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岡本研究(8)：穆斯林與「不可能的見證」

 

阿岡本研究(8)：穆斯林與「不可能的見證」

 

．奧斯維辛：不可能的見證

 

「奧斯維辛」(Auschwitz)是現代人類生存中永遠無法擺脫的存在之痛。阿多諾那句「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後的一切文化、包括對它的迫切的批判都是垃圾」一語， 始終令一切言說者如鯁在喉。中國學者張一兵認為，阿甘本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正面回答阿多諾的人，他也是繼阿多諾之後，真正可以透視奧斯維辛現象的政治哲學家。通過中隱匿的不在場之閱讀可見的歷史證言物， 他極深刻地捕捉到了人類自己製造的「無罪的殺人者」和作為赤裸生命中極端狀態下的「穆斯林」現象，從而透視出奧斯維辛背後那種不可正視的生命政治存在論剩餘。(張一兵，「奧斯維辛背後不可見的存在論剩餘—阿甘本《奧斯維辛的剩餘》解讀」，《哲學研究》，2013年第11期，頁65)

 

阿甘本宣稱：今天的西方社會推崇的政治範式不再是城邦國家，而恰恰是看不見的集中營，現在，我們已經「從雅典走到了奧斯維辛」(Agamben，2004年)。這個作為政治範式的集中營，是支配我們今天生活「公與私的無差別區域以及我們生活其中的政治空間的隱性母體」(Agamben, 2002.p.1)。這是令人震撼的斷言。(張一兵，頁65) 

在1998年完成的《奧斯維辛的剩餘：見證與檔案》(Quel che resta di Auschwitz. Bollati Boringhieri)一書中，阿甘本通過他獨特的「聆聽未被言說之事」的方式，很深地面對了奧斯維辛，由此發現了在作歷史學研究物件的奧斯維辛證詞背後某種不可見的剩餘。阿甘本說，其實奧斯維辛從來就是歷史研究中的一個難題：有些人急於解釋他們所看到一切，但他們手中卻空無一物，比如歷史學家會關注這一震驚世界的慘劇中所有的事件細節，可他們卻無法真正得知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一些人則拒絕理解，並將其廉價地神秘化，從而遠離真相，比如簡單地重複阿多諾那句著名的「奧斯維辛之後不再寫詩」，卻拒絕真心實意地去思考歷史教訓。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令人困窘的情境？阿甘本認為，這是因為在奧斯維辛的歷史性研究中，發生了一種更深層面上的「事實與真相的不一致，確證與理解的不一致」(Agamben, 2002, p. 14)。這也就是說，你在奧斯維辛所直接看到的，並不見得就是真相，你手中有關於奧斯維辛的歷史事實，你卻不能真正理解這一種無法直觀的「未寫出之物」。(張一兵，頁66) 

這意謂奧斯維辛事件已經超出歷史研究與人類認知的限度，同時也超出了人類道德的限度。這就是Agamben所稱的「剩餘」－亦即「不可見」，既不可目睹，也無法承受的生存範式。這種生存範式是「不可見證的」，也就是說，即使是倖存下來的見證人，也無法完全、完整、真實的述說這種狀況。楊涵榆寫道：「這種見證的不可能性顯露語言、歷史、政治、道德，甚至本體存在的界限已超出事實論證的範疇，……見證的不可能關乎人之中的非人，或人與非人、存活與說話之間的斷裂」。(楊涵榆，《閱讀生命政治》，頁320-321)。這種「斷裂」(裂痕)，就是Agamben所說的「灰色地帶」。 

阿甘本的思考，是從一名已經不在世的「死亡別動隊」(Sonderkommando)成員策爾曼．雷文塔爾(Zelman Lewental)藏隱在奧斯維辛第三火葬場下的證言開始的。雷文塔爾在寫給我們這些後世生存者的遺言中寫道，在奧斯維辛中發生的事情之真相，將是以後所有重新在歷史研究視域中面對它的正常人都無法想像的，因為在歷史學的客觀事實層面，「它無法被化約為構成它的真實元素」，它不僅僅是客觀事實，這些事件「完整的真相更加悲慘，更令人恐懼……」。(Agamben, 2002, p. 14)。並不等同於客觀事實的真相，這正是阿甘本的關鍵性深入思考之處。(張一兵，頁66) 

阿甘本告訴我們，在雷文塔爾給後人留下的這一「證詞的核心明顯地包含了一道本質的裂痕；換言之，受害者承受著對某些事物的目睹，對這些事物的目睹恰恰無法被承受」。 阿甘本看到了那種無法承受的目睹，這種不能承受本身則是裂痕，這道裂痕即是有罪與無罪、可見的歷史事實與不可見的真相、人性與非人性、存在與非存在之間的斷裂。所以，阿甘本認為我們面對奧斯維辛，就不僅僅是傳統歷史學研究中的那種客觀史實之呈現和考據，而是要能夠「質詢這道裂痕，或者，更確切地說，試圖聆聽這一裂痕」，即必須要「聆聽某種不在場的事物」！ (Agamben, 2002, p. 15)。聆聽缺席之在，體知到不在場，這是根本。阿甘本堅持認為，這可能使我們清除一切自奧斯維辛以來在倫理的名義下推進的幾乎是所有的說教成為可能。在這一點上，阿甘本與多年以前的阿多諾是一致的。阿甘本說，「這也是聆聽未被言說之事的一種方式—或許是唯一的方式」(Agamben, 2002, p. 15）。這可能也是阿甘本所說的，奧斯維辛不是一個簡單的歷史事實，而是一個存在論範式的真正意境。(張一兵，頁66) 

阿甘本發現，許多奧斯維辛的倖存者(superstes)之所以堅持活下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要「成為一位見證人」。他說，superstes的原意，指的是一個經歷了某件事的人，他自始至終地經歷了一個事件並因此能夠承擔對事件的見證。可是，阿甘本讓我們注意奧斯維辛中發生的慘劇之真相卻往往是令歷史學家無法下手的悖反性存在事件，這也就是上述那個「死亡行動隊」的存在，因為，身為奧斯維辛受害者的雷文塔爾同時也是納粹的殺人工具，這就構築了一種受害者成為了行刑者而行刑者成為了受害者的灰色地帶。Agamben說道： 

「灰色地帶」的極端形象即是「死亡別動隊」(Sonderkommando)。黨衛軍(SS)把這群負責毒氣室和火葬場管理的被流放者委婉地稱作「別動隊」。別動隊的任務是把赤裸的囚犯帶向毒氣室的死亡，並在囚犯們中維持秩序；之後，他們不得不拖出那些因發紺而變得又紅又綠的屍體，再用水清理，以確認屍體上不再藏有任何有價值的物品；他們從屍體嘴裡拔下金牙；剪掉女人的頭髮，用氯化銨加以清洗；把屍體送進焚化爐，看著它們化為灰燼；最後，他們清空殘留著骨灰的火化箱(Agamben, 2002, p. 25)。(張一兵，頁67) 

他們殺人，用納粹的話語來說，即「幹掉」那些不值得活著的生命(lebensunwerten Leben)。依福柯對生命政治學中出現的種族主義的說明，這種殺人的根據不是政治而是生物學：這種生物學的邏輯是「劣等種族、低等種族(或退化、變態種族)的死亡，將使整體生命更加健康更加純粹」。於是，「處死的命令，在生命權力的體系中，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能接受：它不以戰勝政治對手為目的，而是以消滅生物學上的危險並以此消滅相聯繫的鞏固人種或種族為目的」。福柯認為，德國納粹正是從18世紀起建立起來的生命權力機制發展的頂端。(福柯，1999年，第240頁)。 

阿甘本又指認了一個聽起來十分尋常的奧斯維辛發生的日常生活斷片： 

米克洛斯・尼斯利(Miklos Nyszli)，奧斯維辛「別動隊」中的極少數最後倖存者之一。依他的講述，自己曾在「工作」間歇參加過一場足球賽，比賽的雙方分別為黨衛軍和別動隊的代表。「其他的黨衛軍和別動隊剩下的人都在比賽的現場；他們分邊打賭，喝彩，為自己的球員加油，仿佛這場球賽不是在地獄的門口，而是在鄉間的綠地上進行」。(萊維，轉引自Agamben, 2002, p. 26)。 

阿甘本提高聲調說，這場比賽，這一在當時發生的「正常的時刻」，才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真正恐怖所在」。在阿甘本看來，今天我們或許以為，上一世紀發生的德國納粹奧斯維辛的大屠殺和日本人在南京的大屠殺都已經結束了，是一種不會再來的過去的悲慘事件。可是，實際上我們根本意識不到的真相是：「它至今仍然無處不在地重複發生著，與我們咫尺相距。那場比賽從來沒有結束；它還繼續著，似乎從未中斷。這便是那個『灰色地帶』完美而永恆的密碼，無時無處不在發生」(Agamben, 2002.p.26)。阿甘本的意思是說，當我們根本沒有破解這種比賽中「加油」聲中的密碼時，這種灰色地帶就會隨時發生在我們身邊，就像今天我們一邊喝著酒一邊從電視上觀看發生在伊拉克和利比亞的屠殺事件，這一切似乎只是與我們無關的好萊塢故事。阿甘本認為，這就是倖存者的痛苦和恥辱，這同樣是我們所有人類的恥辱，是那些不知道集中營的人的恥辱，人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正是那場魔鬼幻境中比賽的觀眾，而那場比賽，正在我們身邊的每一個體育場，每一次電視廣播和日常生活的常態裡，重複著自我。「如果到今天我們還不能正確地理解那場比賽，還沒有真正地中斷它，希望，便無從談起」(Agamben, 2002.p.27)。

 

．穆斯林

 

「穆斯林」並非阿拉伯世界中的伊斯蘭教徒，而是當時在納粹集中營中對那些「被同伴所放棄的囚徒的稱呼」。阿甘本指出，一個解釋出現在《猶太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Judaica)的詞條穆斯林(Muselmann)下面：「主要在奧斯維辛中使用，這個詞似乎源於某些被放逐者的典型姿態，即蜷伏在地上，雙腿以東方的樣式彎曲，表情像面具一樣僵硬」(Agamben, 2002, p. 47)。他的外形擬似一個穆斯林在禱告。(張一兵，頁69) 

納粹集中營中的囚徒都是已經被殘暴地剝奪了國籍、沒有了法權、沒有了身份、沒有了民族、沒有性別、沒有了人的尊嚴，說到底，集中營中的囚犯都已經是徹底喪失了生存權的人。所以，他們才會「被當作蝨子」(希特勒語)，被輕易地消滅掉。阿甘本說，猶太人在德國種族法分佈之後的合法地位，納粹使用了一個暗含尊嚴的詞：entwürdigen，字面意思是「尊嚴的剝奪」。猶太人是被被剝了所有Würde，即所有尊嚴的人：他只是活著的沒有尊嚴人－並因此，猶太人只是非人(Agamben, 2002, p. 70)。阿甘本這裡的討論讓人想起福柯在討論「不正常的人」中對麻瘋病人的境況分析：麻瘋病人被「排斥、使喪失資格、流放的、拋棄的、剝奪的、拒絕的、視而不見的」黑暗之中(福柯，2010，《不正常的人》，頁33)。其實，這正是阿甘本命名為「赤裸生命」的存在狀態，這也是他生命政治學中最重要的核心範疇之一。阿甘本說，「奧斯維辛標誌著論理中的尊嚴和道德規範之遵循的終結與毀滅。在這裡，人被降低為赤裸生命，赤裸生命本身就是唯一的規範……對物種的終極的歸屬感，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一種尊嚴。(Agamben, 2002.p.71)。奧斯維辛中出現的喪失生存尊嚴的赤裸生命不是一種悲苦現象，而是一種特殊的生命存在範式。集中營中的囚徒只是這種范式的一種極端表現。(張一兵，頁69) 

這種生存狀態，「是人性或人權的『尊嚴』中止的地方，……存在於……飛人與人之間的斷裂處，總是不斷溢出自身，已剩餘的樣態存在著」(楊涵榆，頁322)。 

人們為什麼叫他們為「穆斯林」呢？這是由於： 

「如果他們還可以四處走動，那也只是緩慢地移動，甚至連膝蓋都不能彎曲。他們不停地哆嗦，因為他們的體溫通常降低到98.7華攝氏度以下。遠遠看去，人們還以為那是阿拉伯人在做禱告。這個形象就是「穆斯林」，奧斯維辛用來形容死於營養不良者的那個詞的起源」(萊恩和克羅德辛斯基，轉引自Agamben, 2002, p. 44-45)。 

在阿甘本看來，正是「穆斯林」這種看不見的東西才是人類存在中自我生產和製造出來的悲性非人存在，這是一個政治哲學存在論意義上的斷裂深淵。阿甘本憤怒地質問道： 

在一個時間裡，人不再是人，雖然他在外表上還保持著人的存在。這就是穆斯林，而集中營是其典型的空間。但一個人成為非人意味著什麼？是否有一種人類的人性可以和人類的生物人性區別並相分離？(Agamben, 2002.p.57)。(張一兵，頁71) 

阿甘本憤怒地說，「穆斯林的死亡已經不再是死亡。說得更大一些，在集中營裡，人不再死亡，而是作為屍體被生產」。 

在奧斯維辛，並沒有人死去；只有屍體被生產出來。無死亡的屍體，或者非人的死亡被降低成了一個批量生產的問題。根據一種可能的、廣為人知的解釋，這種死亡的墮落恰恰構成了奧斯維辛的特殊侵淩，構成了奧斯維辛之恐怖的專名(Agamben, 2002.p.74)。(張一兵，頁72) 

阿甘本還援引了他的老師海德格爾1949年12月在不萊梅的一次有關技術的題為《危險》(Die Gefahr)的演講文本： 

他們死了嗎？他們死了。他們被滅絕了。他們成了屍體生產的儲藏室的碎片。他們在集中營裡被不知不覺地清洗掉了。走向死亡(Sterben)意味著：一個人在自身的存在中承擔死亡。能夠赴死意味著：能夠做出這種決定性的承擔。我們能夠如此，惟當我們的存在能夠成為一種有死的存在。然而，我們無處不面對著不計其數的、殘酷的、尚未死去的死亡(ungestorbener Tode)的無盡之悲慘，於是，死亡的本質已對人遮蔽。(海德格爾，轉引自Agamben, 2002.p.76)。

(張一兵，https://www.aisixiang.com/data/90011.html) 

在生與死，尊嚴與無尊嚴這些為人熟知的範疇中，奧斯維辛的真正密碼—穆斯林，「集中營的核心」，雖然「沒有人想要看見」他，但他卻作為一種不在場的空無而銘刻在每一份證詞中—它始終徘徊著，沒有一個棲身的地方。他是我們的記憶無法輕意地將之埋葬的真正幽靈(larva)，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不可遺忘之物(Agamben, 2002.p.83)。(張一兵，頁7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