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與探索》(論壇)
中國崛起：螞蟻扳倒了大象？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研究員
宋國誠
本文刊登於《展望與探索》，第19卷第5期(110年5月)
https://www.mjib.gov.tw/FileUploads/eBooks/e3772c7248014b7cbbee41b3a6a65bf9/Section_file/a2519b27aad64fb29ae80219af4d2e30.pdf
中國崛起及其應對，全球熱議，其過程與結果將影響21世紀人類的命運。中國能否真正的崛起？其對世界格局將產生建設性或破壞性的影響，則是熱中之熱，尤其對台灣安全的威脅至關重要。時至當前，兩個基本事實已經確認，一是中國已經拋棄了鄧小平「韜光養晦」以及「中國絕不稱霸」的訓示，走向了以「戰狼外交」為標誌的高調外交，二是西方國家原先對中國經濟改革必將帶來民主轉型的期望已經落空，轉向對即將成形的「中國霸權」心生警惕並謀求對策，特別是「新冠肺炎」之後，西方對中國的負面評價達到歷史新高點。然而，另一個事實也很明確，那就是美國優越論的迷思開始消退，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遭到了削弱與質疑，美國主導的自由民主體制以及戰後以來的霸權地位岌岌不保。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爭議，以及2021年1月6日抗議者攻佔美國國會大廈的流血事件，顯示美國已被撕裂成左右對抗的兩極社會，乃至逐漸失去全球的領導能力，這一方面使中國志得意滿，一方面使西方世界處於深重焦慮之中。
一，美國式微？中國趁勢崛起？
回顧歷史，沒有美國為了「聯中制蘇」而援助中國，乃至向中國輸出高端軍事科技，幫助中國實現軍事現代化，就不會有今日中國的崛起；沒有美國認定中國經濟改革必將帶來民主轉型的妄想而協助中國進入WTO，幫助中國利用廉價勞力與外國投資完成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也不會有今日中國的崛起。時至今日，就在美國霸權地位開始衰退之際，中國趁勢崛起。
以撰寫《注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一書引起熱議的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20年3/4號的《外交事務》(Foreign Policy) 撰文指出，美國霸權正在消逝，美國已經失去依據自身力量在全球劃分勢力範圍的能力；美國必須接受「大國競爭新時代」的現實，因為中、俄兩國日益憑藉自身的力量來和美國的利益與價值觀進行迎頭對撞。艾利森另外在《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發表「中國現在是世界最大經濟體，我們毋須震驚」(China Is Now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We Shouldn’t Be Shocked)的文章中指出，依據「世界銀行」(IMF)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現在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的經濟規模比美國大1/6，中國是24.2萬億美元，美國則為20.8萬億美元。艾利森引用《經濟學人》創立的「大麥克指數」(Big Mac
Index)為例，一位中國消費者只要花21元人民幣，就能在北京買到一個「大麥克漢堡」，如果該消費者按匯率牌價將21元人民幣換成美元，他將得到3美元，而3美元只能在美國買到半個大麥克漢堡。艾利森指出，在購買大多數商品時，無論是漢堡、慧型手機、導彈或海軍基地，中國人每一美元的購買力，幾乎是美國人的兩倍。
美國學者亞歷山大．庫里(Alexander
Cooley)和丹尼爾．內克森(Daniel Nexon)也在《外交事務》期刊上撰文「霸權如何終結」(How Hegemony Ends：The Unraveling of American Power)，兩人指出，隨著中、俄的崛起，他們在國際上推行的項目已經可以與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體系相抗衡。許多發展中國家，甚至是發達國家，可以尋求中、俄作為替代的贊助者，而不是繼續依賴西方的慷慨支持。華盛頓必須認識到世界已經不再是90年代和本世紀前十年那樣，美國的單極時刻已經過去，而且再也不會回來。
二，中國崛起/未知的辯證法：夥伴？還是終結者？
後冷戰以來美國主流的中國政策是一種「建設性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希望透過協助(美中夥伴關係)以溶變(溶解和改變)中共的專制體制而走向民主開放，但此一政策已經被視為天真的誤判與歷史的錯誤。儘管為時已晚，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中，美國總統川普已經認定，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a strategic
rival)而不是夥伴(partner)。2020年5月，美國發佈「對華戰略報告」以及2021年1月提前公布的「印太戰略框架」(Indio-Pacific Strategic Framework)，宣稱美國必須在「全方位領域」遏制中國，必須把中國封鎖在第一島鏈之前。2020年7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加州約巴林達(Yorba
Linda)「尼克松圖書館」的一場演說，扭轉並廢棄了美國行之多年的「建設性交往」政策，他將今日的美中關係界定為「文明衝突」，意指中共正在侵蝕與破壞當前的國際體系和人類文明，蓬佩奧把美中關係稱之為「共產主義中國與西方自由世界」之間的對抗。這場演講被視為「新鐵幕宣言」，呼應了1946年英國首相邱吉爾「和平砥柱」的演講並開啟長達40年東西方冷戰的「鐵幕」(iron curtain)一詞，等同於宣告美中進入「新冷戰」。
蓬佩奧的話語剛落，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隨即予以反駁，在2020年7月28日的「亞投行」會議上致辭說，中國始終支持多邊主義、踐行多邊主義，以開放、合作、共贏精神同世界各國共謀發展。顯然，中國完全不接受美國的指控。實際上，將早已走上資本主義(無論是「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或「市場威權主義」[market-authoritarianism])並已成為世界重要貿易夥伴的中國，類比於冷戰時期意欲推翻資本主義、建立國產國際的蘇聯，是否妥當？美中交惡究竟是兩個文明制度與價值觀的對立？還是兩國互不順眼國家之間地位與利益的爭奪？然而，美國已經深切體認，過去盛行的「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已經讓位於「中國霸權論」，中國不僅沒有崩潰，也不只是單純的威脅而已，更沒有走向美國所期待的「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而是一個正在拆解世界、改造世界的新興霸權。對此，旅美華裔學者張博樹將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認知和轉變形容為：從「驚人的遲鈍」到「遲來的醒悟」。
(一)中國是惡狼？
早在2013年4月，中共中央就發出《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報告》，明確指出包括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自由主義、西方新聞觀、歷史虛無主義、質疑改革開放等等七種思潮與行動是錯誤的，必須加以打擊和批判。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也從未把自由民主體制視為核心價值或國家目標；儘管批判上述七種思潮是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統治，但即使並非如此，中國也不會羨慕西方或成為「美國第二」。
但是，中國不願向美國主導的西方價值俯首稱臣，就有理由被扣上「國際惡狼」的標籤？
以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為例，過去20年來，中國對非洲窮國放款近1500億美元(約台幣4.37兆)，成為非洲頭號債權國家。在華盛頓看來，「一帶一路」是一項深具陰謀的「債務陷阱外交」(debt-trap diplomacy)，是中國擴大其全球影響力的超級地緣戰略，更是對美國霸權地位的挑戰。華盛頓指責中國以資金誘拐為手段，向那些償債能力薄弱的發展中國家漫無節制地提供貸款，最終在受援國無力償還情況下奪取受援國的戰略資產。另一方面，中國的貸款往往利息高、期限短，每隔幾年就需再融資，並以國家資產做抵押。對此，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約翰・波頓(John Bolton)2018年12月在《外交政策》期刊上露骨地指出，中國利用賄賂、不透明的協議，戰略性地利用債務讓非洲成為北京意願與要求下的俘虜，而中國所投資的企業，完全不符合美國發展計劃的環境或道德標準。
斯里蘭卡經常被拿出來作為中國債務陷阱外交的案例。中國為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提供了資金，結果港口發生虧損無力償還貸款，斯里蘭卡新政府被迫將該港口70%的股份賣給了一家中國公司，華盛頓認為，這就是中國一手策劃的陰謀。
然而，小布希時代為了反恐而援助一些流氓國家不也臭名昭彰？現實上，中國採取「道德中立」和不附帶政治條件的外援政策，對一些落後國家更具吸引力。有人認為，所謂「債務陷阱外交」缺乏足夠的證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不是債務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馬來西亞「新亞洲戰略研究中心」理事長許慶琦( Koh King Kee)在一篇《中國的崛起並不威脅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China’s rise is no threat to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文章中指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它是一個龐大的洲際發展項目，遵循共商共建共用原則，並非中國強加於參與國的單邊項目；中國的增長是在現有的國際秩序內實現的，中國沒有理由破壞它，也沒有意圖取代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中國的崛起並不威脅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二)中國是朋友？
以一種幾近懊悔、認錯乃至向歷史贖罪的心情，寫下《2049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一書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以其四十年和中國交手的經驗，認為美國至今最大的錯誤就是對中國的輕信與誤判。擔任美國多屆政府有關中國政策諮詢與執行的白邦瑞，以「誠信崩壞、詭詐當道」來形容中國，意指中國可以為了自身利益而不擇手段。在他看來，從口頭上、官方媒體、外交辭令乃至充滿漂亮詞彙的官方文告中理解中國，只有遭受誤導並引向歧途。中國善於玩弄孫子兵法的三十六計，始終採取詐騙與詭術欺矇世人，來取得稱霸世界的策略和籌碼。
白邦瑞指出，談到貿易與經濟增長，美國輸給中國，原因很簡單：中國耍詐。通過駭客的入侵和剽竊，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智慧財產掠奪者，它每年使美國的營業額損失高達1070億美元，損失210萬個就業機會。白邦瑞指出，中國在加入WTO時應允了許多承諾，但都刻意拖延兌現，而且遲遲不開放市場，屢屢在貿易談判中以「開發中國家」的身分要求更多的優惠與讓步。白邦瑞預言，中國在破壞了WTO之後，接著就是破壞聯合國。
一如日本學者中西輝政在《中國霸權的論理與現實》一書中所言，中國文明中存在一種稱為「政治主義」的特質，那就是為了配合政治的需求，「真相」是需要被操作的，在「真相是否能超越政治上的方便而貫徹到底」這一原則上，中日兩國之間存在著文明衝突的結構，在此意義上，所謂「日中友好關係」本質上就是一種虛偽的政治宣傳。基於對「中國本質」的理解，中西輝政認為一個基於歷史傳承下來的「現代中華帝國」已經形成，無論歷史如何複雜、現實如何糾結，中國的最終目標就是建立一個「新天朝體制」。
然而，同樣與中國高層交手進25年，前高盛總裁、小布希政府的財政部長亨利．鮑爾森(Henry Paulson)卻對美中關係抱持樂觀的期待，它在「與中國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一書中，始終把中國視為美國最重要的朋友。他認為，中美之間固然有危險的火種，共同的利益卻遠遠更多，包括刺激全球經濟增長、應對氣候變化、維護和平與穩定。問題是，這樣的善意是否獲得相同的回報？鮑爾森認為，疑心是一條雙向道－美國憂慮中國日益增長的軍國主義正在威脅美國，中國則認定美國處處圖謀遏制中國的發展，但拋棄猜疑、建立互信，同樣也必須是條雙向道。
三，中國會遵守既存的國際規範？
由近十年的歷史來看，崛起之後的中國既不會聽命於既存國際組織的規範，也不會順應美國主導的所謂「普世價值」，這些例子太多，就以中國最近拖延WTO國際專家組進入中國調查「新冠肺炎」病毒起源一事來看，就知道中國是如何看待所謂「國際組織」，以及在國家顏面下如何看待人類共同的命運。在北京看來，自私的國家利益要比國際人道珍貴太多，這不只是北京的野蠻或粗暴，而是中國對既存國際體系的認同問題。
在北京看來，當前的國際組織既不國際，它只是大國與強權的遊戲場；既存的普世價值也不普世，這只是西方國家的自我意識並強制他國的脅迫手段。早在1990年代，一本充滿民族主義與反美激情的《中國可以說不》書中，反映出中國人早已把美國的所作所為視為遏制中國的發展。幾個熱血沸騰的作者宣稱，在美國所採取的每一個遏制中國的步驟中，中國都必須針鋒相對，因為對於被西方列強宰制、掠奪、羞辱了多少年的中國來說，尊嚴比什麼都重要。
中國知識界普遍的共識是，既存的國際體系既沒有新中國參與制定，也沒有反映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所謂「國際規範」只是美國等強權國家使用的自由主義工具，其目的是通過確保國際體系的正常運行以保障體系內優勢國家的利益。崛起之後的中國將不再是個「乖乖牌」，而是在全球治理上積極提出「中國治理」的另類方案，爭奪國際組織「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與利益分配的權力，也就是「中國話語權」，進而改造並重塑符合中國利益的國際新規範，中國學界以一個動聽的名字稱呼它：創造性介入。換言之，中國只會遵守一種規範：中國參與制定並符合中國優先利益的規範。
兩次的中英鴉片戰爭，開啟了中國「百年屈辱」的序幕，中國淪為次殖民地，險被列強瓜分，從此，中國對西方恨之入骨，至今，西方世界還無法感受中國在民族恥辱上深重的積怨，在歷經百年屈辱之後重新崛起，中國絕不會善罷干休。法國專欄作家埃里克・伊茲拉萊維奇(Eric Izraelewicz)在其暢銷書《當中國改變世界》中認為，中國渴望在21世紀取得全球領先地位，既符合這個人口巨大、疆域遼闊國家的條件，也是民族心理上對百年來西方欺凌中國的歷史報復。曾經研究中國「一胎化」政策而觸怒中共，被以「國際間諜」之名驅逐出境的美國學者毛思迪(Steven Mosher)指出，在這種積怨深重的民族意識之下，中國不可能僅僅在國際社會中成為「平等的成員」而感到滿足，中國不會甘心僅僅充當國際社會一個成員(member)而得以平息民族恥辱，中國必須重新成為世界霸權才得以湔雪國恥；中國歷史的積怨不單靠外交上的平等就得以宣洩，而是實質上地緣政治的主宰者。
英國劍橋大學資深研究員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認為，中國的崛起將催生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和符合中國思維的國際社會，這兩種模式都與西方的標準針鋒相對。以撰寫《當中國統治世界》而走紅的馬丁・賈克(Martin Jacques)對國際體系的「西方中心論」進行了反思，認為所謂「中國威脅論」是西方對不受馴服的中國施加的霸權壓迫，是西方畏懼自身影響力式微的心理反應。馬丁・賈克斷言，基於歷史與文化因素，中國不會走上西化的道路，也基於中國從來不當美國的附庸，當中國成為霸權時，將以自己的價值和優先秩序來塑造這個世界，並重劃一個新的國際秩序。
四，結語：中國在等待時機
儘管數十年來中國的發展具有令人困惑的兩面性(兩手策略與兩副面孔)－既融入國際體系又挑釁國際體系，但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崛起已經不是一種分析或預測，而是日常的現實。新冠病毒瓦解了全球化的幻夢，宣告一個無疆界、資本快速流動和市場無限擴張時代的終結；隨著美國半世紀以來對世界局勢和主要對手的誤判，以及國內日益深重的社會政治危機，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已經式微。一句話，無論中國運用什麼權術與策略取得霸權，也不論你喜歡或不喜歡，人們必須面對中國重整國際、改造世界的命運。
中國將會證明，不是只有西方國家才能建立成功的多邊組織，中國也可以；不是只有美國可以領導這個世界，中國也可能取而代之。從1996年中國籌組「東盟區域論壇」開始，到「上海合作組織」、「中非合作論壇」，再到「亞投行」、「一帶一路」，再到2020年底籌組將美國排除在外的「東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再再顯示中國具有組建「中國模式」(China Model)的意志與能力。在中國主導下，一個以非西方新興市場和獨裁政體為框架的「新西發利亞體體系」(Neo-Westphalian System)可能成形，其運作機制將是一種「非自由的資本主義」(illiberal capitalism)，儘管這個體制既不文明，也不代表人類的進步。
中國將避免面以戰爭維繫它的霸權，因為這將偏離歷史傳承下來的戰略智慧，例如「不戰而屈人之兵」，除非有人挑戰中國「主權統一，領土完整」此一不可妥協的核心利益。但人們必須思考和面臨的問題是，世界能否苟同一個一黨專政的威權主義體制和強大軍力所維持的恐怖和平，特別是近年來對台灣的威脅、對香港的箝制、南海的軍事化、對新疆維吾爾族人的監管，這一連串違反西方主流價值的作為，人們能否接受和認同？
螞蟻只要數量夠多，就可以扳倒一隻大象。中國已在等待這個扳倒大象的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