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ah Arendt, 《政治的承諾》(5)

Hannah Arendt, 《政治的承諾》(5) 

雅典人是排斥孤獨的，因為雅典人重視「法律」更勝於「良知」。Hannah Arendt說道：「(在雅典人看來)孤獨是專屬於哲學家特有的習性狀態(habitus)，因此很自然地受到城邦的質疑，視之為反政治的姿態」(054)。「但蘇格拉底正相反，他主張孤獨視城邦良善運作的必要條件，比起由法律所強加的行為法則和懲罰的恐懼，孤獨更能保證城邦的良善運作」(054)。 

在公共領域中對「孤獨」進行打擊和消滅，一直是Hannah Arendt所強烈憎惡和批判的，這也是Hannah Arendt一生批判「極權主義」的主要觀念。在Hannah Arendt這裡，「孤獨」具有比蘇格拉底更寬廣的涵意，如果孤獨在蘇格拉底那裡是指「倫理的思考」，Hannah Arendt則把「孤獨」擴大為「人類(集體)的獨立思考」。她仿照蘇格拉底「沒有經驗的生活不值得過」，強調「沒有獨立思考者不成其為人」。Hannah Arendt認為，沒有良知的思考，一切的恐懼(來自政治壓制或法律恐嚇)都將失去作用。在Hannah Arendt看來，在孤獨中進行獨立思考，是良知獲得彰顯並保持完整無損的重要形式與條件。因為，與自己的同在就是與世界他人的同在，這種「同在性」(unity)－與世上的他人共同思考人類的整體命運，是人類獲取「集體自由」(Hannah Arendt所稱的『積極的自由』)的必要路徑，人類不可能在政治壓迫和法律懲戒中獲取自由。在壓迫和懲戒之下，甚至在極權主義的洗腦之下所獲得的，只是順服和奴性。極權主義正是利用這種「不思考的奴性」－廢棄孤獨、放棄思考－取得它壓迫世人的權力。 

在一個重要的段落中，Hannah Arendt寫道：「極權式群眾動員最在意的事情是取消所有孤獨的可能性。……如果連一丁點與自己同在的空間都不再獲得保障的時候，不但世俗的良知形式會被取消，所有宗教形式的良知也將遭破壞。在極權的政治組織條件下，良知本身不再運作，不會受到恐懼或懲罰的影響。……無法和自己進行對話的人，也就缺乏所有思考形式皆不可或缺的孤獨條件，就沒有辦法保持良知的完整」。(55) 

衡量一個國家，就在於它對獨立思考的哲學家和知識分子的態度，對「獨立思考者」的壓制，就是對全人類的侵犯與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