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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小橋風滿袖
―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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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梨華被稱為台灣「留學生文學」的原創者，其作品都以留學生為主題，以他鄉遊子、故國難望為劇情，描寫他們的經歷和遭遇，他們的思想和生活，他們的事業與婚姻，他們的飄泊與失意。在臺灣威權時代，曾因返回中國大陸而被國民黨視為「投共」，禁止於梨華回台並封殺其作品，至到1987年才解除。《又見棕櫚、又見棕櫚》是於梨華的代表作，作者以其女性特有的細膩和敏銳，以自己也是飄泊異地、離鄉背景的深切感觸，寫下了那個世代海外知識分子無根的心靈、飄流的歲月、認同的困厄。
無鄉可返的返鄉之旅
「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這句曾是 1960—70年代臺灣知識分子生涯最佳規劃的口頭禪，一則道盡當時臺灣社會崇洋媚外的心態，一則具實描寫了當時臺灣學生夢寐以求的理想境界。留學生，確切地說是指留美學生，在異地他鄉逐漸形成一個小型的「華人社會」，但說是「小型社會」，實則是離枝落花、滄海孤島，其中的辛酸與苦澀，可說是有口難嚥、乏人可訴。這群海外遊子，在異國備受歧視冷落，回到家鄉又高傲自憐；在白人社會裡寄人籬下也要強忍羞辱，返國安身立命又難忍鄉土的落後和粗鄙，這種矛盾與落差，寫在於梨華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小說中，可說絲絲入扣、如咽似泣。
小說以主人公「返鄉尋根」為起點，敘述曾是臺大高材生的牟天磊去國十幾年後，從美國回到臺灣。拿到新聞學博士的牟天磊，看見故鄉的一草一木、一景一幕，無不觸動了牟天磊記憶中從從臺灣到美國，再從美國回臺灣的流離歲月。這段曲折的奔走和流轉，像似繞了一個圓圈，表面上看似虛擲時光、原地重返，但實際上卻是一場飽經風霜、曲折不平的心靈歧路，從浪漫懵懂的起點，轉向失望與覺悟的終點。
牟天磊期待一種返家的溫暖，但一到家門，卻有一種陌生過客的疏離感。因為，對久離而歸鄉的牟天磊而言，本是因為厭倦美國社會的冷酷無情、寄人籬下的日子，希望回家重溫鄉土的舊情和氣味，沒想到臺灣如此悶熱、擁擠、髒亂和粗魯，在一片崇洋媚外、言必稱「美國好」的氣氛下，反而使牟天磊產生「此家是何家」的錯愕與迷惘，內心充滿「回家不是家」、「有家似無家」的憂思與愁悵。對照於當年在棕櫚樹下許下要在他鄉出人頭地的誓約，如今看來，既沒有失敗，也沒有成功，只是若有所失、似夢非夢。顯然，這是一場無鄉可返的返鄉之旅。
家鄉的過客
小說以複調式時空敘事為手法，並行著兩種敘事時態，一是現在進行式，一是過去進行式。於梨華的敘事技巧就在於，她運用一種「時空的弔軌性」來櫬托「認同的悖論性」，那就是，在地理時空上，現在進行的是結束過去離國多年之後的返鄉，但是在記憶時空上，卻是過去多年離國經驗在現在時態上重返和再現，於是，物理時空與記憶時空混成一團，家鄉與異國之間真假難分、虛實難辨。而認同的悖論性則在於：返鄉原本是為了治療鄉愁、停止流浪，但對家鄉的失望和疏離，反而加深了鄉愁的刺痛，勾起了無限的憂思和迷惘。
鄉愁只有在返家時格外清晰，飄泊的記憶在回鄉時特別地鮮明。天磊的學成歸國，引來了無數人的欽佩和羨慕，但他熬過的苦楚、流過的淚水，卻像一條綁在身後的尾巴，如影隨行，無力擺脫。家中的傭人以「少爺」稱呼他，家人、親友以「衣錦榮歸」熱烈歡迎他，家鄉的女友以柔情和思念等待他，但如果他們知到他在美國，終日綣縮在寒冷的地下室裡，望著窗外的飄雪，想著一片空漠的未來，如果他們知道他一日兩餐以蘋果當飯，在飯館裡端過盤子、洗過碗筷，甚至刷過女生宿舍的廁所，傭人是否還會以「少爺」稱呼他？家人親友們是否還認為他衣錦榮歸？在家人的擁抱和撫慰中，他的身體卻是麻木的、孤獨的，在親人的簇擁和熱淚下，他的心卻是冰冷的、僵硬的。天磊回憶著：
他現在記得那個夏天終於找到了事，每夜開運冰的大卡車來往於三蕃
市和卡美爾之間，像一節火車那麼長的卡車，從夜裡十二點開到清晨
五時。世界在平安地熟睡時，他卻絕望地醒著，睜著拉滿紅絲的眼，
望著崎嶇的山路；……在他的背後，是幾千斤令人僵直的冰，在他的
身前，是幾十層叫人心寒的峻巖，他心裡燒著絕望憤怒與不甘的火，
慢慢的爬著，開著，行著人間最寂寞的掙扎的路。[1]
對於這個人未老、心已衰的天磊而言，別人眼中的天堂之地美國，卻是他親身體驗的地獄之谷；別人以為他這次是學成歸國，但實際上他是在放棄美國根本談不上什麼成就的事業，只想回台清清靜靜的找個糊口之處才回來的。人們以為他全身鍍金、滿肚子洋墨水，實際上經歷十年的折磨之後，他只剩下辛酸、消沉和沮喪。人們不理解他，一如他自己也不理解自己曾經走過的路。
闊別多年的父親覺得他變了，變得冷漠、孤僻、不近人情；和他通信多年的女友意珊，一個已經把一生幸福和出國希望寄託在他身上的天真女孩，一個讓他真正想回家的未來伴侶，不僅不懂他的不快樂、不開心，更不懂他的孤獨與失落。他只能淡淡地對他說：「我是一個島，島上都是沙，每顆沙都是寂寞」[2]。天磊謝絕了報社的採訪，迴避友人的拜訪，拒絕了父親友人的人情請託，人們以為他高傲和冷酷，實際上，十幾年的留學生活早已使他習慣了孤絕、封閉和逃避，他不要人們像他一樣，終日癡做美國白日夢，回頭已是滿身傷。
唯一能讓他吐露心聲的，是他大學
在那邊的時候我想回來，覺得為了和親人在一起，為了回到自己成長
起來的地方，可以放棄在美國十年勞力痛苦所換來的一切。可是回來
之後，又覺得不是那麼回事，不是我想像的那麼樣叫我不捨得走，最
苦的，回來之後，覺得自己仍是一個客人，並不屬於這個地方。[3]
最後，天磊決定留下來，留在這塊他生長的土地上。但這個「放棄美國」的決定，卻嚴重衝擊著他和意珊的婚姻。因為意珊，一個就像當年憧憬著美國、一心編織留學美夢的天磊一樣，她把留學寄託在婚姻的結合上，把婚姻視為出國鍍金的跳板；她雖然不能獲得美
認同的分裂下的文化孤兒
牟天磊實際上是戰後臺灣經濟起飛時期「外省精英」的典型代表，天資聰穎、品學兼優。對當時大陸移臺的外省知識分子來說，臺灣既是學習成長之地，又是陌生而疏離的他鄉。對這塊彈丸海島，既有深厚而美好的成長記憶，又夾身於深不可跨的省籍籓籬。於是，出國、留學、喝洋墨水，幾乎是那一代外省精英另覓生命理想、另建事業高塔的唯一選擇。
然而，這種選擇，有多少是出自主體自覺的理性規劃？有多少是出自個人自由的選擇？實際上，這既是一種「急流抓木」的自救，又是離土失根的自我流放。牟天磊正是這種「尋夢—失根」的一代，生在自己的土地上卻又感到身不在此，遠赴異國尋夢卻又驚覺心非所屬。牟天磊就像無數離土失根的外省精英一樣，異國的憧憬和家園的眷念渾成一體，夢想和失落交織於一身；既處於認同分裂又亟思回歸認祖，既是光宗耀祖的精英分子又是異國社會下的邊緣人，他(們)成了認同夾縫中的文化孤兒。
臺灣離散文學
天磊的一生，實際上是也是留學生、美國華人的於梨華自己的生活體驗和寫照。於梨華以自己多年的美國生活經驗，以其對美國華人社會的細微觀察和華人生活的真實體驗，寫下了那一代台灣留學生的現實處境和精神苦悶，撕開了中國人不切實際的「美國夢」。在小說中，於梨華具體呈現了留學生的三重困境，一是無法融入美國主流社會，二是無法進入各立門戶、自掃門前雪的華人社圈，三是無法歸宿於土生土長的家園，這三重困境，既是「臺灣外省人」的時代宿命，也是所有海外華人共同的生命體驗。
作為一名教授型女性作家，於梨華不賣弄華麗的詞藻，不誇大驚奇的劇情，但作品中總是散發淡淡的憂愁、陣陣的隱痛、默默的哀傷。至今依然勤寫不倦的於梨華，以生活寫小說，以文學說歷史，她建立了一種「台灣離散文學」(Taiwanese diasporic literature)的風格，為臺灣文學另闢一塊創作廣場，也為1960—70年代的台灣社會與華人歷史，寫下了優美動人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