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的復仇(4)：地理與文明型態

 

地理的復仇(4)：地理與文明型態

  

在McNeill的《西方的興起》一書中，印度、希臘與中國都屬於「邊陲文明」，也就是因為一定的地理條件形成了獨立發展的文明。「以希臘和印度而言，受惠於北方的高山，它們『實質上得以不受草原騎兵的直接衝擊』」(083)。 

至於中國，自古即是一個「孤立的帝國」。「有無法居住的沙漠、高峰做屏障，又是千山萬水距離遙遠，中華文明起源的黃河流域和中東及印度內陸有數千英里之遙，結果就出現三個非常原創性的文明，尤其是中華文明，它們各自發展……，相較於在它西邊的其他文明，中國形成了它本身的地理圈」(083-084)。但它們都從和蠻族入侵者的互動中汲取活力，即使它們都受制於地理而得到部分的保護。

 

西藏

至於西藏與蒙古，「在高地沙漠環境嚴重限制之下，『西藏和蒙古無法逃脫超越原型文明』」。西藏喇嘛『一再很在意他們的信仰源自印度佛教』，因此反對漢化(Sinification)，與鄰近大國的文明傳統更親近。 

在此意義上，地理(作為屏障或開放的型態)，既可以因為「封閉」而得以發展出「原型文化」(保存與維繫)，但也可能因為封閉而走向枯萎和衰敗。無天然屏障的農業城市，既是繁榮與安定的象徵，但也是異族入侵的誘餌。這就使我不免對「地理理論」存有「辯證的質疑」，不能把地理理論視為「單一決定論」。

地理的復仇(3)：地理與人類的移動

 

地理的復仇(3)：地理與人類的移動

 

除了Hans Morgenthau之外，地理理論的重要代表還包括William McNeill和Marshall Hodgson，兩人以其宏大的著作，分別定義了世界史和伊斯蘭史。 

地理、地形與地理特徵，促使人類進行移動與遷徙，並產生文明與戰爭的不同結果。西元前4500年至4000年之間，所謂「多瑙河墾民」(Danubian Cultivators)開始北遷，進入歐洲中部與西部，同時另一遊牧民族南下，和跨越北非、進入直布羅陀海峽(Strait of Gibraltar)的農民拓荒者，「與多瑙河洪水相會、交融」。這次的交會並沒有發生衝突或鬥爭，歐洲原有的狩獵民族並沒有被消滅，反而是人口與文化的相互混和。William McNeill的《西方世界的興起》就是從此開始。 

然而，在另一個地區：地中海南北兩側的人口移動，他們源自「肥沃月彎」(Fertile Crescent)和安納托利亞(Anatolia)，這兩個地區的政治不安定則大半是地理因素作祟。McNeill 指出，美索不達米亞是人類史上最血腥的移動路線。「平原上的城市一繁榮」－這是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谷(Tigris-Euphrates valley)低地平坦地形低地平坦地形、有數英里灌溉水源的結果－它們立課程為周遭野蠻民族掠奪的誘人目標」(080)。 

美索不達米亞(人類的的一個文明)

但是，「由於沒有中央權威解決邊界糾紛，或是在缺水時刻分配水源，就會出現長久的戰爭」(081)。例如征服者薩爾貢(Sargon)於西元前2400年建立了「阿卡德帝國」(Akkad Empire)，雖然能夠建立中央權威，「但McNeill告訴我們，這些沙場戰士在幾個世代以後放棄軍事生活，改過『比較舒適和奢華的城市生活』，因此歷史又要重演，新征服者又會出現」(081)。 

+*卡德帝國」(Akkad Empire)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帝國，統治區域位於美索不達米亞(今伊拉克)，早於該地區後來出現的巴比倫和亞述帝國。閃米語族的一支。於前3000年前結束遊牧生活，定居於被稱為「蘇美」的美索不達米亞南部，並建立了名為「卡德的城邦國家」，屬於古伊拉克文明的一部分。

平坦、肥沃的土地與農業，珍貴的水源和舒適的城邦生活，既是富庶也是墮落的因素，城市的繁榮是入侵者的最佳條件(死於安樂)。為了弭平這些爭奪，極權的暴力統治開始形成，而不是理性的公平分配。這意味著「分配的正義」比不上「強權的壓制」。Kaplan寫道：「古伊拉克文明的崛起導致最令人難以呼吸的專制，以便壓制內部的四分五裂」(81)。Kaplan寫道：「地理構成美索不達米亞出現極不尋常水平的暴政和官僚體制的基礎」(082)。 

但美索不達米亞等級的高壓未必出現在尼羅河沿岸，例如埃及。「它的南部有天險，河流兩側除了光禿禿的沙漠，沒有其他；它的北邊就是地中海，或許因此，埃及人四千年來『沒見過入侵者』(082)。McNeill寫道：「反之，美索不達米亞統治者沒有天然工具可以保護他們的中央權威，只能慢慢地、痛苦地發展『高壓的』法律和官僚行政」(083)。

地理的復仇(2)：地理與國家的命運

 

地理的復仇(2)：地理與國家的命運

 

地理雖然並非決定論，但卻是「相對決定論」。「地理事實」往往就是「歷史事實」，並未國際社會制定非人為可以推翻的既定因素。但人們往往缺乏地理意識，從而在外交上胡作非為。Kaplan寫道：「地理的確是人類行動軌跡的開端，……地理為國際事務造就的事實，因為太根本，我們把它視為理所當然」(68)。換言之，地理總是決定了國家的命運。

 

俄羅斯──「俄羅斯直到今天還是一個不安全、雜亂蔓延開來的陸權國家。在13世紀蒙古人鐵蹄踐踏之前即遭到入侵，唯有時間、距離和氣候是它的朋友，它渴望能有出海口」(68)。換言之，俄羅斯是一個因為地理因素而極度缺乏安全感的民族。千年以來，忍受一種「千年孤寂」，以及酷寒之下的經常性歉收。這決定俄羅斯是一個侵略的民族，不是因為民族性，而是「地理性」。 

東歐──「由於歐洲和烏拉山(Urals)之間沒有嚴峻的地理障礙，雖然柏林圍牆這道人為邊界垮了，東歐仍然感受到來自俄羅斯的威脅，和過去幾個世紀沒有差別」(068)。換言之，從二戰經驗可知，東歐從未真正平靜過，因為東歐處於一種「無障礙地形」，敵對的族裔可以輕易侵門踏戶，反過來，受壓迫的族裔也可以輕易的雪恥復仇。 

德國──「德國東西兩側都沒有崇山峻嶺保護它，使它為了應付危險的地理位置，得了軍國主義或初生的姑息主義的病症」(068)。換言之，德國始終對「領土」非常敏感，從希特勒的軍國主義到現在的綏靖主義。德國具有濃厚的「戰爭機器主義」的思想，無論是好戰或厭戰。 

英國──「英國境內平靖，可往海上發展，領先鄰國發展中民主制度，並與同文同種的美國打造出特別的跨大西洋關系。……可是英國這一島國靠近歐洲大陸，長久以來都有遭外敵入侵的危險，所以數百年來，它在戰略上一直關心和它隔著英吉利海峽及北海相望的法國及低地國家的政治」(68-69)。換言之，地理因素決定了英國是一個「航海帝國主義」，地理殖民是這個國家的必然出路。 

中國──「中國為什麼終究比起巴西更重要？……中國面向西太平洋，內陸縱深大，直抵富藏石油和天然氣的中亞」(069)。然而，封閉與自欺，終究只能使中國成為一個內陸極權體制，儘管今日的中國已經開始發展海洋戰略，並成為西太平洋衝突的引爆點。 

非洲──「非洲為什麼多那麼窮？……非洲海岸線缺乏許多優質天然海港，……熱帶非洲只有少許河流可從海濱往內航行，從內陸高原有一連串瀑布和激流驟降到海岸平原，因此非洲內陸特別與海岸孤立。此外，撒哈啦沙漠自古以來阻擋人們與北方接觸，……自上古以來就很少受到偉大的地中海文明影響……自然條件讓非洲在邁向現代化的路徑上，需要耗費更多力氣」(070)。 

美國──「地理有助於維持美國的繁榮，它可能是美國具有泛人道主義利他精神的原因。……歷史學者約翰．季根(John Keegan)解釋道，美國和英國可以擁有自由，只因為海洋『保衛他們不受內陸國家大敵侵擾』」(070-071)。這說明了「天然屏障」對國力保存與領土安全的重要性。 

歐洲──「一旦發生軍事上的誤判，歐洲國家無法搬到一洋之隔的遠方，因此它們的外交政策不能拘泥於普世的道德。他們保持強大的武力互相提防，直到二戰之後美國霸權的崛起、控制大局」(071)。換言之，歐洲從未真正的浪漫過，道德真空但卻聰明滑頭的外交政策，使歐盟始終處於低度團結與有限分裂之中。 

在Kaplan看來，即使是「暴政」，也受到地理的影響。「我們可以聲稱，薩達姆．海珊的暴政－我在1990年代親身經歷過，它也是迄今為止阿拉伯世界首屈一指的暴政－本身是由地理決定的。因為從1958年第一次軍事政變以來，伊拉克每一個獨裁者必須比前任更加高壓，才能震懾住由庫德族、遜尼派及什葉派阿拉伯人拼組起來且無天然疆界的這個國家，一個族裔和宗教意識沸騰的國家」(074)。換言之，即使擁有豐富的地底資源－石油，也難以阻擋地面上多族裔、無障礙的空間，也就是獨裁與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