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岡本研究(3)：為什麼「生命政治」？

 

阿岡本研究(3)：為什麼「生命政治」？

 

1，霍布斯《利維坦》封面兩個隱藏的象徵：士兵與醫生 

・國家共同體的兩種身分 

1651年，湯瑪斯・霍布斯出版了《利維坦》(Leviathan)。在這本書的封面上，除了人們已經熟知的「利維坦」的形象之外，還有一些其他微小的東西，需要從象徵學和圖像學層面進行解讀。那個巨大的利維坦身軀下方有一個城池，而這座城池，除了一個兵營裡有幾個手持武器的士兵之外，還有兩個奇怪的在街上遊蕩的人。Agamben指出：「另一個象徵上的異常，在神秘性上不亞於前一個，而且與前一個異常情況密切相關，就是這座城非常例外有大量武裝警衛，也有兩個非常獨特的人物位置很靠近教堂，我們之後會考察這兩個人物形象，而這座城卻完全沒有居民。街上是空的，整個城無人居住： 沒有人生活在這裡」。兵營的象徵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任何城池都需要武力的捍衛，而這些兵營本身需要駐守在城池裡，那麼那兩個閒逛的人怎麼解釋，他們究竟是什麼人？ 

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英國政治家、哲學家

《利維坦》

中國學者藍江做了考據和解釋： 

「德國女歷史學家弗朗塞斯卡・法爾克(Francesca Falk)細細考究了這兩個位於畫的邊緣的人物。她的判斷是，這兩個人物有兩個特徵，一是，他們處在靠近大教堂的位置，另一個在法爾克之前幾乎沒有人關注過，即兩個人物都明顯帶著一個類似於鳥喙的面具」。有歷史感的學者，一定會很快認出，他們是醫生，因為中世紀時，黑死病橫行歐洲，當時的醫生為了杜絕感染，身穿泡過蠟的亞麻或帆布衫，頭頂戴著黑帽，戴上可過濾空氣、狀如鳥嘴般的面具，鳥嘴面具常為銀制，中空部位塞入藥草用以過濾空氣。久而久之，銀制長鳥嘴面具就變成醫師的象徵。由於根本不知道病因，這副裝扮多少有嚇走病魔的用意，人稱『鳥喙大夫』。於是，有了一個更有趣的問題，為什麼其他人都不在城裡，這個空蕩蕩的城為什麼需要兩個帶著鳥喙面具的醫生?

 

鳥喙大夫

霍布斯認定了契約建立了國家，但是這個以契約為基礎的國家並不是政治體制的全部，在這個體制之外，還必須存在著某種非契約的東西，如保障和平和防衛性的力量，如果一個國家共同體僅僅表示對內的契約性的安全，防止了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的自然狀態，那麼還存在一個問題，共同體如何抵禦非立契之人的攻擊? 這就為國家建立保障和平和防衛的力量提供了必要性，也就是說，這種力量在根本上是一個對外的安全保障，最終防衛的是整個立契的國家共同體的安全。但對於為什麼需要醫生，或者說，醫生為什麼會獲得與戰士一樣的外在於契約的地位？ 

在《利維坦》以及《論公民》的文本中，霍布斯經常使用疾病來比喻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健康。這或許與霍布斯有短暫的從醫經歷有關。，在霍布斯看來，國家(城池)的健康如同人的健康，需要細心照料和打理，而理性就是免除自己國家夭亡的藥劑。霍布斯寫道： 

「總之，我想像不出還有什麼事比下述做法更加有害於君主國家，那便是現在不讓謹慎周到的大師們適當地校正這些書以除去其中的毒害，就任其公開閱讀。我可以毫不猶豫地把這種毒害比之於被瘋狗咬了的毒，醫生把這種病稱之為恐水病(Hydrophobia)。被咬的人經常渴得受不了，但卻又害怕水，其情形仿佛是這種毒要把他變成一隻狗似的」。

霍布斯，《利維坦》，黎思複、黎廷弼譯，商務印書館，1985，頁255 

中國學者藍江解釋道：

「在後文中，霍布斯繼續用一些醫學用詞來形容國家肌體的病症，如癲癇(Epilepsie)、瘧疾(Ague)、肋膜炎(Pleurisie)等等，霍布斯之所以用各種當時流行的病症來類比國家的不健全，除了他自己的醫生經歷之外，更重要的是，這個國家共同體本身就需要醫生來杜絕各類導致國家致弱的因素，類似於上文引述的『謹慎周到的大師』，他們就是國家的鳥喙醫生，作為一個共同體的國家需要這樣的醫生來擊退從內部敗壞國家共同體的各種病灶。這樣，我們便可以將醫生與之前談到的戰士做一個對比。在霍布斯的構架中，戰士是為了抵禦讓國家共同體解體的外來風險而確立的，它的存在不直接依賴於契約共同體，是契約共同體的構成前提。同樣，醫生的存在是一個象徵隱喻，旨在說明，對於這個國家而言，同時存在著兩種不被契約納入到共同體之中的存在，即在霍布斯封面上的兩種身份: 對外抵禦外來入侵的戰士，以及對內治癒內在各種導致國家致弱的疾病的醫生，前者對應的是防禦體系，後者對應的是治理體系。這兩種身份，在霍布斯看來，共同構成了國家共同體的必然性前提」。

藍江，「赤裸生命與被生產的肉身：生命政治學的理論發凡」，《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2期，頁48

 

中國學者藍江解釋道：「如果我們將戰士看成是危險逼近和發生時出場的抵禦者，那麼醫生的角色在後來的發展中更像是將這些危險和事件杜絕在潛在狀態的預防者，換言之，醫生逐漸從一個治療的角色變成了一個預防的角色，治理從直接面對問題的治理，變成為預防危險發生的預防式治理，這樣國家治理的中心無疑轉向了一種預防性保障的對內治理的作用，這是霍布斯封面最下方帶著鳥喙面具的醫生的真正含義」。(頁，49) 

對此，用阿甘本的話來說：「我們完整地說明了霍布斯大眾的悖論性地位之後，封面上的那幅象徵畫是一個信號，它宣佈了君權權力已經向生命政治轉向」。Giorgio Agamben, Stasis: Civil War as a Political Paradig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5，p. 38

 

．「傷寒瑪麗」與流行病(epidemic)問題

 

醫生所面對的重大問題就是「流行病」(epidemic)。實際上，阿甘本在《內戰》一書中，已經注意到了這個詞的特殊性。在古希臘語和拉丁語的詞源上，這個詞還沒有流行病的意思。在希臘語中，這個詞寫作epidemos，由兩個部分構成，即epi( ε，πι＇)和demos(δημο)，前者代表方位的「上」，後者則是古希臘語中常用的「人民」一詞，我們熟悉的民主制( democracy，δημοκρατ ι＇α) 就與這個詞有關。就字面意思而言，epidemos 是「在人民之上」。這個詞最早出現在荷馬的《伊利亞特》的第二十四章中(polemos epidemos)，用於表達一種在人民之上的爭鬥，即阿甘本意義上的「內戰」。這種內鬥導致了傳統意義上的兄弟相傷，導致了舊的共同體(即血緣共同體)的解體，這樣，epidemic一詞實際上就是一種威脅到共同體存亡的內戰或內鬥，最終讓共同體或城邦解體。因此，對於古希臘人而言，epidemic是所有政治中最應該杜絕的因素，它甚至比外敵(如波斯人)入侵更加危害到共同體的存在，在《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中，修昔底德也談到斯巴達人戰勝雅典人的關鍵是後者的內鬥，最終導致雅典乃至整個古希臘世界的衰落。 

一名名為瑪麗的愛爾蘭移民，在紐約長島的一個富裕家庭裡擔任廚娘，感染了帶有傳染性的慢性傷寒病菌。當瑪麗被告知染上了這種罕見的傳染病時，瑪麗的選擇不是接受治療，而是選擇逃離。這樣，本來病菌的擴散範圍可以局限在瑪麗所工作的房子裡，結果，由於瑪麗的逃逸，讓這種「慢性傷寒病菌」在紐約城區擴散開來。這個事件在歷史上稱之為「傷寒瑪麗。事件。媒體和輿論都一致譴責這位逃離的愛爾蘭移民。甚至有人要起訴她，認為她只顧自身，而罔顧紐約公眾的安全。於是，瑪麗成為了威脅社會統治的標誌。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障總體人口的安全，對諸如「傷寒瑪麗」之類的「慢性傷寒帶菌者」的處理方式，只能是隔離，即剝奪他們個體的自由和權利。而剝奪他們自由和權利的根本原因，是為了保障更大層面上的總體人口的安全。(藍江，頁50)

 

「傷寒瑪麗」事件顯示兩個事實：

1，瑪麗，一個傳染病者，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威脅。

2，瑪麗必須予以隔離或清除，以確保集體生命(人口)的安全。

 

．傳染病與「人口安全」

 

在福柯看來，現代生命政治學的根本含義，正是將具體的人轉換為一種人口並加以治理的方式。實際上，流行病一直被視為對整體人口的最大威脅，因此，福柯在思考生命政治學的時候，一開始就將流行的傳染病與整體的人口安全視為生命政治學誕生時期的最重要的內容。

 

在1976 年的法蘭西學院講座《必須保衛社會》中，福柯談到這種「生命幹預」的問題：

「從18 世紀開始，人們對這些現象(傳染病)負起責任，導致了這樣一種醫學的建立，其主要職能是公共衛生，包括協調醫療、集中資訊、規範知識的機構，它還開展全民衛生學習和普及醫療事業的運動。因此，同樣是生育和出生率的問題，也是發病率的問題。生命政治學干預的另一個領域是一系列現象，其中一些是普遍的(universal)，而另一些是例外的(accidental)，而這些例外在總體上根本無法完全根除」。

 

福科的觀點有兩個含意： 

第一，人口，這個全新的生命政治學的物件，是一個在全新的知識型(episteme)下誕生的抽象概念，它絕不可能等於個體的簡單相加，在作為個體的個人與作為總體的人口之間有一道絕對不能跨越的鴻溝。 

第二，生命政治學儘管是以作為整體的人口為物件的，但是並不等於它無關於個體。相反，它仍然會對個體進行操作和控制。問題在於，它究竟要針對和掌控的是什麼樣的個體？在這個意義上，福柯對個體做出了區分：一種是普遍的個體，他們太過普通，因此無法從整體的人口中單獨析離出來，無區別地構成了總體的人口; 而在這些總體的人口之外，存在一些特殊個體，他們是例外之人、有缺陷的人，以及各種各樣的異常者。福科說道：「針對這些特例現象，生命政治學不僅建立了救濟機構，而且還有更靈活的機構，比那些依附於教會的龐大而不能面面俱到，在經濟上合理得多」。實際上，這些機構就是針對和處置特殊個體的機構，它們既可以幫助特殊個體，也可以將那些難以立刻矯正的個體予以隔離，如福柯經常分析的瘋人院和監獄都屬於這種隔離的例子。簡言之，國家治理之所以關注這些例外的個體，根本原因在於這些例外的個體可能對總體的人口形成威脅。

(藍江，頁50) 

顯然，瑪麗在這裡陷入了生命政治學下的例外個體的範疇。因此，在社會層面，對於逃跑的瑪爾倫，最為恰當的方法就是把她抓回來隔離。在當時的辯論中，就出現了這樣的論斷： 

「作為醫生和公民的我們需要始終認識到，在某些方面，個體是最終的單位，然而在另一些方面，他只是家庭、社區和民族更高單位的一部分。所以從醫學乃至生物學角度來看，種族的整體利益高於個體的局部利益。另一方面，從長遠來看，從群體福祉中獲益的正是個體」。也就是說，群體安全保障居於最高地位的觀點最終因使個體受益而獲得理論的正當性。 

在這個意義上，生命政治學將個體分成了兩類：一類是屬於人口總體的；然而，對於福柯和阿甘本這類思考生命政治學的思想家來說，更重要的是另一類，即那些被排斥的部分。對於「傷寒瑪麗」故事中的瑪麗來說，實際上就處於這樣的地位，在總體安全上，她必須要被隔離，她的自由和權利，可以在總體人口的安全層面上加以褫奪。(藍江，頁51) 

福柯意義上的例外之人，或者阿甘本意義上的zoē 或赤裸生命，是否是一種自然性的存在？答案是否定的，按照福柯的理解，這種生物性的排斥，將某些人作為例外的不正常的人加以排斥，並不是這些人的天生的自然的生理差異造成的，相反，這種所謂的差異，或者說，在bios 和zoē之間的區分，是話語(discours)的產物。

 

在《不正常的人》中，福柯就談到了醫學話語及其運行機制，如何將手淫的兒童塑造為一種「不正常的人」，並對其加以控制： 

「相互交換的運動使醫學在家庭道德中作為倫理、身體和性的控制方法發揮作用，反過來，它也使家庭實體內部集中在兒童身體上的障礙作為醫學的需求發揮作用。……簡單來說，醫學化的迫切要求作為規範化的原則進行運轉。這個家庭，人們給予他用於兒童身體的全部無中介的直接權力，但是人們從外部通過醫學知識和技術對他進行控制」。(福柯，《不正常的人》，錢翰譯，上海人民，2010，頁211 )

 

就是說，對孩子行為的規訓和「正常化」是附著在一種醫學－倫理話語之上的，而父母正是通過這種醫學－倫理話語來對孩子起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會產生一個區分，接受醫學－倫理話語，並主動成為正常人的孩子，進入到生命政治學之中，他們本身成為這種話語裝置(dispositif)運作的一部分，相反，那些不接受這種機制的孩子，淪為福柯意義上的例外，而對他們進行隔離和治療便會成為必要的工作。(藍江，頁51) 

涉及生命政治學話語權力的另一個概念是種族。福柯意識到，儘管種族並非是在生命政治學下誕生的，但是生命政治學誕生之後，就和種族問題天然地媾和在一起。福柯說：「在人類生物學連續統中，出現了種族、種族的區分、種族的等級，某些種族被認為是好的，而其他的相反被認為是低等的，這一切成為……在人口內部錯開不同集團的手段」。種族的區分將某一種族確立為正常(高等)的，而另一種族則成為劣等的。福柯和阿甘本都談到了二戰時期德國針對猶太人的種族話語的生產，實際上正是這種帶有明確生物學痕跡的話語，將數百萬猶太人送進了集中營，變成了赤裸生命。 

在福柯那裡，生命政治學得到了完美闡發，可以將其生命政治學概括為如下幾點：(1)生命政治學的對象是作為總體的人口，即人口安全，生命政治的治理所保障的不是某個個體的安全；

(2)為了人口整體的安全，就必須將所有威脅人口安全的因素加以隔離和排斥，這種隔離和排斥必然區分「正常的政治生活」(bios)和「被排斥的赤裸生命」(zoē)，可以說，前者的內在安全，恰恰是以對後者的矯正、排斥和隔離為前提的；

(3)正常與不正常、bios 與zoē 的區分需要一種可以作為機制的話語和知識體系來運作，沒有這種知識型，我們便不可能在正常和不正常之間做出區分。而現代知識的生產，尤其是醫學知識和生物科學的知識，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這種區分話語的發展，這種話語就是生命政治學最原初的基底。(藍江，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