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岡本研究(2)：關於zoē 與bios概念的區別

 

阿岡本研究(2)：關於zoē 與bios概念的區別

 

為什麼殺掉homo sacer 不會被治罪？ 

為了說明這一點，Agamben引入了zoē 與bios 的區別，前者是純粹自然狀態下的生命，一種動物性的生命。Bios則是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中所界定的一種生命，即一種城邦中的生命。這樣，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兩個生命，一種是純粹自然的zoē，一種是生活在政治之中，並被政治所架構的bios。 

(古希臘文用三個字來表達「生命」。ZOE （ζωη）代表永恆的神靈；PSUCHE（ψυχη）指向心理；BIOS（βιοσ）則涵蓋了物質層面，表示肉身追隨時代脈動的生活方式與經驗，也是生物學(biology)的字根。 

那麼，法律框架所面對的對象顯然不是前者，而是生活在具體城邦中並被城邦的律法所規定的bios這樣的邏輯也可以反過來理解，只有受到城邦法律的規定，並適用於城邦法律的人，才是bios。這種情況下，城邦的法律是一種面對bios，而不是面對zoē的法律。只有當我們觸犯了具有bios架構的人的權益時，才會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而法律也只會保護那些作為bios架構下的人的權益。 

zoē 與bios概念的區分，來源於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一方面是bios，它指的是具有正常生活形式的生活，而生命政治學恰恰是為了保障共同體之中的具有普遍性的bios 的良性運轉。bios 並不是一種自然的生命狀態，而是一種獲得保障的生活狀態，它之所以能夠獲得保障，正是因為其走出了純粹的自然生命狀態，從而獲得了人造的一層保護膜。這層保護膜保障了處在共同體之中的人的生命和基本生活狀態的安全，同時也保障了其中的生命的自我生產。這是一種標準的生活，也是一種符合規訓和生產監控的生命狀態，也正是這種與整體機制的協調，讓總體機制和布局保障了其安全。 

相反的，與bios對立的是一種赤裸生命(zoē)，這種赤裸生命是對覆蓋在我們生活之上的保護層的褫奪。在更高的層面上來說，bios的生活形式的安全，恰恰是建立在對zoē的「包含性排斥」( inclusive exclusion) 的基礎之上。換言之，將一部分人的生命還原為赤裸生命，是整個共同體人口安全的基石。 

在古羅馬時期，平民和公民雖然等級不同，但是都屬於法律架構下的物件，因此，他們都擁有bios的生活。相反，homo sacer則不同，他們既不屬於平民，也不屬於公民，甚至不屬於外邦人(羅馬法中對於外邦人仍然有相關的法律規定)，這種人是一個絕對法律上的例外之物，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他的生命，沒有任何法律上的保障。那麼，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在這一層次上，殺掉homo sacer而不被治罪，意味著homo sacer被排斥在人的律法( ius humanum)之外。阿甘本說：「殺人無罪( impune oocidi) 採取的是人的法律的例外的形式，因為其懸置了關於殺人的法律適用」。

藍江，「從赤裸生命到榮耀政治—淺論阿甘本homo sacer思想的發展譜系」，《黑龍江社會科學》，2014 年第4 期，頁2. 

於是，Homo Sacer處於這種被雙重排斥的領域，生命變成了純粹「赤裸的生命」(bare life)，他們沒有法律和政治架構的保護和懲罰，也沒有神的恩澤與天譴，他們唯一留下的就是如草芥一般的性命。不僅如此，這個唯一留下的赤裸的性命，仍然面臨著朝不保夕的危險，隨時可以在主權權力的淫威下，被濫用，或被剝奪走。 

Agamben對homo sacer的指控，在深度上超越了包括Hannah Arendt、Michel Foucault在內的思想家，當赤裸生命連受壓迫的資格都不存在的時候，我們何來談論他們的解放問題？當他們只有以性命行事，並遊走於生與死的門檻時，我們一切的憐憫，我們那些酸腐的、正義的陳詞濫調都會變成最虛偽的假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