢。相對於給定資源下的人口擁擠和對僅有土地的過度開墾，使得與其說是「開發」大西部不如說是「休養」和「再生」大西部。
在「九五計劃綱要」中，有關加快中西部發展五項政策中就有四項是環繞在自然資源的開發，儘管「十五」計劃已經作了調整，但「開發西部豐富資源」的思想定勢依然存在。實際上，以1998年為例，全球能源、金屬礦物、原材料的國際價格分別下降了28.5%、15.4%、24.1%，下降幅度不可謂不大。如果西部開發依然以資源開發為導向，不僅不能帶動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反而會形成新的債務、虧損和失業「三大包袱」[26]。
根據中國社科院及若干專業化數量經濟學家運用可持續發展系統學理論與方法，將全國或地區可持續發展總能力分為若干個子系統，然後對各個子系統進行定量分析和近2億次的有運算之後，得出中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排行榜[27]，如表1 :
表 1 中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排行榜
|
地區 |
綜合能力 |
地區 |
綜合能力 |
地區 |
綜合能力 |
地區 |
綜合能力 |
|
北京 |
42.17 |
山東 |
25.28 |
安徽 |
-16.63 |
雲南 |
-21.69 |
|
天津 |
35.74 |
廣東 |
47.39 |
江西 |
-8.84 |
西藏 |
-27.31 |
|
河北 |
9.24 |
廣西 |
-11.65 |
河南 |
-8.44 |
陜西 |
-16.07 |
|
遼寧 |
19.28 |
海南 |
-1.20 |
湖北 |
14.45 |
甘肅 |
-46.19 |
|
上海 |
51.81 |
山西 |
-22.09 |
湖南 |
12.45 |
青海 |
-42.57 |
|
江蘇 |
41.36 |
內蒙古 |
-27.71 |
重慶 |
-19.28 |
寧夏 |
-43.77 |
|
浙江 |
39.76 |
吉林 |
3.21 |
四川 |
-15.26 |
新疆 |
-14.86 |
|
福建 |
35.75 |
黑龍江 |
8.44 |
貴州 |
-4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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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以看出，在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在區域可持續發展綜合能力排比上，位居全國後15位的全部涵蓋了西部大開發對象的12個省、市、自治區(後15位中的其他三省則占有接近西部的山西、江西二省)，可見，以西部資源開發為導向的思路與西部的實際情況非常的不適稱。
三，對西部經濟區位的錯誤定位
至今為止，一提到西部大開發就興起諸多「希望的聯想」，諸如西部資源儲量豐富，開發西部既可擴大內需，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特別是確立國民經濟對資源與能源的需求保證。但是這種「資源導向型」和「市場吞納區」的觀點，只能是西部開發初期階段的一種過渡方式，而不是西部區位經濟角色的合理定位。西部大開發不僅是一個涉及東、西部綜合協調發展的問題，更是一個地區經濟的「利益博弈」的問題。如果僅僅將西部地區定位為資源和初級產品的供應地及吸納東部地區過剩商品的消費市場，西部地區無法實現從資源優勢向技術優勢、經濟優勢的轉化，西部開發的利益極可能被東部企業所攫取，使西部地區成為東部落後產業的流聚地，甚至使西部在區域經濟發展中處於「附屬」、「下游」的位階，屬於「低梯度地區」，從而受制於東部和中部地區[28]。
四，國家介入慣性
如果市場導向往往是導致區域發展不均衡的主要推手，通過「國家再介入」以矯正市場過大的極化效應，是西部大開發戰略上不可避免的選擇，這就意味著國家必須扮演社會最後再分配的角色。不少經濟學家認為，西部大開發基本上是基於政治安定與社會公平，在東部地區20幾年來獲取高額改革利益之後，對西部落後地區所作的補償措施。儘管市場自由原則和中國加入WTO之後使得政府優惠政策的選擇空間變得相對有限，雖然國家未必都採取違背市場效率的方式進行介入，加強西部基礎建設和生態保護又是除了政府以外無人可以取代，但是如前所述，中國政府對西部地區的扶持並非始於今日，早在80年代中期開始，政府通過基礎設施投資、礦產資源開發利用、農業綜合開發、財政補貼和轉移支付方面，已經作出相當的支持，但這些努力縮小東西差距的作法並未產生明顯效果。另一方面，基於東部發達地區對周邊地區(包括西部地區)的回波效應，政府投入在西部地區的巨額資金，還是有可能通過銀行內部拆借體系、證券資本市場和消費性支出回流東部；再一方面，在國家經濟情勢處於較為寬鬆局面，國家有可能在宏觀上採取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對西部進行積極挹注，但一旦遇到經濟緊縮或通貨膨脹，此時政府要麼繼續採取犧牲國民經濟效益的方式，給予西部地區支持，要麼採取緊縮資金注入，在此情況下，西部極可能率先成為「斷奶區」。這種情況一方面是西部大開發啟動之初，有人提出恐將降低全國經濟發展水平之疑慮的原因，而若國家咬緊牙關持續扶持西部，將造成國家介入的長期慣性，導致計劃體制復歸的危險性。
五，「硬資源」依托和對「市場導向」的迷信
根據「中國社科院西北開發戰略研究課題組」所作規劃報告，西北大開發應以「大突破、大跨越」作為戰略選擇。所謂「大跨越」包含了三個基本超越：對發展階段中常規秩序的超越、對本地區曾經實現過的經濟發展水平及增長速度的超越、對東部沿海地區的超越。這種大超越模式，基本上是以西部地區的自然地理與資源稟賦為立論點，並以超越東部經濟發展水平為目標。因此，實現西北大超越必須充分開發動員本地資源，積極吸引外部資源，重視市場機制，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加快優勢產業發展，實現經濟持續較高增長和經濟社會的全面振興[29]。這種大超越戰略，基本上是一種出自於「時不我予」的超趕思維，
若著眼於快速拉平東西部差距，基本上無可厚非。
但是若僅僅依托西部先天稟賦的「硬資源」為基礎，訴諸於一種「以資源為依托，以市場為導向」的戰略構想，則未必準確描準了西部開發的目標，也未必符合西部經濟現實。所謂「礦產開發」，涉及到是否值得開發以及開發多少，必須區分資源的潛在價值和實際利用價值，對於豐富的礦產資源，即使技術上完全可行，也未必具有經濟開採的價值，特別當國際能源價格相對低廉，國內外匯儲備相對充裕時，能源礦產的開發可能根本是一種消耗而不是增值[30]。國內外「礦竭城衰」的歷史已經證明，即使通過自然資源的開發求得一時經濟上的繁榮，但無論如何都不能取得經濟、社會、人口與環境的長期可持續發展。經濟發展歷史已經證明，當地是否擁有豐富的資源已經不再是決定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特別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發展主要是依靠技術進步來實現，資源、原料型經濟產品的過剩特徵已經非常明顯。在此意義下，一種「以資源為依托，以市場為導向」的開發戰略，實際上是一種思想誤區[31]。另外，東部發展經驗也已證明，通過獲得後天性「軟資源」—包括各種優惠政策的運用、證券交易所的建立、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人才資源、商標、專利、信息、科技和環境創新等等，是東部經濟起飛的關鍵。由於東西部差距主要是知識、信息、技術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差距，因此西部開發在推進自然資源開發的同時，應以人力資源與「軟資源」—如企業家、品牌、商標、專利、市場網絡、信息產業、市場體系、政策與環境創新等後天獲得性資源，放在最為優先的地位上[32]。
至於「市場導向」的路徑選擇，有一種觀點認為，依賴純粹市場導向其結果可能根本不是東、西部發展差距的縮小，而是進一步擴大。因為市場力量的作用一般是傾向於增加而非減少地區之間的不平等，如果只憑市場的力量而不受到政府政策的干預，則幾乎所有的經濟活動都會向市場發達地區集中，從而使其他地區處於落後狀態[33]。從改革以後中國經濟情勢的實際演變來看，儘管政府實施不平衡發展戰略使稀缺經濟要素投入偏集於東部，但政府的偏重為輕，市場的偏重和東部區內的自我積累為重，如果放任市場的作用，資源流動的偏向將更不利於西部[34]。以國際經驗來看，英國於1963年成立「巴洛委員會」，任務是設法遏制產業與人口過度集中於以倫敦為中心的英格蘭南部地區；美國於1941年成立「田納西河域管理局」，制定完整的河域開發計劃，目的是對這個貧困地區進行合理開發與利用。換言之，在西部開發中主張市場主導的觀點，實際上是一種迷信「東部奇績」和「市場萬能」的產物。
肆，西部大開發的可能性分析
儘管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已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但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構思與提出，不可能只是政府或西部人民主觀的願望與期待，它客觀上必須反映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與規律，這就涉及當前存在的東西發展差距是否具備獲得扭轉的可能。
一，梯度逆轉的可能性
地區差距的擴大必然使社會整體經濟效益下降，出現經濟低水平的增長，這是因為地區差距過大不僅將使發達地區的勞動力成本、土地價格、投資成本上升和報酬率遞減、以及其他費用的上升。特別當發達地區的生產過度集中，社會總物流成本相對高漲，這時候極可能分別對發達地區和落後地區產生兩種惡性結果：一方面社會有效需求的萎縮使發達地區市場出現飽和性蕭條現象，而成本的上升使企業的盈利水平逐級下降，這迫使企業走向同行競爭，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另一方面，由於地區差距持續擴大，落後地區的生產和人口不斷向發達地區集中，產業競爭力不斷下降，這將迫使落後地區採取掠奪資源式開採以維持很低的經濟增長率，導致生態與環境的嚴重破壞。
地區發展差距意味著國民收入在不同地區和個人之間的分配或分佈很不平均，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過大，這時候如果新增國民收入中用於消費的部分遞減速度越快，邊際消費傾向就會以較快速度下降，這同時也意味著社會有效需求相對於不斷擴大的國民收入會以較快的速度趨於萎縮，也就是一國經濟出現過早老化的現象，過早的進入過剩經濟，從而抑制了經濟的增長。因此，當一個國家地區間的差距擴大到使較發達地區過早走入「成熟」狀態之後，開發落後地區，縮小地方差距，就成為拉動內需以刺激經濟繼續增長的必要手段。
當發達地區過剩經濟形態出現以後，發達地區過剩的資金處於閒置狀態，如果這時落後地區能夠創造吸引這些剩餘資金流入的條件，或培育資金流入和提高收益的方式與途徑，握在處於惡性競爭之下的企業剩餘資金就會作出選擇，要繼續滯留在發達地區從而導致該地區經濟的畸形發展，還是尋找投資機會以促進新一輪的經濟增長[35]。
以上的分析說明了，地區發展差距一方面必然逼出主觀上加以改善的願望，一方面在客觀上足以創造一種梯度逆轉的可能性。關鍵就在於落後地區如何建立這種「逆轉機制」，這就是創造西部要素流入的機制，創造西部成為國民經濟新一輪經濟增長的轉進地帶，一方面使發達地區的過剩經濟得到緩解，一方面通過落後地區走「補缺經濟」[36]的道路，就有可能實現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
二，區域增長趨同的可能性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假設資本報酬具有遞減的特徵，由於發達地區具有較為充裕的資本投入，因而較早遇到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相反的，落後地區資本報酬遞減現象出現較晚，因而可以取得較快速的經濟增長，另外由於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與其人均收入的起始水平呈現負相關，起始水平越低，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將越快。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這種增長速度的差異，經過一段時間，落後地區會逐步趕上發達地區，經濟增長理論把這種可能的現象稱為經濟增長的「趨同效應」(convergence)[37]。當然，經濟增長的趨同是以發達的市場經濟體制和自由競爭為背景的，它需要完善的工業體系、成熟的技術力量、寬闊的市場和發達的交通運輸網絡等等為條件。如果這些條件都不具備，這種趨同效應就會被阻斷，形成一種發達地區和落後地區內部各自相反的趨同現象，形成一種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俱樂部趨同」。但是儘管如此，我們仍然不得不假定，只有在中國區域經濟增長中出現這種趨同現象的條件，西部開發戰略才有取得成效的可能。但是，由於趨同現象本身即是一種「條件式的假設」，因此趨同現象必然是一種有條件的趨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構思基點就落在是否存在這種有條件趨同的可能性。
經濟增長趨同理論受到了中國知名經濟學家胡鞍鋼的批評。胡鞍鋼指出，趨同論是建立在市場自由主義和要素自由流動的假設之上，這些假設都是基於一種「市場萬能」的想法，認為經濟發展將根據「報酬遞減」和「比較優勢」法則，在一定時間內達到自然平衡。但是，即使在市場完全自由狀態下，要素的自由流動從來就不是沒有障礙的。以資本為例，在現代經濟中，投資項目有愈來愈大的趨勢，一旦投資就往往被限定在一定的區域之內，而大部分投資類商品在設備和結構上都是被「鎖定」的，不管人們的意願和目的如何，它們都是無法流動的；即使是「最輕便」的勞動力流動，也往往因為信息不全或流動成本過高(包括信息成本、培訓成本、路費和精神成本等等)而形成流動障礙[38]。胡鞍鋼還指出，各國經濟發展上趨同的例子正反皆有，但「富裕國家」顯然容易找到趨同的案例，而低收入國家的趨同現象則相當罕見；以全球而言，占主導地位的不是趨同而是「趨異」。
但是，胡鞍鋼的觀點還有商榷的餘地，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趨同理論的假設是否完整，而是在於區域經濟差距性發展中是否存在「可趨同的條件」，在區域經濟「趨同」與「趨異」條件並存狀態下，是否存在政府政策足以誘發或創造「趨同大於趨異」的發展趨勢。根據經濟學者蔡昉、都陽的研究，中國從改革初始年份(1978)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隨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呈現負相關這一事實，說明了中國區域經濟存在著「有條件趨同」現象。在此過程中，各地區的開放程度、初始年份的人力資本稟賦、投資率、就業率、投資效率等等，都從不同角度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但政府消費支出則產生負面影響[39](如圖一)。這一結果說明了，西部開發要產生追趕東部的趨同效應，應致力於：1，加大對西部人力資本的投資，提高西部在經濟增長中的綜合社會學習能力，通過研究與開發的要素投入，導致技術進步，並間接產生降低人口增長的外溢效應，因此，政府的財政投入應主要投向促進教育和人力資本積累的領域，這意味著除了積極推動各項基礎建設的「硬環境」以外，更要致力於包括品牌、技術專利、知識存量、法律體系、政府運作效率監督、鼓勵創新投資等等的「軟環境」；2，政府改革，特別是減少政府支出和政府對市場機制的不當干預，這意味著要建立「廉價政府」，包括政府職能的定位、政府機構的精簡、完善法治環境等等；3，加大地區經濟的開放程度，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上發揮最大的作用，這意味著必須採取比起東部地區在初始階段更優惠、更特殊的「超特區政策」，在產業准入、資本要求、合作方式、分配方式、稅收政策等方面，採取更大膽的的開放政策。依據蔡、都兩位的觀點，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中如果能夠創造上述條件，將有可能通過「政策槓桿」創造經濟趨同的條件。
圖
1
資本報酬率下降
發達地區—————————®
趨同效應
¬———————— 落後地區
人均收入起始水平
與人均收入增長速度負相關
無論是「梯度逆轉」和「趨同發展」，客觀上既需要依賴市場力量但又不能僅僅依賴市場的「放任式」調節。實際上，縮短東西發展差距需要一種「政府超前市場」的宏觀經濟戰略的帶動，它並非單純意義上的國家干預或國家政策的逆市場操作—這將導致經濟失調、干擾地區之間自然的經濟聯繫；但也不盡然是政府充當市場機制的輔助工具—這也將導致資源與效益的巨大浪費。而是一種「準政府替代市場」的方式，通過政策支持系統和提供制度創新誘因，逐步發展足以扭轉區域失衡的經濟動力。就「梯度逆轉」而言，政府應該扮演「投資者」角色，在西部地區創造有效的需求拉動機制，造就東部剩餘資本西進的條件；而就「趨同發展」而言，也需要政府進行西部地區的基礎建設，通過優惠政策誘發西部地區要素流入機制，加強東部對西部的支援力度[40]。換言之，中國政府如果能在市場對資源的效益配置和收益分配的公平目標中，求取政策的平衡性與誘導性，就有可能實現縮短東西部發展差距的目標。
伍，戰略思路與原則
西部大開發是中國大陸西部地帶乃至全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戰略大局，此一大局的立足點，不僅是宏觀規劃上的第一步，亦是指導並推進各種西部開發模式的前提。然而所謂「立足點」，不僅涉及到立於「那個基點」？還包括對「立基點」的綜合考量。這些綜合考量從微觀面的區域情勢(簡稱「區情」)—地方優勢與劣勢、地方特色與條件，到中觀面的區域聯繫關係—要素流動、產業協作、政策斜度，再到宏觀面的國民經濟調控、區域整合乃至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等等，層面非常廣泛，議題至為複雜。
西部開發的戰略考量基本上不是一套或兩套戰略的選擇運用，一個有關西部開發的戰略應是一種「綜合戰略」，一種多元思路下的套配戰略系統。當然，在分析上，基於不同的立足點和側重面，仍然可以進行重點戰略的討論。至今，浮現有關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思路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漸次推進戰略
漸次推進戰略係著眼於西部經濟發展的現實基礎與條件差異很大，地理上的多元狀態、自然資源差異和可開發利用條件亦大為不同，因此，如何使稀缺要素在最適宜的產業和地區聚集，提高經濟要素的利用效率，使得漸次推進戰略在啟動初期具有很高的選擇性。
從空間上考察，經濟增長在各個地區是以不同的速度進行的。在增長速度的推進中，某些主導產業和創新性行業的「推進作用」和「增長速度」將居於關鍵地位。漸次推進戰略基本上不從總量指標上衡量國民經濟的發展結果，而是把國民經濟分解為部門、行業和工業項目，以非總量的方法安排經濟發展計劃。因此，漸次推進戰略必須涵蓋幾個推進層次。依據中國經濟學家劉連銀與任師東的觀點，這種推進層次可以規劃為：一個先導，二項並舉，三面推進，四線穿插，多路佈點。
一個先導，是指基礎建設的優先發展。由於地理阻隔造成的經濟分散性，西部的基礎設施部門被視為最具聯動性的關鍵部門。如果西部地區繼續存在基礎設施的頑強約束，將使地區內市場聯結，農林牧商品化和產業化，引進外資和啟動區內私人投資，潛在資源優勢轉化為現實經濟優勢，經濟增長帶、環線和區的建設，統統變成空想。鐵道部近期宣佈今後五年西部鐵路投資要達到1000億元，並且克服困難貫通進藏鐵路；交通部也宣佈西部8條公路大通道工程建設開始啟動，這些都是以交通、電訊等基礎設施為先導的保證性舉措。
二項並舉，是指農林牧副旅遊等西部生態產業與水電資源和地下資源的合理開發與利用並舉，把西部的潛在優勢逐步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優勢。這將使西部既在全國性產業分工和產業內部分工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又能形成積累與開發的良性循環。青年經濟學者劉連銀和任師東認為，由於生態生產在西部經濟中至關重要，是發展西部經濟的根本之路，因此在西部大開發中，縣域經濟應按「新農本主義」的思路進行區域經濟規劃，以農副牧林綜合科技開發為龍頭，提高農副牧林的科技含量，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生態綜合開發的前向效應是使西部優勢農牧林業的產業化和商品化，逐步解決幾千萬人口的貧困問題；後向效應是帶動農牧林產品加工工業，延長價值鏈；旁側效應是通過提高人均收入，增進消費與積累，帶動消費品生產。
三面推進，是指利用西部地區在西部、西南邊境貿易發展的條件，逐步形成外向型經濟增長地帶，向縱深推進。同時又利用靠近中部的工業集中區，架起東、中、西人流、物流、資金流的橋樑。由於這些城市群已有良好的基礎條件，將這些城市群建立為西部發展的營運中心帶，把轉換城市經濟職能和產業結構調整與向西部市場推進相結合，使這些城市群成為為西部提供人才、管理、金融、商貿、科技、基礎服務業的基地，而不僅僅是單一的工業基地。
在進行三面推進的同時，應搭配「重點產業的躍升」策略[41]。這種策略可以採取兩種方式 : (1)選擇具有較強地域特徵的自然資源產業，通過提高該類產品的知識含量，使其不可替代性的優勢進一步增強，從而有利於市場的競爭。西部地區應該極力避免把主要力量用於發展本地沒有多大市場的產業，盲目的在一些競爭最尖銳的領域與發達地區展開角逐，其結果只能是以失敗告終；(2)基本上，勞力密集產業與資本密集產業並不必然是完全對立的，不同行業的生產特點有各自提升知識含量的不同方式。選擇西部具特色的產業，以中度知識含量的策略提升產品的多樣化與高質量，將有助於西部經濟增長帶的建立。
四線穿插，是指利用伸入西部腹地的4條鐵路線，重點建設經濟增長寬幅帶。這些沿鐵路新經濟增長帶的建立與推進，對西部廣大腹地的開發至關重要。
多路佈點，是利用現已形成的公路網進行沿線經濟集聚點的建設[42]。
二，「適度傾斜—總體協調」戰略
這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20世紀90年代中國區域經濟的總體觀察，在檢視了「加速發展戰略」、「平衡發展戰略」、「非平衡發展戰略」各自的缺點以後所提出。此一戰略強調經濟健康成長是一種「重點」、「協調」和「持續穩定增長」三者有機結合的發展過程，把三者割裂開來只強調其中一者的區域發展戰略，在實踐中都將遭遇障礙。「適度傾斜—總體協調」發展戰略的基本特徵是，在有一定傾斜的前提下來協調整個區域產業和空間發展比例關係，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強化地區總體功能。
這一戰略的基本內容是：
1，重點與一般的協調：首先是選擇面向全國、具有地區優勢的工業部門，選擇綜合條件較好的點，實行投資與政策的雙重傾斜，使之「超前啟動」，在此基礎上，形成一批區域經濟增長極。同時，對於制約地區經濟發展的某些「瓶頸」部門和要素，對綜合條件較差但具有某些優勢和一定潛力的落後地區，特別是對貧困地區，也要安排一定的力量予以加強、改善、扶持；對目前尚未形成優勢，但發展潛力大，可以成為未來主導產業的「潛導產業」，要量力而為，積極培育。即要素的投入既要突出重點，保證重點，也要兼顧一般，照顧落後。考慮未來，有主有從，有先有後，同時防止傾斜過度、孤軍突出和平均分配、分散資源這兩種傾向，使區內各部門都能在大區域經濟體系中占有一恰當的位置，各自發揮其在產業關聯中應有的作用，從而提高區域經濟系統的運行效率。
2，外循環與內循環的協調：西部地區以往的重點建設，偏於外循環，大批重點企業和重點工礦區的生產協作鍊條基本上甩在區外，而與地方經濟相分離，外循環與內循環的脫節，造成生產要素在空間上的分割，生產要素的運用效率隨之大大降低。因此，西部大開發應重視以外循環換回區內缺少的生產要素，來促進區內經濟的小循環。內循環暢通，增強輸出能力，才更有力量參與外循環。這就要依托和發揮優勢部門的前向拉動和後向推動以及增長中心的極化效應與擴散效應，在強化與外區的關聯性和互補性的同時，加強區內產業間、地區間的經濟技術聯繫，擴大內部循環，將大中型骨幹企業和大城市的先進生產要素，向農業和地方工業滲透，支持地方經濟的發展。
3，地區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協調：即服務全國與興地富民相結合。首先是服務全國，急國家之所急，才能到得到全國的支援，這對於比較落後的西部地區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同時，地區是全國相對獨立的一部分，在全國多層次、多元化的權益結構中，代表著一個權益層次。因而，在服務全國的前提下，還必須用興地富民的目標去武裝組織動員群眾，增強內部凝集力與驅動力[43]。
三，中速低熵戰略
在考慮到速度與效益關係的基本問題上，西部經濟地帶雖然具備相當的自然資源優勢，但西部天然資源距離「可實現資源」的目標還有一段距離。判斷一個地區資源的豐脊程度，還取決於生產力水平，只有與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資源才是現實有用的資源[44]。在對西部新的開發模式中，西部既無條件也負擔不起高昂的開發代價，維持「低熵」原則，走低資源成本的開發戰略，已是無可替代的選擇。
低熵原則立足於一個動態創新系統和效益均衡的速度約束。它包括
1，區域創新系統的構建。從成功的國家發展史來看，最終促使區域經濟高質量增長的因素中，技術創新系統的質量要比個別技術創新能力更為重要，對西部經濟開發而言，有必要從過去「注入式」(輸血式)的模式，轉變為「內生式」(自動式)的開發模式。使西部開發不只是簡單的吸取其他地區的負熵效應，也使開發利益不限於本地人收益，並至少促進本地開發的持續和資源再造的能力。
2，區際開放與流動性。依據現代區域研究的新觀點，區域經濟賴以發展的產業並非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從低熵理論出發，區域之間靜態的勞動分工已不再適應發展的需要。因此，對於那些整體性不明確而在西部又明顯處於劣勢的產業完全可以進行肢解，通過合作與外部交易實現外部範圍經濟。
3，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由於西部地區的市場機制普遍並不成熟，在開發初期政府的介入與干預是客觀必要的，但必須在尊重市場選擇結果的基礎上。政府宏觀調控可以對西部市場規則、創新政策、法律制度、基礎研究的開展和基礎設施進行引導，但同時必須加速市場培育，並使之發揮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作用。
至於中速原則則立足於經濟結構優化和制度、技術創新而不是短期目標的
超趕。近來有關區域發展研究的主題，已由國家由上自下建立指導性經濟發展中心，單純依賴外力(外來資本及本地資源，亦即高熵)發展的思路，轉向依靠內力發展地方經濟(endogenous regional development)的途徑。以這種思想來看待西部開發，關鍵在於釋放微觀經濟基礎的活力，在於經濟結構的調適，而非國民經濟的短期超速發展[45]。
四，改良式地區增長極戰略
增長極理論的基本觀點是，一個國家實施平衡發展在現實上是不可能的，經濟增長通常是由一個或數個增長中心逐步向其他部門或地區傳導，政府通過傾斜投資政策有計劃的培養某個產業(支配產業)和城市(地區)作為經濟「增長極」，帶動相關產業和地區經濟的發展。通過對周圍地區產生「負回波」(集聚)和「正擴散」(輻射)雙重效應，以帶動整個區域的發展。
增長級理論是以「空間毗鄰性」和「產業關聯性」為依據，立足於非均衡性梯度推進區域發展的構想[46]，所以又稱為「地域過程理論」或「非均衡重點突破戰略」。
經濟學家佩魯(F. Perroux)是「增長極」理論的提倡者。區域經濟首先通過幾個「增長中心」的增長，將形成一種「支配效應」，這種支配效應是指一些先進的經濟單位利用不對稱或不可逆或部分不可逆的效應控制或影響其他經濟單位的現象，其或可因為歷史和偶然的因素產生，但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結構與制度的誘因，將是產生支配效應的主要關鍵。至於支配效應的實際作用則產生於主導部門對其他地區的幅射效應，主要表現在技術創新的示範與擴散；資本的集中與擴散；規模效益[47]。而「增長極」理論在產業和工業網絡上的運用，就產生所謂「增長點」的發展模式。
由於中央政府財力有限，客觀上不可能採取「遍地開花」的方式進行開發，只能選擇空間位置與區域經濟聯繫度較高的地區和產業關聯度較高的產業作為重點，非均衡性的推動西部開發。根據此一理論的推演，西部的地區與地區之間客觀上存在著經濟技術梯度高低的差異，西部經濟的增長必然是一個不平衡的連續動態過程，增長應該發生在區位條件較好、具有比較優勢的地方，以這些率先發展的地方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增長級」、「火車頭」，通過區域關聯和產業聯動，生產力將逐漸由高梯度的發達地區向低梯度的欠發達地區轉移、擴散，從而拉動整個區域經濟發展[48]。換言之，一種經過改良和修正之後的地區增長極戰略，在中國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構思也具有很高的可選擇性。
基於「增長極」戰略是一個「改進式」的戰略，前國家統計局局長張塞提出了一種「改進式」梯度發展戰略。這種戰略構思針對區域經濟發展明顯的不平衡所形成的「梯度」現狀，主張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應選擇「雙梯度」或稱「大、小梯度」開發佈局戰略。其基本思路是：宏觀經濟開發佈局遵循「東部—中部—西部」梯度發展的順序，這是一個「大梯度」。同時也要正視在經濟發達地區內，有不發達的地區，在經濟不發達地區內，有發達的地區。因此，在一個大區域或在省區域中，也要進行梯度開發，這是一個「小梯度」。按照雙梯度的開發戰略，可以將有限的財力、物力優先放在對全局起關鍵作用和見效快、效益高的地區，然後再向次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遞推，以達全國經濟的全面高漲。
但是，增長極理論亦存在高度風險，世界各國的實踐經驗可說是毀譽參半[49]。它必須依賴有效率的政府政策導引和成熟的市場傳導機制，甚至必須依賴一種「政府超前替代市場」的政策支持系統。然而實際上，政府大量的投資並不必然導致「增長級」戰略的實現，尤其當投資背離了地區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忽略區域內外經濟網絡和經濟通道的構造，就無法形成區域內關聯產業滾動融合的經濟空間和足夠強度的擴散效應，從而導致與本地經濟相對割裂的「孤島經濟」和「飛地經濟」的惡果[50]。「一五」和「三線建設」實際上正是一種增長極戰略的運用，但因採取中央計劃指令強制「崁入」和行政調度資源要素的方式，在布局上以國防原則取代了經濟原則，因而遭致了重大的失敗。
三線建設失敗所獲得的啟示是，通過計劃體制「外部崁入」的增長級戰略，與誘導市場機制以產生「中心幅射」的增長級戰略，有著重大的差異。中心幅射是指經濟發展趨勢以若干經濟中心為軸心，由此向周圍地區擴散，帶動周圍地區的發展。換言之，經濟中心是增長極或幅射源，周邊地區是受幅射區。當中心本身經濟規模夠大，具有較高的活力與效率，中心與周邊在經濟結構上具有較明顯的相似性和互補性，具有較大的信息交換數量和傳輸效率，中心幅射的強度與範圍就會加大。一般來說，中心的經濟規模越大，其對周邊地區資源、要素、市場的需求就越大，中心與周邊的互補性越強，區域內的交易數量與經濟聯繫就越緊密，中心與周邊的一體化程度也會提高，至於交通、通訊和網路設施狀況及其運行效率，則是中心幅射範圍的最主要制約因素[51]。
因此看來，當前西部開發中的增長極戰略應是一種「改進式」的增長級戰略。它包括四個主要內容：
1，首先改變過去「圈地試驗」和「項目開發」的作法，依托於一些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較具擴散功能的經濟核心區或西部經濟特區或開發區，例如依托資源豐富、工業基礎雄厚、科技優勢突出的西安並以之為軸心的「關中城鎮群」；經濟基礎穩健、商貿發達、人口密集的、區內交通便利的「成渝城鎮群」；以蘭州—烏魯木齊為軸心的「蘭新城鎮群」；以昆明為中心的城鎮群等等。
2，制定區域內城市發展規劃，逐步建立由特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組成的層次分明、規模適度、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現代城鎮體系，以發揮緊密的城鄉輻射網絡。其中特別以中等功能性作為增長極的重點，通過創辦高新技術開發區或民族經濟特區，建設數十萬人的中等城市，使每個大城市周邊分佈3—5個衛星城鎮，通過加強城鎮基礎建設，改革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推行居住地登記制，形成大中城市連體互補的產業鏈和市場體系。另外，基於過城鎮企業是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有效經驗，還可加強沿江沿河小城鎮建設，構築綿密的商貿據點，促使一批起點高、標準高、區位作用強的小城鎮迅速崛起，扮演推動城鄉滾動發展的驅動器和轉化器[52]。
3，在產業轉型上，推動原有推進型產業的本地化，帶動一批中低檔工業產品的升級替代，由「資源東運」為主轉向資源就地加工轉化為主。在產業選擇上，以「特色—優勢主義」為原則，將絕對優勢、靜態優勢、比較優勢和動態比較優勢相統一，選擇需求彈性高、產業關聯度高的產業作為優勢產業，促進特色經濟的發展。
4，增長極戰略客觀上要求一個「高智慧型政府」的介入與管理。在西部大開發中，政府「再介入」角色至關重要。一般而言，要素的區域流動是根據要素收益率由低向高處流動的，西部落後一個主要原因是市場發揮了要素配置的效果，使得過去中央政府投注在西部的資源回流東部地區，從而擴大了東西部差距。由於市場不會逆向操作，未來中國政府要麼提高西部地區自身的要素收益率，要麼促使東部地區要素回流西部。這就意味著政府幾乎是以取代市場的角色，發揮要素重配置的作用，這對中國政府而言將是極大的挑戰。除此之外，政府必須建立以財政投入和人力教育為主體的「政策支持系統」，形成多種優惠政策多管齊下的政策洼地，拆除地方保護主義、推廣技術開發和促進區際聯繫與國際分工。
陸，西部大開發的可選擇開發模式
一，點軸開發模式
例如若干學者提出「兀形」開發主軸線的構想，體現了國家宏觀經濟開發主軸線不宜過多的重點開發原則，又體現了依托中心城市和主要水路交通幹線進行開發的原則。
「兀形」開發軸線的具體構想是首先採取以長江流域、黃河流域、淮河流域為南北劃分標準。沿海軸線依托海洋通道和沿海14個中心城市，將東北、華北、華東與華南有機的聯繫起來；沿江軸線則以長江黃金水道和上海、武漢、重慶等中心城市，溝通華東、華中、西南三大經濟區的橫向聯繫；沿路軸線則依托隴海—蘭新鐵路和天津、西安、鄭州、蘭州和烏魯木齊等中心城市，將華東、中原和西北三大經濟區貫穿一起。通過三大軸線的內引外聯，將可帶動聯接華北與中南經濟區的京廣鐵路線、介於東部與中部經濟地帶的京九鐵路線和西南地區出海通道的南昆鐵路的開發，並使其成為次級戰略開發軸線，與三大軸線相互支撐[53]。
二，次經濟區與中心城市的構建
在西部經濟區內，根據產業分工的合理化和資源配置最優化原則，形成若干次級經濟區或產業帶。這種模式是著眼於一方面方便於政府分層化和重點式的管理，有利於分層推進和「以區帶區」的開發模式，一方面則便利於產業政策與區域政策的推行。
就農、礦經濟地帶來說，目前有三個主要的「次級經濟區」可待開發：
1，攀西經濟帶：以攀枝花和西昌聯合開發區為中心，重建由四川成都經西昌、攀枝花及雲南保山，並經德宏出境通往印度、緬甸的「南方絲綢之路」，以奠定西南對外開放和工業化的基礎[54]。
2，黃河上游多民族經濟區：在中國歷史上，從龍羊峽到青銅峽之間1000公里的甘、寧、青、內蒙四省的黃河上游地帶，自古即是一個經濟地帶，是西北回族、蒙、藏三大少數族和漢族聚集之地，礦產與水電資源相當豐富。在黃河上游建立若干大型水電場，以解決此一地帶的能源問題，通過資源開發以發展當地工礦業，有可能帶動這個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3000萬人口的富裕。長遠而言，有可能重開「西北絲綢之路」，通過歐亞大陸橋，打開西部國際市場。
3，海東—臨夏經濟區：海東地區是青海農業最發達的地區，歷史上即是農、牧流通和貿易中心，在此一地區發展特色農、牧，也可能使海東—臨夏地區成為西部大型牧區經濟地帶，以供應青藏高原牧區所需的生產基地[55]。
結論
西部大開發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須改變西部地區由於「淨流出漏損」和「淨流入障礙」所構成的貧困惡性循環。因此，在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思維上就不是一種「熱鼓噪」而是「冷思維」，從檢視歷史上西部開發過去歷史的失誤與失策，深層評估西部落後的結構性與長期性原因，才能找對西部大開發的戰略入門和推進道路。
依據本文分析，西部大開發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是具有相當的優勢與潛力的。主觀上，中國政府具有改善東、西部發展差距，創造西部經濟繁榮的強烈願望與政策力度，客觀上，西部大開發也具有「東向西」梯度逆轉的可能性，具有「西向東」增長趨同的條件。關鍵就在於，一方面建立東西部經濟增長的「逆轉機制」，也就是創造西部要素流入的機制，創造西部成為國民經濟新一輪經濟增長的轉進地帶，這將使發達地區的過剩經濟得到緩解，發揮落後地區「補缺經濟」的功能；另一關鍵則在於，需要一種「政府超前市場」的宏觀經濟戰略的帶動，採取「準政府替代市場」的方式，通過政策支持系統和提供制度創新誘因，逐步發展足以扭轉區域失衡的經濟動力。就「梯度逆轉」而言，政府應該扮演「投資者」角色，在西部地區創造有效的需求拉動機制，造就東部剩餘資本西進的條件；而就「趨同發展」而言，也需要政府進行西部地區的基礎建設，通過優惠政策誘發西部地區要素流入機制，加強東部對西部的支援力度。換言之，中國政府如果能在市場對資源的效益配置和收益分配的公平目標中，求取政策的平衡性與誘導性，就有可能實現縮短東西部發展差距的目標。
如本文分析，西部大開發的可選擇戰略是一種兼顧複雜因素、調和優勢與劣式的「綜合戰略」，換言之，西部大開發的戰略考量基本上不是一套或兩套戰略的選擇運用，而是一種多元思路下的套配戰略系統，一種必須兼顧微觀區情、中觀區域關係、宏觀政策調控的總體戰略。綜合戰略若能配合有效的開發模式，運用「次經濟區」和「產業帶」的增長極效應，西部大開發成功的可能性將大為提高。
＊本文承蒙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李志強教授、中華經濟研究院傅豐誠教授的審查與指正，以及政治大學財務管理系顏錫銘教授惠賜寶貴意見，在此謹申感謝之忱
[1] 美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於2000年10月26日還以專文報導了「2000中國西部論壇」的情況，並對專家建議作了分析.
[2] 公元2000年11月8日上午，「西電東送」工程—貴州省洪家渡水電站、引子渡水電站、烏江渡水電站擴機工程隆重舉行開工典禮。此前，天生橋至廣東第三回500千伏交流輸電線路工程、雲南寶峰至羅平、重慶萬州至三峽的500千伏交流輸電線路工程已在雲南和廣西等省、自治區開工建設。這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跨省區的電力建設。首批7個「西電東送」項目橫跨雲南、貴州、廣西、重慶、湖北等省、市（區），基本構成了南方電網（1993年8月，雲南、貴州、廣西、廣東四省區電網聯網運行，正式形成了南方電網）「西電東送」的主骨架。這標誌了西部大開發拉開了序幕。參見《北京青年報》， 2000年11月14日.
[3] 中國人對「大」字有種特別的情感，往往一提「大」字，就認為應該不顧一切，去大做大幹。結果是失去了分寸，最後弄得違背設計者初衷。「大開發」的「大」，完全不同於「大躍進」、「大革命」、「大批判」之類的「大」。因此，「西部大開發」也要防止有些人在局部範圍內，簡單的想像「大開發」就是要在短時間內把當地經濟指標通過開發而大大提高，從而幹出只顧眼前不顧長遠的「短期行為」來。參見高路、葛方新，「大決策出台：西部大開發方略」，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 頁94.
[4] 在中國學界，對地區差距問題所持的態度大體可以分為三類，一類主張控制與縮小差距，這種觀點以西部人士居多；一類認為縮小東西差距不能操之過急，否則將損害國民經濟增長效率，這種觀點以東部人士居多，一類主張在全國經濟一體化中主要依靠市場的力量使差距自然縮小，這種觀點具有中立性質，但也以東部人士居多。參見鄧利華，「我國現階段區域經濟研究應超越的認識誤區及對策」，《湖南商學院學報》，第8卷第2期，2001年1月，頁20.
[5] 在西部地區的學術理論界，有些人認為西部大開發所需的投資是天文數字，基礎建設和生態環境治理周期長，投資回報率低，加上西部幅員遼闊，歷史上對西部地區作了5次大開發都以失敗告終，因而在可預見的將來，看不到成功的希望。
[6] 所謂「三線建設」是毛澤東有鑒於蘇聯在二次大戰爆發之前，由於缺乏戰略縱深的準備而導致軍事失敗，於1956年「論十大關係」中提出平衡工業發展布局，大力發展內地工業的構想。根據此一平衡發展思想，中共依據經濟發展水平和軍事地理差異，將全國分為一、二、三線地區。東部沿海地區為一線地區，華中為二線地區，三線地區則是指京廣鐵路以西、韶關以北、長城以南的廣大地區，含蓋13個省區。而三線建設的重點是在西南的雲、貴、川和西北的陜、甘地區。參見祝慈壽，「中國現代工業史」，重慶出版社，1990年，頁298、236.
[7] 陳耀，「西部開發大戰略與新思路」，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年，頁68.
[8]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頁374.
[9] 從空間分佈來看，國家級開發區以沿海地區最多，共有360個，占全國85.3%，中部地區36個，占全國8.5%，西部地區最少，只有26個，占全國6.2%.
[10] 例如以改革後採行的財政包乾體制，從中央角度來看，形式上雖然「富省多繳、貧省少繳」，但是在有關中央與地方的收入分享比例，即承包基數和超基數部分的實際操作上，是以前一年或前幾年的財政收支平均數為依據，而不是根據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和稅源增長能力為基礎，以致於對於富裕東部即使多繳也是負擔較小，對貧困西部即使少繳也是負擔沉重。參見張慕津、程建國，「中國地帶差距與中西部開發」，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80-93.
[11] 杜平、蕭金成、王青雲等，「西部開發論」，國家計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課題組，重慶出版社，2000年，頁52-53.
[12] 白井文，「要素流動規律與西部地區的要素積聚」，《南方經濟》，2001年第1期，頁53-54.
[13] 除此之外，在西部經濟增長要素的自我積累方面還存在著三大陷阱，參見中央黨校經濟研究中心課題組，「西部地區開發的經濟學思考」，《經濟研究》，2000年第6期，頁33-34.
[14] 鄧利華，前引文，頁20. 作者的觀點認為由於西部地區並不具備提高要素收益水平的條件，此一事實本身使得通過增加要素供給的思路不能成立。實際上，這種看法也不正確，如果西部缺乏實現要素收益的條件，那麼這也正是西部開發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所在，不能因此斷定解決此一關鍵問題的思路就不能成立，否則一切的經濟增長只有等待一切增長的條件就續才有可能提出實現增長的對策，或者只有一切增長條件成熟之後才有可能實現經濟增長。應該說，經濟增長首先是來自於對稀缺條件的改善之後而獲得增長。
[15] 康江鋒，「西部大開發熱潮中的冷思考」，《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第27卷第1 期(2001年1月)，頁62-63.
[16] 陳耀，「西部大開發大戰略與新思路」，前引書，頁86-88.
[17] 劉再興、陳淮、王一鳴等聯合撰稿，「西部地區發展戰略研究總報告」，載於「九十年代中國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戰略」，頁44.
[18] 李京文，「走向21世紀的中國經濟」，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5. 頁287-288.
[19] 陳棟生，「西部大開發與可持續發展」，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1年，頁44-45.
[20] 「專家學者一份研究報告預測我國未來55 年經濟發展」，《經濟日報》(理論週刊)，1997年11月3日.
[21] 周殿昆，「西部大開發戰略思路：資源稟賦及市場與政府的作用」，《財經科學》，2000年12月(增刊)，頁73.
[22] 劉連銀、任師東，「西部大開發漸次推進戰略初探」，《天府新論》，2001年第2 期，頁3.
[23] 儘管如此，基礎設施建設在西部開發中還是極為重要的。基礎建設大多屬於把分散的市場相聯結的誘導性投資，把相對分割的地區資源優勢變成現實的經濟優勢，通過空間人、財、物的流動構建區域經濟的分工和聯帶性，通過提供社會成本，形成利益驅動機制，在吸引西部內部要素聚集，形成有區內擴散效應的腹地經濟增長帶、增長區和產業網絡上，起著重大的作用。
[24] 劉連銀、任師東，「西部大開發漸次推進戰略初探」，頁5.
[25] 雷仲敏，「西部能源大開發的若干戰略問題」，《能源基地建設》，2000年第1-2月，頁12-15.
[26] 張健，「西部大開發應是一種新的發展觀—99中國西部發展論壇綜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0年第2期，頁60.
[27] 徐雪梅、張港，「防止西部大開發可能步入的誤區」，《財經問題研究》，2000年第7期，頁34-35.
[28] 康江鋒，「西部大開發熱潮中的冷思考」，頁63-64.
[29]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北開發戰略研究課題組，「西北大開發的戰略選擇」（上），《中國工業經濟》，2001年第1期，頁35-42. 實際上，江澤民在1999年6月指出，西部地域廣大，自然資源豐富，擁有巨大的發展潛力，是一個龐大的潛在市場，加速開發西部可以促進各種資源的合理分配與流動，提供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所需的市場空間與推動力量。這就是一種「依托資源、市場導向」的觀點。而此課題組的研究建議是比較接近中央主流觀點的。
[30] 張曙光、趙農，「尋求公平與效率的統一：西部大開發戰略評析」，《管理世界》(雙月刊)，2000年第6 期，頁28-29.
[31] 參見劉源，「西部大開發慎打資源牌」，《經濟學消息報》，1999年12月31日；陳惠雄，「新世紀的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5 期，頁13-18.
[32] 馬保平，「西部大開發理論研究述評」，《北京商學院學報》，第15卷第6期，頁56-57.
[33] 馬保平，「西部大開發理論研究述評」，頁57.
[34] 劉連銀、任師東，「西部大開發漸次推進戰略初探」，前引文，頁4.
[35] 陳春生，「試論西部大開發的總體目標」，《理論導刊》，2000年第12期，頁6-7.
[36] 中國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在「2000年成都大型企業集團與西部經濟結構調整」論壇上指出，西部開發既不是扶貧戰略，也不是輸血戰略，而應是一個建立市場經濟新機制的戰略。他提倡西部人要多一點當「幫手」的思想，甘當國內外大企業的「打工仔」，在西部大開發中走「補缺經濟」和「配角經濟」的道路。比起一些大超越、大機遇、大格局的說法，龍永圖的這種說法是務實的，也比較符合西部的實情。參見http://www.peopledaily.com.cn/BIG5/channel3/21/20000907/222227.html
[37] 蔡昉、都陽，「中國地區經濟增長的趨同與差異—對西部開發戰略的啟示」，《經濟研究》，2000年第10期，頁30. 根據兩位經濟學者的觀點，中國西部開發的提出，實際上是在檢證和試驗中國如何滿足經濟增長趨同的基礎與條件。
[38] 胡鞍鋼，「中國：不平衡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 頁22-29.
[39] 蔡昉、都陽，「中國地區經濟增長的趨同與差異—對西部開發戰略的啟示」，頁35.
[40] 例如最近公佈的《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對於凡是投資於該目錄中所列項目的外商投資企業、進口設備、技術、配件和備件，都可免徵關稅；另外，2000年前三個季度，中部和西部基本建設投資的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9%和18.4%，遠遠高於東部5.1%的增長速度；而自90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央要求東部地區各省、直轄市，要對口支援一個或兩個中西部省、區或直轄市，協助西部建設幾項急需項目，這些措施，都有助於西部地區實現趨同發展的積極誘因。參見王洛林、江小涓，「中國經濟的分析與展望：宏觀經濟、西部大開發及國有企業」，《中國工業經濟》，2000年第12期，頁10.
[41] 鄒東濤、馬海霞，「知識經濟時代欠發達地區的發展路徑」，《中國工業經濟》，2000年第1期，頁30.
[42] 劉連銀、任師東，「西部大開發漸次推進戰略初探」，《天府新論》，2001年第2期，頁5-6.
[43] 劉再興、陳淮、王一鳴等聯合撰稿，「西部地區發展戰略研究總報告」，載於「九十年代中國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戰略」，頁44-46.
[44] 以礦產資源為例，當前西部礦產存在三個基本矛盾，一是經濟開發與探明儲量的矛盾，長期以來採取低效掠奪式的開發，無論國家、集體或個人，大礦、中礦、小礦遍地齊挖，而且採礦業技術陳舊，設備落武，在開採方式上專挖優礦、富礦，一遇劣礦則隨地費棄；二是重採掘、輕探勘，只顧眼前利益，不顧長期利益；三是加工生產能力低落，價值含量低下，與國際市場供需相矛盾，缺乏國際價格競爭力。例如西南三省交界的「金三角」資源區，釩汰磁鐵礦藏量極豐，但囿於治煉水平，沒有能力成為真正的優勢。參見呂化周，「西部開發中的四大優勢」，《洛陽大學學報》，第15卷第3期，2000年9月，頁31-32；王雪苓、韓文麗，「略論我國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指導原則」，《經濟與管理》，2000年第6期，頁46.
[45] 王雪苓、韓文麗，「略論我國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指導原則」，《經濟與管理》，2000年第6期，頁46-48. 另外中國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長劉迎秋也以簡要的「四避免，四但要」—一是避免求全、但要求特；二是避免求大、但要做精；三是避免求快、但要講好；四是避免單純求發展、但要堅持可持續，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參見劉迎秋，「選準特小，力求精好」—關於西北地區開發戰略」，《中國經貿導刊》，2000年第19 期，頁37.
[46] 張塞，「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載劉樹成、李強、薛天棟 主編，「中國地區經濟發展研究」，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4年，頁17.
[47] 引自張東輝，「發展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發展」，山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08-209.
[48] 孫天其、魏建，「西部大開發：非均衡式推進」，《甘肅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頁10.
[49] 例如作為增長極理論背景的非均衡梯度理論，通常僅僅著眼於諸如「城市—鄉村」、「內陸—沿海」、「先發—後發」等等二元梯度概念，其所內含的極化和擴散效應，往往很難適合或解釋中國西部地區「遙遠」、「遼擴」這種「立體式」的梯度結構。這是增長極戰略一個必須考慮的缺陷。參見劉連銀、任師東，「西部大開發漸次推進戰略初探」，頁3-4.
[50] 張婧，「試論西部地區增長級戰略的實施構想」，《軟科學》，2000年第3 期，頁42.
[51] 張克聽、孟凡忍，「西部開發：梯度推進與中心幅射」，《經濟問題》，2000年，第7期，頁24.
[52] 張婧，「試論西部地區增長級戰略的實施構想」，《軟科學》，2000年第3 期，頁43.
[53] 張慕津、程建國，「中國地帶差距與中西部開發」，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26-127.
[54] 攀枝花市蘊藏著豐富的釩鈦磁鐵礦、煤炭、水能和生物資源，是中國西部最大的鋼鐵和水電能源基地。公元2000年7月，四川省攀枝花市就已確立西部大開發10年發展目標：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建成特色經濟強市，到2010年城市化水平達到60%以上，初步實現現代化。攀枝花市確立的開發重點是，結合能源優勢和礦產資源優勢，建設鋼鐵、釩鈦、高耗能工業為主體的高速發展產業區﹔結合生態建設和生物資源，建設特色高效國土資源綜合開發區﹔結合城市規划管理和基礎設施建設，建設現代化城市。培育釩鈦新材料、生物經濟、旅游經濟和高新技術產業四大經濟增長點﹔形成鋼鐵、釩鈦、能源、電冶、生物五大工業支柱﹔主要經濟指標繼續在全省保持領先﹔城市化水平由目前的53%提高到60%以上，全市將投入40億元，通過十年努力，實施長江上游防護林、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城市視野區綠化、建設山水園林城等五大工程，改善乾熱河谷地區的生態狀況，全市森林覆蓋率達到65%以上，建成長江上游重要的生態屏障。「新華社」(成都)2000年7月17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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