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的復仇(4)：地理與文明型態
在McNeill的《西方的興起》一書中，印度、希臘與中國都屬於「邊陲文明」，也就是因為一定的地理條件形成了獨立發展的文明。「以希臘和印度而言，受惠於北方的高山，它們『實質上得以不受草原騎兵的直接衝擊』」(083)。
至於中國，自古即是一個「孤立的帝國」。「有無法居住的沙漠、高峰做屏障，又是千山萬水距離遙遠，中華文明起源的黃河流域和中東及印度內陸有數千英里之遙，結果就出現三個非常原創性的文明，尤其是中華文明，它們各自發展……，相較於在它西邊的其他文明，中國形成了它本身的地理圈」(083-084)。但它們都從和蠻族入侵者的互動中汲取活力，即使它們都受制於地理而得到部分的保護。
西藏
至於西藏與蒙古，「在高地沙漠環境嚴重限制之下，『西藏和蒙古無法逃脫超越原型文明』」。西藏喇嘛『一再很在意他們的信仰源自印度佛教』，因此反對漢化(Sinification)，與鄰近大國的文明傳統更親近。
在此意義上，地理(作為屏障或開放的型態)，既可以因為「封閉」而得以發展出「原型文化」(保存與維繫)，但也可能因為封閉而走向枯萎和衰敗。無天然屏障的農業城市，既是繁榮與安定的象徵，但也是異族入侵的誘餌。這就使我不免對「地理理論」存有「辯證的質疑」，不能把地理理論視為「單一決定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