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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喬伊斯：《尤利西斯》
James Joyce: Ulysses
http://www.themodernword.com/joyce/jj_abbott2.html
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 1922)被選為20世紀百大小說之首，這部被譽為「現代主義∕意識流小說」的開山之作，近百年來一直被小說家推崇競仿，令批評家殫精竭慮、反覆探索。書名雖取自荷馬筆下的人物，但小說卻不是《奧德賽》(Odyssey)的現代翻版，而是對它反思、追索和重塑。「一天就是永恆」─小說顛覆了自文藝復興以來的小說傳統，吹起「文學現代性」的號角，但自1933年開禁以來，沒有人可以一次讀懂《尤利西斯》，因為它既沒有首尾一貫的劇情可尋，也無脈絡清晰的敘事可依，小說通篇沒有條理、沒有結構、沒有中心，也沒有邊界……。
現代主義的里程碑
1922年是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一年，《尤利西斯》與艾略特的《荒原》(The Waste Land)同年出版，兩人共同建立了現代主義小說與詩歌的里程碑。但很難想像，一部數十萬字的小說，只寫了1904年6月16日一天18小時之內發生的事，以18小時濃縮人物漫長的一生，而且是關於都柏林三個市井小民的生活小事；很難想像，喬伊斯用大量篇幅和嚴肅的態度，一絲不苟地描寫他們刮臉，蹲廁所，洗澡，吃飯，放屁，失眠，睡覺，乃至描寫白晝偷情、街頭遊盪、酒館狂歡，而這些都是傳統作家不屑一顧或根本避之唯恐不及的素材；很難想像，一部偉大的小說在美國「小評論」(The
Little Review)連載到一半時，竟遭美國郵局的查禁和沒收，甚至鬧上了法庭，喬伊斯向法官解釋什麼叫「意識流」，法官竟說：「得啦，得啦，你也許還可以用俄語寫作呢！[1]」即使在巴黎首印時，也被視為類似「淫書」而遭到抵制。更難以想像的是，喬伊斯幾乎囊括了前所未有的文學創作技巧：誨澀不明的內心獨白(interior monologue)、漫無邊際的自由聯想、飄忽不定的時空蒙太奇、如夢似真的囈語夢幻，以及整體上交叉多義的情節、演繹轉喻的古典神話、多國語言的雜陳、龐大的象徵體系。它像似一把精神密室的鑰匙，打開了現代世界的精神形貌與生命體驗；與其說這是一部劇情小說，不如說是一部現代意識的寓言書，人類精神密道的透視圖。
迷失、救贖、返歸
以18小時凝縮人物漫長的一生，如果說存在可辨視的劇情，那是由廣告商布盧姆(Leopold Bloom)、妻子莫莉(Molly Bloom)、青年詩人史蒂芬(Stephen Daedalaus)和經紀人鮑伊嵐(Blazes Boylan)所組成的世俗故事。小說以《奧德賽》的敘事框架進行鋪陳，人物之間亦具有對比性：布盧姆/奧德賽，史蒂芬/忒勒馬科斯(Telemachus)，莫莉/潘涅洛帕(Peenelopeia)，鮑伊嵐/追求者，但古今對照卻是一個「歷史倒退」的落差：庸人/英雄，勇敢/放蕩，忠貞/淫亂，求愛/私通。這一巨大落差，不僅是對古典英雄精神氣質─崇高與悲壯─已然消逝的慨嘆，更是對現代世界精神孤絕、價值崩解的哀鳴與泣訴。然而，從文學藝術的高度來說，這一歷史對比及其落差重點不再於究竟是對荷馬史詩的模仿？還是對古典英雄主義的揭穿和解構？而是作為奧德賽永恆歸宿的返鄉之路在今日卻已淪為惡水上的斷橋、荒草漫漫的歧路！處於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拜金主義籠罩下的現代人，不再崇高而是卑下，人們必須再度尋尋覓覓、殷殷追求。這是一種新的「形上返家」，也就是找回失落的古典價值和英雄本性並使其在現代荒原世界中重新生根開花。似乎，從希臘至今，「異化─重建─再生」、「迷失─救贖─返歸」是人類永恆的命運與課題，既是難解的弔詭，也是希望的出路。
但別以為這種對照是對希臘英雄的遙思或禮贊，正好相反，它是一幅現代末日英雄破落潦倒寫照。相較於內心厭戰但卻木馬屠城而建功的「希臘英雄」奧德賽，作為都柏林的愛爾蘭猶太人，布盧姆是一個受盡歧視與壓迫的「現代庸人主義者」，他因獨子夭死的傷痛而導致陽萎，明知妻子的姦情卻只能在幻想中進行阿Q式的報復。傳說中的奧德賽忠勇無私、機靈善戰，但布盧姆了無才華、生活困頓。他除了在廣告上偶有巧思創意、做點裝飾、詞語、噱頭之外，一生默默無名、無所作為。布盧姆臉上充滿了憂鬱和疲倦，當他在現實上遭受挫折時，總喜歡去向莎士比亞找答案，但卻一無所獲。雖然他抱有挽救現代文明弊病的理想，但險惡的時代、冰涼的社會瓦解了他的人格與志氣。他整日在街上游蕩，從郵局、教堂、報社和圖書館走到了醫院、海濱和妓院。為了彌補欺妻子被誘拐的羞愧，他以卑劣手段結交其他女友，暗藏黃色照片、偷竊女人內衣、成為一個「窺淫癖」。
至於史蒂芬則是個「時代棄兒」的典型，一個理想失敗後成為四處飄泊的虛無主義者。史蒂芬是個年輕的教師和藝術家，自幼患有「戀母症」，他原本具有過人的天份與才華，是一個意氣風發、嫉惡如仇、愛國憂民、反對異族統治且反叛天主教義的現代青年，但這無賴狡詐的世界使他迷失、世俗的誘惑使他一再被騙受挫。在一次母親病危時，他返家探母，但出自於對天主教的反感，他拒絕向母親的靈魂禱告，亡母的面容和愧疚感迫使他再度離家，試圖尋找一個「精神之父」以療治內心的創傷。就在這種孤獨、焦慮、沮喪中，他逐漸失去了理智和藝術才華，流連在妓院的煙花醉月中。一次酒醉，母親的亡靈出現在他的幻覺中，狂亂中他打碎了一座吊燈，遭到員警毒打。迷糊中被布盧姆搭救，然而，這位也是失敗者的布盧姆能夠成為他的「精神之父」嗎？
相對於潘涅洛帕─奧德賽之妻，守了20年的忠貞不渝，拒絕所有追求者的誘惑，二千年來始終是西方貞潔女子的典範─布盧姆的妻子莫莉卻是個縱情色欲、放蕩不拘的人。如果人的最大悲劇就是無法為自己的背叛進行辯解，那莫莉就是這種悲劇人物。儘管她也有母性的溫柔和對幸福家庭的憧憬，但是她在兒子夭折、丈夫無能之後另結新歡，沉溺於欲火難消的肉體享樂之中。當布盧姆帶著「精神之子」史蒂芬返家時，她雖在一瞬間燃起母愛之光，但隨即就把這個落魄青年當成性愛求歡的對象。實際上，莫莉既是喬伊斯對「患了梅毒的『母親─愛爾蘭』」恨鐵不成鋼的反諷，更是西方文明徹底腐化的象徵，但喬伊斯從不忘給予這位「幸福總在回憶之中」的女子深切的同情，盼其悔改與重生。
重返精神之家
然而，《尤利西斯》絕不是一部庸碌人生的碎語雜記，更是一部愛爾蘭民族史詩。小說人物充滿民族性格的縮影，劇情敘事泛著民族血淚的餘光。小說中描寫了愛爾蘭民族英雄羅伯特．埃米特(Robert Emmet,
1778-1803)反英起義失敗後被判處死，英帝國爪牙當眾對他施以令人髮指的酷刑，埃米特卻帶著微笑慷慨就義，這充分暴露了英帝國主義的殘酷毒辣，流露出喬伊斯對民族英雄的崇敬之情。至於鮑伊嵐和莫莉的姦情，像是英國殖民統治的血恨象徵，從中折射出愛爾蘭民族深受外部宿敵和內部叛離的雙重傷害。史蒂芬的理想和挫折是愛爾蘭獨立血路上的琅倉行走；布盧姆的失落與迷惘，則是民族前途乖離困厄的表徵。實際上，他的忍辱和偷生，只是出自一個流浪猶太人試圖尋找一處歇腳安身的微小願望，而這也是愛爾蘭民族的共同願望。
布盧姆雖然懦弱，但是他心地善良、仁慈寬厚。即使承受個人痛苦和社會歧視，他也能為死去的朋友送葬、為遺屬解囊、牽盲人過路、對窮人施捨、看望難產的友人、對斯蒂芬施以父愛，最後，他真誠而徹底的原諒了背叛的妻子。他雖然沒有奧德賽偉大，但他沒有像這位英雄那樣殺光所有的情敵。他悉心照料史蒂芬，不只是一種補償心理，更是「家國/子民」血緣共存的反映，一種「聖父/聖子」宗教聖愛的象徵；他對妻子的寬容與原諒，正是人性中「化仇為愛」的最高表現。在世局坍蹋、親人叛離的困局中，他依然堅守人性的側隱之心、悲憫之情。
《尤利西斯》表現了現代卑微人物的精神掙紮與民族之愛，小說的題旨則在追求人的「整全性」，是人從絕望墮落到贖罪淨化、從世俗沉淪到形上超越的過程。儘管人類總是怯於面對內心真實而寧願浮誇在平庸媚俗之中，但人生的終點不是荒草亂崗，而是自我圓滿。即使身陷欲海紅塵，人的至情與本真，也會在內心深處隱隱呼喚，引領人們向真實自我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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