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的復仇(4):地理與文明型態
在McNeill的《西方的興起》一書中,印度、希臘與中國都屬於「邊陲文明」,也就是因為一定的地理條件形成了獨立發展的文明。「以希臘和印度而言,受惠於北方的高山,它們『實質上得以不受草原騎兵的直接衝擊』」(083)。
至於中國,自古即是一個「孤立的帝國」。「有無法居住的沙漠、高峰做屏障,又是千山萬水距離遙遠,中華文明起源的黃河流域和中東及印度內陸有數千英里之遙,結果就出現三個非常原創性的文明,尤其是中華文明,它們各自發展……,相較於在它西邊的其他文明,中國形成了它本身的地理圈」(083-084)。但它們都從和蠻族入侵者的互動中汲取活力,即使它們都受制於地理而得到部分的保護。
至於西藏與蒙古,「在高地沙漠環境嚴重限制之下,『西藏和蒙古無法逃脫超越原型文明』」。西藏喇嘛『一再很在意他們的信仰源自印度佛教』,因此反對漢化(Sinification),與鄰近大國的文明傳統更親近。
在此意義上,地理(作為屏障或開放的型態),既可以因為「封閉」而得以發展出「原型文化」(保存與維繫),但也可能因為封閉而走向枯萎和衰敗。無天然屏障的農業城市,既是繁榮與安定的象徵,但也是異族入侵的誘餌。這就使我不免對「地理理論」存有「辯證的質疑」,不能把地理理論視為「單一決定論」。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