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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史坦貝克：《憤怒的葡萄》
John Steinbeck：The Grapes of Wr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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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Steinbe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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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國邦諾(Barnes & Noble)連鎖書店主辦的《圖書》(Book)雜誌評為「改變美國的20本書之一」，當代「生態批評」(Ecocriticism)開路先鋒之作，被左翼文壇視為「社會革命小說」的《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1939)，是美國作家(196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一生最重要的作品[1]。這既是一部失地農民流浪遷徙的「無產階級∕憤怒小說」(proletariat∕angry novel)，也是一部透視生態災難和人性覺醒的社會紀實文本。小說出版時，曾引起廣泛的爭議，但歷史證明，由於人們逐漸體會史坦貝克深厚的人文關懷和批判鋒芒，終於使這部小說晉身歷史不朽之作。
失地農民的悲歌
取材自《共和國戰歌》的「憤怒的葡萄」一語，是指在失敗與苦難中獲取勇敢、同情和愛的能力[2]。《共和國戰歌》也被稱為《迦南的樂土》(Canaan's
Happy Shore)，這意味著小說仿照了《舊約．出埃及記》的敘事框架，帶有宗教寓言的性質。葡萄是一種柔軟、多汁、易碎的水果，史坦貝克用它來形容貧苦無助的農民，「憤怒的葡萄」則是以漲滿汁液的葡萄來比喻人們胸中的積怨，隨時準備反抗社會的榨取和剝削。
為了撰寫這部小說，史坦貝克曾於1937年秋天跟隨這支數萬人組成的農民西遷隊伍，親身體驗這段流離失所的悲慘生活。小說以19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為背景，故事座落在美國農業大州奧克拉荷馬，敘事幅度則橫跨美國南方大平原，描寫一群農民跨州遷徙、另謀生路的故事，反映1930年代美國從小農經濟向機械化大生產的轉型面貌以及貧農階級的辛酸和苦難。
驟然而至的經濟大蕭條，連年的乾旱和無情的沙塵暴，正嚴厲衝擊著原已被機械化生產和土地搜購擠壓至瀕臨窒息的小農經濟。小說一開始，一股令人窒息的壓力就迎面而來，由於長期的乾旱，土地表面結成了一層斑剝龜裂的硬殼，人們綣縮在屋裏，外出時必須全身包裹得密不透風，以免受到無孔不入的沙塵侵襲，因為強風不時會把草木連根拔起，把塵土括得滿天飛揚而不見天日。不多久，代表銀行資產階級的「托拉機」開進了農民的土地，趾高氣昂的司機穿戴著手套、護目鏡和防塵面具，他們整平了土地，收回了田契，同時也趕走了依靠土地維生的貧苦佃農。
首先出場的湯姆．約德(Tom Joad)剛刑滿出獄，返家途中遇見傳教士吉姆．凱西(Jim Casy)，此時湯姆所屬的約德家族(Joad family)和其他成千上萬失地農民一樣，他們賣掉了家中尚能變賣的一切，換來一輛勉強可以開動的破舊汽車，一家三代總計13口，向傳說中具有無數就業機會的「希望之都」(Promise
Land)─加利福尼亞州─前進。他們忍受草原惡劣的氣候，越過陡峭的高山，穿越乾旱的沙漠，途中不僅遭受奸商的盤剝、員警的欺淩，還經歷了家族的離散、親人的死亡，但為了生存，他們咬緊牙關、強忍悲苦，終於進入了加州。然而，夢想中的加州不僅不是希望與重生之地，大量流竄的難民和失業人口在此聚集，使這個城市像個黑暗之藪。加州當地人以帶有歧視意味的「奧客」(Okies)來稱呼這些移入農民，農場主將原先允諾的工資狠狠地減了一半，以致難民們連基本的生存都無法維持。為了對抗黑心地主，凱西秘密組織罷工，但卻慘遭員警打死，湯姆也成了通緝犯。由於低薄的工資無法維持生計，他們只好再度遷移，雖然找到一份採棉花的臨時工作，但接連幾天的陰雨使他們再度失去生機，只好繼續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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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出埃及記」
農民西遷有如一場「現代出埃及記」，這群「奧客」有如上帝的選民─以色列人。他們含淚奔向加州「黃金海岸」有如以色列人重返迦南「奶密之鄉」。凱西帶領農民穿山越水，一如先知摩西引領以色列人渡過紅海、穿過死穀，來到果實累累、清泉淙淙的迦南美地。以色列人輾轉經歷40年，期間也經歷了抱怨、反叛、罪惡、失信、褻瀆神靈、私藏物品等等波折，西遷農民沿路也同樣遭受員警與惡霸的驅逐、追趕、毆打、關押，甚至被饑餓、焦熱、乾旱、憂慮折磨得奄奄一息。然而，以色列人離開埃及是為了重返甜蜜的故鄉，而這群為數在25萬人以上的農民隊伍，卻像一股「盲流大軍」，在66號公路上餐風露宿、垂死掙紮，緩緩地流向資本主義的「死地」。不幸的是，20世紀的耶和華已不存在，這群難民也沒有「摩西十戒」可以依託和引導，黃金加州更不是現代迦南美地，而是資本家欺壓農民的人間煉獄。
儘管農民西遷終歸失敗，但卻是一場現實主義下精神拯救的人性之旅。這裏所謂的現實主義，是指凱西並不是以宗教諭令來教化農民，而是以實際的抗暴行動來反制地主的盤剝。實際上，凱西早已背離了耶蘇，他深信苦難的拯救不是依靠宗教的恩典，而是人類的自救，他深信聖靈之光不是集中在耶蘇一人身上，而是泛照在普世間的男男女女，他相信「神聖的生活」不只是向上帝皈依和膜拜，也不是巧取豪奪、即使擁有百畝田地依然不思滿足的奢華生活，而是那種深耕土地、熱愛自然、彼此信任的和諧社會。一開始，凱西就放棄了教職，來到約德這群窮人之間，與他們一起受苦受難，但他不是出自「基督之愛」而是基於「人類之憫」；在「胡佛村」(Hoovervilly)一場員警與難民的打鬥事件中，凱西為湯姆代罪入獄，但出獄後，他變得更為堅強，他組織工人進行罷工，向農民闡釋團結抵抗的道理，揭穿地土剝削農民的陰謀詭計。凱西雖然最後死在員警的亂棍之下，但他這種「革命先知」的犧牲精神，深深感動了湯姆和其他受難的農民，使他們不再自私、內鬨、軟弱，從此懂得團結、互助和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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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代洛磯山脈東部大平原的一戶農民，正是《憤怒的葡萄》裡描寫的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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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靈魂與大靈魂
湯姆．約德是一個受到凱西啟蒙的反抗英雄，一個精神拯救的體驗者和踐行家。他原本是個放蕩不羈、性情耿烈的流浪漢，他因細故殺人而入獄，他對殺人事件絲毫不感到內疚和羞恥，甚至表示在相同情況下他還是會那樣做。儘管出獄後一心只想玩樂，對舉家搬遷感到沮喪和氣憤，但是在理解了家族的處境之後，也就勇敢地隨家人一起遷徙。正是在遷徙中與窮人患難與共，湯姆逐漸體會了相互體貼、生死相伴的真情與至性。經由凱西的提示和開導，湯姆體認到自己不過是個「我」，只有和族人的命運融合在一起才能成為「我們」，才能從孤獨的小我走向集體的大我。凱西死後，湯姆繼承了反抗地主的志業，約德在回憶中不斷出現凱西向他講述的「超靈論」，這是一種個人孤魂一旦融入整體意志之後就能顯示超越性力量的「集體有靈論」。約德向母親轉述了凱西對他所說的一段話：
有一次，他跑到荒野去尋找自己的靈魂，他發現並沒有什麼靈魂是屬
於他自己的。他說他覺得自己的靈魂不過是一個大靈魂的一小部分。
他說荒野不好，因為他那一部分靈魂要不跟其餘的在一起，變成一個
整體，那就沒有好處[3]。
當約德最後一次離家時，他已經不只是一個只顧自己和家族利益的人，而是一個具有階級意識的農民領袖。他決定交出自己的「小靈魂」，獻身於人類整體的「大靈魂」，這是一種由個體走向集體、從家庭走向世界的蛻變過程。在離開家時，他堅定而充滿自信地告訴媽媽：
凡是有饑餓的人為了吃飯而鬥爭的地方，都有我在場。凡是有員警
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場[4]。
約德的母親約德媽(Ma Joad)是小說中完美女性的典型，史坦貝克之所以用通稱的「媽」來稱乎她，就是為了賦予一種「大地∕母親」的象徵。她所作的一切，都是在反抗足以威脅和傷害她全家的邪惡勢力，他深知自己毫無選擇必須充當家族的骨幹和堡壘。在失去土地之後斷然作出西遷另謀生路的計劃，首先出自於約德媽的決定，在西遷的路上，她堅持必須集體行動，強烈反對父親要把隊伍分成兩路的提議；在與員警發生衝突時，員警攜槍帶銬來到帳蓬，要求約德一家必須離開，她憤怒拾起鐵鍋，準備向員警丟去；在經過沙漠檢查哨時，員警命令她卸下車上的東西接受盤檢，她報之以歇斯底里的狂叫和怒吼，堅決不願受檢，理由是奶奶正病危中。其實，奶奶已經死去，但為了避免家人因為悲傷而影響西進路程，她隱忍不發，她含淚讓死去的奶奶在自己懷裏躺了一夜，直到卡車越過沙漠，進入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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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Steinbe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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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的葡萄》之所以名列經典，不僅在於小說被視為「生態批評」的開路之作，表現作者濃厚的「普羅」情感和生態責任意識，而且還在於展示鮮明的時代性與悲劇性，籲求自然和諧與人類團結的希望。作為一部兼具社會寫實和道德警示的現代寓言，小說不僅展現了20世紀經濟大蕭條時期美國南方大草原的農業悲劇、土地掠奪、科技屠殺與生態浩劫，而且通過苦難的歷練與反思，寄望人類良知的醒覺和真誠的團結，在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觀念下，在一種「『你們』和『我們』融合為一」的期許下，挽救生態災難、重獲人類生機。
土地之戀：灰盆的記憶
約德一家，漫漫西行，苦苦趕路，遙望奧克拉荷馬，那一去難返的故鄉，儘管百年來歷經颶風侵襲、烈日曝曬、蟲蛇出沒，但那被稱為「灰盆」(Dust Bowl)的故居，卻是生死相惜的家園，代代綿延的場所。在家鄉，陽光總是把青草照射得暖烘烘地，各種昆蟲總是躲在青草的陰影下活動，螞蟻忙著佈置捕捉昆蟲的陷阱，蚱蜢鼓起透明的羽翼在空中飛旋跳躍。每當暴雨過後，所有的生物都從地底、洞穴、草叢裏爬出來，或是獵食，或是伸腰。土撥鼠在濕潤的土推中翻攪覓食，兔子四處蹦跳尋找可口的嫩草，飛蟲在人們頭頂穿梭獵食。然而，此刻的家鄉佈滿著挨家催討的銀行掮客和四處爬行的拖拉機；一個個銀行職員敲門而入，洗劫而出；一具具犛地怪手，就像巨大的昆蟲、饑餓的螞艤，它們張口向土裏鑽進去，滿口從土裏吐出來，完全無視於高崗、低谷、水道、籬笆和農舍的存在。土地的依戀被碾成扁平的泥土，家的記憶飄落在西進車輪的屐喳聲中……。在人性貪婪之欲的流毒、現代機械的殘暴與蹂躪之下，土地在鑽機下哀嚎、在巨齒下死去。
約德一家不是一般的、偶發的難民，而是「生態難民」。生態難民不同於一般難民之處在於，這種重型難民是長期的、永劫不復的失去依賴土地維生的權利。1935年間，美國南方草原遭受巨大的「蝗害」和「沙暴」，南方各州損失慘重。奧克拉荷馬四分之一的土地變成寸草不留的沙土，內布拉斯加州全部500萬英畝的農地被夷為平地。沙暴的為害尤其慘重，每次沙暴來襲，即使白日也不見陽光，因為滿天的沙塵阻卻陽光透射到地面，晚上點燈，也照不到窗外或庭院。人們得了一種稱為「塵肺」的疾病，無數病死的生畜曝屍野外，造成了嚴重的傳染病。這都是人們肆意掠奪自源、破壞生態平衡所造成的惡果。
約德一家在土地遭到掠奪之後離開了家園，但他們並沒有因為離開乾旱肆虐的故鄉而另外覓得綠草良田，相反地，加州的情況更糟。這裏積聚著最先進的農耕機具，集結了最富有、最貪婪的農場主人；為了增產和加速利用土地，濫施化肥的水果在「速長」但也「快爛」的情況下，加州的空氣充滿了化學藥劑和水果腐敗的臭氣，「腐爛的氣息彌漫了全州，而清香的氣味反而成了這個地方的苦難」。「過剩的浪費」與「饑餓的乞食」形成鮮明的對比，「有許多饑餓的人從幾裏地以外趕來拿些過剩的橙子，可是卻有人騎馬趕在前面在橙子堆上灑火油」[5]。如果奧克拉荷馬受到的是沙暴的肆虐，那麼黃金加州所承受的是人為的巧取豪奪，一場洪水再度吞沒了農場，百畝的棉花泡在黃濁濁的泥水中。貪婪，一切的罪惡皆來自於貪婪，這是一種無法控訴的罪行，眼淚無法表達的悲哀。約德一家失去土地只是總體災難的一個縮影，只是科技巨輪下被碾斃的一小撮生命，在這表徵背後的是更大的魔咒：一個科技萬能的神話，它以「開發」為名實行土地的掠奪，一種對自然詛咒式、饕客式、竭澤而魚式的掠奪！
除了譴責生態破壞和人性貪婪，和一般「機械生態主義」或「科學生態主義」不同的是，史坦貝克不只是把自然、土地、作物等等視為一種與人類有距離的、在人之外獨立循環的有機體，而是人的生命軀體的一部分，是人類「詩化寓居」的處所。史坦貝克把生態災難視為一種「人與土地的異化關係」，在他筆下的土地概念，不只是一種自然物、可耕作物，而是人的身體，是人的骨骼、肌肉、筋脈和血液。土地雖然提供人類耕作與滋養的要素，但人和土地的關係絕不僅止於「供養∕汲取」的功利關係，而是一種「共生∕進化」的倫理關係。儘管人們走過的、居住過的、耕耘過的地表盡是土地，但土地是唯一的、不可取代的，它沒有遠近之別、肥瘦之分。在此意義上，人類也許可以失去「此地」之後再另尋「他地」，但人一旦離開土地就不會再有「家園」；一如人不可能更換自己的父母和祖先，也不可能篡改生命由來的記憶；「房屋」(house)和「家園」(home)是不同的，在情感的層次上，土地的認同要遠遠超越對土地的保護；人們儘管可以在土地上興建無數的住屋或居所，但人只有一塊地，一個家，一顆靈魂，一次生命。
生命之情：公路上的烏龜
在小說第3章中，史坦貝克用了整整一章，來描述一隻烏龜爬行過路的景象。這隻烏龜既是約德一家西遷苦難的寫照，更是人類堅忍不屈、奮鬥求生的象徵。這隻烏龜有著高聳硬殼、粗壯的腳、堅硬的嘴尖；在爬過一片青草地之後，它越上了有如高山壓頂的路肩，匍行在車馬往來、生死一瞬的公路上；在爬行中，烏龜黏附著一根野生的燕麥穗，在幾經翻轉穿越到公路另一側時，飽滿的麥穗落在地上，烏龜甲殼上的泥土恰巧覆蓋了麥穗。烏龜完成了穿越公路的壯舉，麥穗也因此獲得繁衍與新生。一隻烏龜的堅忍苦行，卻無意間繁殖了一束燕麥的生命，這正是人與自然「互存共生」關係的體現。史坦貝克以「龜行」為象徵，表達他對勞苦大眾的悲憫和體恤，彰顯人皆有尊敬自然、勤勉奮鬥的美德，以及面對困難也能積極樂觀的態度。
群體之愛：沙侖的玫瑰花
小說的末尾，約德一家勉強找到一塊悽身之地，雖然這遠方異地已不再是熟悉的家園，但也算是一處休養生息、重新生活的起點。這個重生的契機是由羅撒香(Rose
of Sharon)─約德媽的女兒、約德的妹妹、康尼(Connie)的妻子─準備繼承約德媽成為女家長為起點的。羅撒香原本是個豐滿、熱情、善於撒驕的小女孩，但自懷孕後就變得沉穩、謹慎和聰明瞭。羅撒香原本陶醉在與丈夫康尼一起生活的小天地裏，但失去土地、全家西遷的命運粉碎了她的美夢。在西遷途中，康尼拋棄了她和腹中的孩子，使她絕望到了頂點。然而，約德媽不斷教導她「大家庭觀」，使她逐漸拋棄「小我」的自私本性，孕育出「成全大我」的精神。儘管因為懷孕和營養不良，她還是拖著瘦弱的身體，燒飯洗衣、賺錢養家，最殘酷的莫過於她在破舊的卡車裏產下了嬰兒，但卻是一具死嬰。但是，一連串生離死別的噩運並沒有把她擊倒，在一處馬廄裏，她看見一位快要餓死的人，她用自己產後的奶水，救活了這位奄奄一息的陌生人。
史坦貝克正是通過羅撒香這一角色，籲求在苦難中獲取重生的希望與勇氣。實際上，「羅撒香」(Rose
of Sharon)─沙侖玫瑰─出自於聖經典故，《舊約．雅歌》(Song of Songs)中記載：「我(指基督)是沙侖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I
am the rose of Sharon, and the lily of the valleys[第2章、第1節])，象徵著苦難已經過去，大地就要回春，如《雅歌》所言：「冬天已往，雨水止住過去了」(For,
lo, the winter is past, the rain is over and gone[第2章、第11節)；「萬物又重新煥發生機，地上百花開放，百鳥鳴叫的時候已經來到了，斑鳩的聲音在我們境內也聽見了」(The
flowers appear on the earth; the time of the singing of birds is come, and the
voice of the turtle is heard in our land[第2章、第12節])。而羅撒香的「餵乳」行動，出自於「你的身量, 好像棕樹。你的兩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This thy stature is like to a palm tree, and thy
breasts to clusters of grapes[第7章、第7節]」，意指繁衍與生息。或許出自一種對無產階級的疼惜與憐憫，史坦貝克把羅撒香視為耶蘇的化身，救苦的神靈。
土地之戀、生命之情、群體之愛，是《憤怒的葡萄》的三大主題，「死亡─重生」的輪迴則是小說的核心哲理。小說旨在表達，小我、私用、貪取是一切災難的起源，大我、共用、奉獻才是人類重生的契機。在此意義上，一場西遷就不只是一次逃難，也不只是到遠方尋找另一處可耕作的土地，而是通過對土地「失而復得」的反思，打造人類心靈的諾亞方舟，建立群體生命的永恆定位。
[1] 《憤怒的葡萄》書名取材自美國南北戰爭中(支持聯邦軍)一首宗教愛國歌曲《共和國戰歌》(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的歌詞：He is trampling out the vintage where
the grapes of wrath are stored……; 歌詞則是19世紀美國主張廢奴和婦女參政的女詩人朱莉亞．沃德．豪(Julia Ward Howe, 1819-1910)所作。
[2] 參見王寧(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談創作》，北京：北京大學，1987，頁292
[3] 斯坦貝克，《憤怒的葡萄》，胡仲持譯，北京：外國文學，1982，頁559
[4] 《憤怒的葡萄》，頁553
[5] 斯坦貝克，《憤怒的葡萄》，胡仲持譯，北京：外國文學，1982，頁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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