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的復仇(5)：William McNeill的地理理論

 

地理的復仇(5)：William McNeill的地理理論

 

「按照McNeill的說法，歷史是一種流動性的研究，事情只像按照地理有序地各安其位」。McNeill反對史賓格勒、湯恩比以及日後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他強調聞名的互動，而不是自行其是。「McNeill的《西方的興起》告訴讀者，文明在相當程度上由地理形成，或可以界定的地域興起，達致本身的認同，然後與其他文明互動，再形成新的混種。歷史以這種方式交織而成」(084)。

 

然而，McNeill並不是「地理決定論」者，儘管他比任何歷史學家更加重視地理與氣候對文化形成的影響。「由於印度次大陸森林和季節風之週期的影響，阿利安人(Aryans)在印度恆河平原(Gangetic Plain)發展出與地中海歐洲不同、比較不好戰的文化性格，而這種性格鼓勵沉思和宗教知識」(086)。 

又例如「希臘的愛奧尼亞人(Ionia)『早熟』，是因為地理位置靠近小亞細亞和東方，並和它們有密切接觸的緣故」。 

然而，宗教卻是個例外，例如猶太人。「猶太人社群在猶太地區(Judea)完全毀滅，這是西元第一和第二世紀起義遭羅馬人粉碎的後果，可是它並沒有終結猶太宗教(Judaism)，猶太教在散佈西方各國猶太人徙居的城市，繼續難以置信地演進和興盛，這則兩千年之久的故事避開地理的決斷，它再次顯示為何思想和人的因素跟實質的地形一樣很重要」(086)。

地理條件對文明存廢有何關係？湯恩比寫到：「輕鬆對文明無益……，環境愈是輕鬆，對文明的刺激就愈弱」(087)。……「因為文明在許多方面對天生環境能夠勇敢和堅韌的反應」(087)。例如英國，湯恩比寫道：「擁有界定更清楚的疆界(它是島國)，比鄰近地區更早脫離封建(feudal)，成為國家(national)型態」(087)。 

環境的輕鬆或艱難，與一個文明存活的動力有密切的關係。過於輕鬆或過度艱難(如北及的愛斯基摩人)，都對文明的發展不利的。Kaplan寫道：「歐洲似乎有最完美程度的環境困難，挑戰它居民奮鬥出偉大的文明高度，即使它仍居於北溫帶，與非洲、中東、歐亞草原和北美洲遠近得宜；因此它的人民可以完全利用貿易模式，又在數百年航海及其他領域技術進步的過程中成長起來」(088)。

地理的復仇(2)：地理與國家的命運

 

地理的復仇(2)：地理與國家的命運

 

地理雖然並非決定論，但卻是「相對決定論」。「地理事實」往往就是「歷史事實」，並未國際社會制定非人為可以推翻的既定因素。但人們往往缺乏地理意識，從而在外交上胡作非為。Kaplan寫道：「地理的確是人類行動軌跡的開端，……地理為國際事務造就的事實，因為太根本，我們把它視為理所當然」(68)。換言之，地理總是決定了國家的命運。

 

俄羅斯──「俄羅斯直到今天還是一個不安全、雜亂蔓延開來的陸權國家。在13世紀蒙古人鐵蹄踐踏之前即遭到入侵，唯有時間、距離和氣候是它的朋友，它渴望能有出海口」(68)。換言之，俄羅斯是一個因為地理因素而極度缺乏安全感的民族。千年以來，忍受一種「千年孤寂」，以及酷寒之下的經常性歉收。這決定俄羅斯是一個侵略的民族，不是因為民族性，而是「地理性」。 

東歐──「由於歐洲和烏拉山(Urals)之間沒有嚴峻的地理障礙，雖然柏林圍牆這道人為邊界垮了，東歐仍然感受到來自俄羅斯的威脅，和過去幾個世紀沒有差別」(068)。換言之，從二戰經驗可知，東歐從未真正平靜過，因為東歐處於一種「無障礙地形」，敵對的族裔可以輕易侵門踏戶，反過來，受壓迫的族裔也可以輕易的雪恥復仇。 

德國──「德國東西兩側都沒有崇山峻嶺保護它，使它為了應付危險的地理位置，得了軍國主義或初生的姑息主義的病症」(068)。換言之，德國始終對「領土」非常敏感，從希特勒的軍國主義到現在的綏靖主義。德國具有濃厚的「戰爭機器主義」的思想，無論是好戰或厭戰。 

英國──「英國境內平靖，可往海上發展，領先鄰國發展中民主制度，並與同文同種的美國打造出特別的跨大西洋關系。……可是英國這一島國靠近歐洲大陸，長久以來都有遭外敵入侵的危險，所以數百年來，它在戰略上一直關心和它隔著英吉利海峽及北海相望的法國及低地國家的政治」(68-69)。換言之，地理因素決定了英國是一個「航海帝國主義」，地理殖民是這個國家的必然出路。 

中國──「中國為什麼終究比起巴西更重要？……中國面向西太平洋，內陸縱深大，直抵富藏石油和天然氣的中亞」(069)。然而，封閉與自欺，終究只能使中國成為一個內陸極權體制，儘管今日的中國已經開始發展海洋戰略，並成為西太平洋衝突的引爆點。 

非洲──「非洲為什麼多那麼窮？……非洲海岸線缺乏許多優質天然海港，……熱帶非洲只有少許河流可從海濱往內航行，從內陸高原有一連串瀑布和激流驟降到海岸平原，因此非洲內陸特別與海岸孤立。此外，撒哈啦沙漠自古以來阻擋人們與北方接觸，……自上古以來就很少受到偉大的地中海文明影響……自然條件讓非洲在邁向現代化的路徑上，需要耗費更多力氣」(070)。 

美國──「地理有助於維持美國的繁榮，它可能是美國具有泛人道主義利他精神的原因。……歷史學者約翰．季根(John Keegan)解釋道，美國和英國可以擁有自由，只因為海洋『保衛他們不受內陸國家大敵侵擾』」(070-071)。這說明了「天然屏障」對國力保存與領土安全的重要性。 

歐洲──「一旦發生軍事上的誤判，歐洲國家無法搬到一洋之隔的遠方，因此它們的外交政策不能拘泥於普世的道德。他們保持強大的武力互相提防，直到二戰之後美國霸權的崛起、控制大局」(071)。換言之，歐洲從未真正的浪漫過，道德真空但卻聰明滑頭的外交政策，使歐盟始終處於低度團結與有限分裂之中。 

在Kaplan看來，即使是「暴政」，也受到地理的影響。「我們可以聲稱，薩達姆．海珊的暴政－我在1990年代親身經歷過，它也是迄今為止阿拉伯世界首屈一指的暴政－本身是由地理決定的。因為從1958年第一次軍事政變以來，伊拉克每一個獨裁者必須比前任更加高壓，才能震懾住由庫德族、遜尼派及什葉派阿拉伯人拼組起來且無天然疆界的這個國家，一個族裔和宗教意識沸騰的國家」(074)。換言之，即使擁有豐富的地底資源－石油，也難以阻擋地面上多族裔、無障礙的空間，也就是獨裁與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