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抗戰勝利80周年系列專文(1/3)

中共沒有資格紀念抗戰勝利！

2025年09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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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是國民革命軍以血肉生命換來的苦澀果實，絕非中國共產黨所能篡奪

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緬懷國殤、理所當然。但是即使面對最苦難的民族傷痛，也必須忠於史實、面對真相。抗日戰爭是國民革命軍以血肉生命換來的苦澀果實，絕非中國共產黨所能篡奪。中共拒絕面對歷史真相，甚至竄改歷史事實「為黨服務」，只是口沫一時、羞愧千秋。一個聽任歪曲歷史而昧於政治愚忠的民族，不會浴火重生，不會有希望。 

9月3日，中共藉紀念抗戰之名舉行大閱兵，實際上，「紀念」是虛，「保黨」是實，一如當年毛澤東「抗日」是虛，「竊國」是實。為了反制中共竄改歷史，妄稱「領導抗戰獲得勝利」，作為一名抗戰家族之後代，我不得激濁揚清、蕩去滓穢；若當年毛澤東「竊國者侯」，今日習近平則「竊鉤者誅」。 

毛澤東的假性抗日：麻雀戰略 

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少沒有一思一念付諸對日抗戰，而是「佯裝抗日、伺機壯大」，頂多是在「共產國際」─擔憂日本戰勝而威脅蘇聯─的壓力下，對日軍殘部小打小鬧而已。他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質上只是「坐視」國民政府與日軍激戰並消耗戰力，而後趁國軍兵疲馬困之餘奪取政權。毛澤東念茲在茲的是「國共鬥爭」而非「抗日救國」。換言之，抗日戰爭中的毛澤東，是一個戰略投機者，在中國失去3千多萬人民生命的國難時刻，其所言所思都只是個人權位與政治鬥爭。 

毛澤東深知，中國人多地大，與其損兵折將參與愛國戰爭，不如流竄在敵後廣大腹地，一則可裹脅收編充沛的無業農民和逃亡壯丁，以補充和擴編其所謂「工農紅軍」，二則以零星游擊戰騷擾日軍並奪取槍械和物資，三則建立所謂「革命根據地」蠶食地盤，以作為日後國共內戰的訓練和指揮基地，四則派遣「紅色特工」暗通日軍，秘密議和以避免日共對決而消耗戰力，五則藉國共合作向日軍出賣國軍作戰情報，破壞國軍作戰計畫與行動，六則累積實力，準備內戰。 

一如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和梁思文(Steven Levine)合著的《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一書所述，所謂「國共合作」實質上是毛澤東的「欺瞞戰術」，「既不願進行陣地戰或靜態作戰，也不願接受蔣委員長領導與日軍有任何正規戰或機動戰」。毛澤東認為，「八路軍只應該在日軍敵後，不受國民黨指揮，從事純粹的游擊戰或機動戰，毛澤東稱之『麻雀』作戰(335頁)」。這就是毛澤東自己承認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投機戰略。 

中共「抗日」？還是「通敵」？ 

現年已經84歲的日本筑波大學學者、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遠藤譽，2016年出版《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日文版為《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一書，揭露了當時世界上沒有被公開的許多證據。什麼證據？毛澤東通敵叛國的證據。 

1，《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潘漢年事件 

抗戰時期(1937年南京淪陷、汪精衛成立偽政權)，毛澤東為削弱國民黨的力量，派遣潘漢年(中共紅色特工)潛伏日本外務省，把國共合作中獲得的軍事情報賣給日本，為日後打敗國民黨軍隊做好準備。遠藤譽這本書，具有很高的權威性，是依據岩井英一(當時擔任日本外務省駐上海的情報頭目)於昭和58年(1983年)出版的《回想的上海》一書的基礎上，多方收集資料撰寫而成。 

在序言中，遠藤譽開宗明義地說：「是誰背叛了中華民族？中國建國之父─毛澤東」。她繼續寫到：「在抗日戰爭中，共產黨軍多少和日軍打過一些游擊戰。但是對毛澤東來說，最大的敵人一直是國民黨的蔣介右。毛澤東正是打著這樣的算盤，讓國民黨軍和日軍正面作戰並被消耗，然後在時機成熟的時候擊敗大傷元氣的國民黨軍，以奪取中國政權」。 

遠藤譽認為，毛澤東心目中真正的敵人，並不是侵略中國的日本軍隊，而是抗擊日本侵略的國民政府。他派出特工與日本人聯絡，甚至不惜私下一再議和，目的都是為了壯大中共軍隊，削弱蔣介石的力量。 

1937年中日全面開戰，共產國際訓令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採取「共同抗日」(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路線。1938年秋天，毛澤東派遣中共間諜分別前往上海和香港，和日本外務省所屬的間諜機關「岩井公館」的岩井英一，以及和日本陸軍參謀部的特務機關「梅機關」的影佐禎昭大佐(隨後擔任汪精衛南京政府的最高軍事顧問)等人進行了接觸。不僅如此，毛澤東還指示潘漢年向「岩井公館」的主人岩井英一提出「共軍和日軍停戰」的建議等等，暗中從事通敵日本、通敵汪精衛，背叛國民政府的「三大漢奸」行為。 

遠藤譽寫道：「毛澤東利用張學良於1936年所發動的西安事變，讓國民黨不再圍剿共軍，並以『合作』為由，從國民黨政府獲得軍備武器，卻在背後把國軍的軍事情報出賣給日本間諜機關。出賣了中華民族、出賣了中國人民的，正是中共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本人」。 

遠藤譽還寫道，中共建政之後，毛澤東一直想邀請當時日軍侵華總司令岡村寧次訪問中國，但沒有成功，遂改邀舊日本將領遠藤三郎中將。1956年毛澤東在中南海招待遠藤三郎等人時說道：「你們(日本皇軍)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真是你們打了(侵華)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 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如果當時毛澤東感謝日本皇軍(前後累計6次感謝)，今日習近平又有什麼理由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 

2，揭露中共的漢奸行動 

另外依據謝幼田2002年出版的《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一書，也揭露了中共紅色特工通敵賣國的醜聞： 

「潘漢年當時在香港和廖承志一起負責情報工作，每半個月向日本特務機關提供一些情報(例如關於「新四軍」的編制和作戰計畫)，由潘漢年直接交給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特務小泉清一；日本特務機關每月提供給潘漢年兩千元港幣的情報費用，而且第一次付給一萬元」。 

這本書寫到：「就像八路軍、新四軍在實際戰爭中主要是打擊國民政府軍隊一樣，中共的所謂秘密戰線，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聯合在一起，彼此交換有關中國抗戰的政治、經濟、軍事的情報，聯合對付國民政府。潘漢年所領導的所謂情報活動，是毛澤東的延安政府打擊國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實質也是出賣中國抗戰，而有利於中共延安政權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漢奸行為」。 

這是中共「通敵叛國」的又一證據。依據謝幼田的觀點，潘漢年已經不僅僅是情報首腦，而是延安中共中央駐日本方面的聯絡人。 

3，張國濤的《我的回憶》 

在張國濤(中共創始人之一，解放軍創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1998年出版的《我的回憶》中，張國濤以中共領導人之一的親身經驗，再一次揭露了中共抗戰的真實態度。 

193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離延安90公里的洛川縣城附近一個村莊內舉行，史稱「洛川會議」。在這次會議中： 

「毛澤東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危害，將遠勝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他主張八路軍應堅持遊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遊擊根據地」。 

在《我的回憶》第三冊490頁中，張國濤引述了毛澤東當時對日抗戰的態度： 

「當時國民黨軍隊在上海四周苦戰了約三個月，許多戰績可歌可泣，直到這年十一月初才被逼向後撤退。連山西的閻錫山在太原失守後，也宣稱要在山西守土抗戰。毛澤東從來不談友軍抗戰的事，我從未聽見他讚揚和鼓勵過這些英勇抗戰的表現。當南京失守，國軍向後撤退，形勢相當混亂的時候，毛澤東曾得意的描述他的抗日觀感。他認為蔣介石等如不投降日本，可能將整個中國的領土斷送於日本，可是日軍只能佔領一些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線，中共所領導的遊擊戰爭，就可在廣大敵後地區發展起來，經過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國才能翻身。因此，整個中國會被蔣介石斷送，將來中共又可以從日本手中奪回來」。 

實際上，蔣介石並沒有斷送中國，甚至擊敗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反而是整個中國斷送在叛國中共的暗黑統治之下。但無論歷史如何曲折和詭譎，我要宣稱：中共沒有資格紀念抗戰勝利！

史實昭昭，真相鑿鑿。如今，中共妄稱領導中國人民贏得抗日戰爭，完全抹煞國民政府的奮戰與犧牲，抹黑抗日名將和民族英靈，孰可忍？孰不可忍！

低智商年代(1)：無腦之人統治世界

低智商年代(1)：無腦之人統治世界 

David Robert Grime在《反智》(The Irrational Ape，楊玉齡譯，遠見天下，2020)一書的前言說道：「我們具有上帝般的科技，卻擁抱中古時期的習俗，懷有舊石器時代的情緒」。中國的毛澤東就是一個「權大腦小」之人，他的一句話，就可以使數千萬的中國人饑腸轆轆、曝屍荒野。 

David Grime描寫了毛澤東發動「打麻雀革命運動」的荒謬情景： 

1950年代的中國，處於快速變遷之中。在贏得慘烈勝利後，中國共產黨決心要將這個農業社會，變身為現代化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為了達成這個目的，黨主席毛澤東想出一項大膽的計畫：大躍進。在毛澤東的想法裡，如此快速的工業化，需要農耕集體化以及一套全新政策。消滅有害動物被認為是必要的，像是滋擾人類的蒼蠅、散播瘧疾的蚊子、以及繁殖疫病的老鼠。最後這份「除四害」名單上的第四害，是一個令人意外的成員：卑微的小麻雀。這種無害的小鳥並不會散布疾病，但牠們會吃農夫耕作的穀物。在當權者眼裡，麻雀還具有政治反響，牠們就像小資產階級，是剝削無產階級的寄生蟲。隨著這種鳥被指控為「混蛋鳥、階級敵人」後，1958年的打麻雀運動，把目標訂為消滅這些長著翅膀的革命敵人。 

《人民日報》要求「所有人都必須加入戰鬥……我們必須堅守革命家的不屈不撓。」這項號召果然收到熱烈回響；單單北京地區就齊集了超過三百萬大軍。學生射擊隊接受訓練打麻雀，有系統的摧毀鳥巢，鳥蛋被弄碎，而雛鳥被殺死。有人敲打瓦罐，以製造噪音來阻止麻雀著陸。可憐的小東西疲憊不堪，成群從空中摔下來。驚慌失措的鳥兒，飛向任何可以找到的避難所，其中包括北京的波蘭大使館，後者拒絕讓暴民入內。然而這樣的喘息只是一時的，因為大使館被擊鼓的民眾給包圍了。經過兩天不間斷的擊鼓，波蘭大使館必須用鏟子來清除麻雀屍體。據估計，一年之內，十億隻麻雀被殺死，使得牠們在中國等於絕跡了。 

然而主使這場毀滅的人，並沒有考慮到小麻雀的重要性。解剖顯示，牠們的主食並非穀物而是昆蟲。當然，這些並非無人預見。中國知名鳥類學家鄭作新曾經警告，麻雀對於害蟲防治非常重要。但這項有見識的批評，惹惱了毛澤東，於是鄭作新被冠上「反動權威」的帽子，被判接受再教育以及勞改。 

共產黨最終在1959年向現實低頭，然而損害已經造成。麻雀是蝗蟲的天敵，沒有牠們，蝗蟲數量呈現爆炸性成長。蝗蟲在全中國暢通無阻的破壞農作物。這場浩劫迫使中共的態度產生大轉彎，從蘇聯進口麻雀。但是作物產量的損失已無法恢復，再加上其他幾項大躍進的災難性政策，局面更加惡化。此一短視的直接結果便是從1959年到1961年間的中國大饑荒，據稱奪走了一千五百萬到四千五百萬條無辜的人命。(《反智》，頁21-22)

 

「無腦」並非沒有大腦，而是只有「半個大腦」。而那一個尚有運轉的半顆大腦，卻早已被意識形態、迷信、傳統、偏見所控制。毛澤東相信，使用「迷信」(特別是政治迷信)可以驅使比他更低智的老百姓為革命獻身，久而久之，所謂「欺人之後而自欺」，毛澤東也變得比老百姓更低至。然而，一種迷信「運動」(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勝於科學的低智思想，竟有數十億的中國人熱情響應，舉著紅旗、拿著彈弓、鑼打鼓地在中國的大地上激情地「打麻雀」，結果，「除害」變成了「釀災」。而提出科學睿見的知識份子，也就是提出諍言警告的科學家，卻遭到批鬥勞改，死於這個無腦之人的「思想屠刀」之下。 

直到今天，還是有人提出「東升西降」的無腦思想，以為打倒美國就可以實現中國夢。這是一種「新打麻雀運動」，而且有14億人依然熱情響應。

讀毛思迪的「中國新霸權」(2)

     一，霸權－中國文化深層的DNA

     毛思迪認為，中國歷來政治統治的核心思想是法家，而不是儒家。毛思迪以「始皇霸主/法家治術」為論述框架，試圖證明專制與極權，乃至對人民、對知識分子、異議者的殘暴鎮壓，早已成為中國文化的DNA，乃至今日，中國企圖奪回世界霸權地位，也是這種文化傳統必然的延續與發揚：

 「秦朝所設計的專制政治體系－結合著其絕對的君主，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國家掌控著社會，法律作為統治者的懲罰工具，互相監督及告密網絡，對異議人士的迫害，還有高壓和威嚇的政治運作－遂進入中國的文化DNA並繼續複製延綿至個世紀及各朝代。中國甚至直到今天仍是一個中央集權、專制、官僚政制的政府－即渴望成為帝國是絲毫不足為奇的」。(中譯，38)

 甚至，在毛思迪眼裡，即使儒家思想也只是統治者一面偽裝的假面具，「很少皇帝真正願意循著孔子所提倡的仁道來處理政務，最多擺個樣子」。(中譯，41)在毛思迪看來，中國歷史的一個慣性，就是理所當然的向外擴張，理直氣壯的對外侵略，「縱觀中國的歷史有一條軌跡一再的重複，那就是伴隨中國大一統之後，向外征服順理成章」。(中譯，44)。

 二，霸王－晶體控制

 在毛思迪看來，中國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對外擴張的霸王史。他以「晶體」一詞(其實璇外之音是指「病毒」)來形容中國的「霸王體制」，它以興起、覆亡、在興起的，在中國重複了幾千年。

 「如果霸王的對內政策是鎮壓及思想控制，……那麼霸王的對外政策不外乎持續的對鄰國進行侵略和併吞。霸權就像一個結晶體，遇上適當的媒介，就繼續無限複製其現有的結構」。(中譯，42)

 霸王體制是一個高度控制的社會，他引用法國漢學家伊甸．巴拉茲：「沒有一件私人舉動或公共生活的任何面向能夠逃脫官方的管制」。所謂「公民社會」－社會體系中不受國家控制的那不分－在中國從未存在。

 但僅僅因為英國使者馬嘎爾尼不願向乾隆皇帝磕頭，中國開始了「百年屈辱」。

 三，毛澤東崇拜

 人類歷史最愚蠢而荒誕的事，莫過於把毛澤東塑造成偉大人物。「毛主席被頌揚為『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家及政治家，還是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59)由此看來，連孫中山先生都自嘆不如！

 「黨主席的崇拜被視為皇帝崇拜的延續。黨機器大費周章去營造人民在這一方面的迷信。毛被毫無止境地捧成超越軀體的形象，一個能拯救人民於壓迫的活神仙。每當共產黨在內戰中攻下一個村莊，該村的建築物都塗滿了像『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這樣的標語」。(59)

 毛思迪認為，毛澤東與共產黨的掌權，是歷史中法家思想的現代翻版和復僻。他說道：「毛作為法家學派的皇帝深信天命賜給他的尚方寶劍中，不僅只是主宰中國人民，尚包括所有中國傳統的疆域。中國的偉大表現在收復失土，找回迷途的藩屬國，以及一度納貢的進貢國再度服從北京的領導。為了這些理由，毛在其執政的早期干涉朝鮮、入侵西藏、砲轟金門、繼續恐嚇台灣，為藏印邊界問題出兵印度，與蘇聯對峙，並提供大量軍援給越南」。(62)

 這位被捧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的理論家、科學家的毛澤東，可以說一事無成。「若依他自己所訂的條件來看，毛澤東並沒有過關。……工業社會化、農業集體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些只是他永無休止的各式政治運動中幾個例子而已－並未使中國一舉攀上一流國家之林」。(85)

 「更切中要害的是，毛澤東至死都未能達成他再度一統大中國的目標。……大中國的大塊版圖，包括台灣、南中國海、蒙古、俄屬遠東及中亞、都仍在他的控制之外」。(85)

 毛澤東還是一個經濟大草包，除了照搬、一面倒向蘇聯模式之外，他的經濟政策可以說一敗塗地。「毛的最大錯誤，…..就是在挑選讓中國強大的工具上選擇了一套經濟政策，完全不足以重建一個可和20世紀資本主義相爭的『霸主』任務」。(86)

四，鄧小平的兩面性：精神分裂乎？

 季辛吉曾經將鄧小平形容為「難纏的小傢伙」(nasty little man)。鄧小平的「黑貓/白貓論」，以及所謂「實用主義」，絕非外界所理解的如此簡單。看盡同志朝起夕落、昨日趾高氣昂今日人頭落地，歷經黨內腥風血雨鬥爭過來的鄧小平，早已是個見風轉舵、城府深重的革命老狐狸。共產黨的兩面性，在鄧小平的身上表露無遺。毛思迪說道：

 「鄧小平弔詭式的表現到今天還困擾著許多西方人。中國市場改革的首席建築師怎麼可能同時也是天安門事件的頭號屠夫？為了解開這個謎，他們只好想像老鄧是得了某種精神分裂症，讓他一部分是個實用主義的自由派，而另一部分則是正統的社會主義革命黨」。(92)

 這是因為中共的「政左經右」，所謂主義、理論、學說(黑貓或白貓)都只是「手段」，共產黨的專政(抓耗子)才是「目的」。經濟可以多元，政治則絕不可動搖。毛思迪說道：

 「但是鄧小平可沒有蒙受到政治上雙元身心失調的苦楚，這純粹只是在共產黨領導階層的辯論裡，經濟政策的辯論方式和政治議題的辯論方式基本上就截然不同……經濟方面的辯論相對而言算是開放參與，並且比較能容忍分歧的觀點；政治辯論則是除了最高階層之外，其餘全被摒除門外」。(93)

 「嚴抓政治改革所顯現的威脅，而放過經濟上的多元歧異」。

 五，江澤民的冒險主義

 不要以為江澤民是一個「溫和派」，他與中共一脈相承的教條式霸權主義者毫無兩樣，對「霸主」地位的追求一如他前面的領導人。毛思迪說道：「江澤民對重振『霸主』地位的承諾可以由他的政策中看出來：用飛彈把台灣包圍起來；在南中國海美濟礁(Mischief Reef)上建起了軍事基地；宣布中國海軍打算掌控到『第一島鏈』範圍內之內的所有海上通道；將中國空軍的防衛措施改為待命攻擊，並部屬了一款新型可攜帶核子彈頭的飛彈，東風－31型，射程足以達到美國的西部」。(101)

 因此，在毛思迪看來，西方任何認為中國存在「溫和派自由主義者」觀點，完全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幻想。他說到：

「中國的經濟改革者私底下是個開放社會仰慕者之說，完全是西方自己的異想天開。美式民主在政府高層間完全沒有任何提倡者。中國的政治菁英了解，目前對西方的開放只是招募外國人為恢復中國的偉大來提供工具的一項努力而已。法家的道統到今天還繼續主導了北京的世界觀」。(102-103)

 六，中國的科技竊取

 中國式一個剽竊與複製大國。中國竊取(利用間諜和網路駭客)美國的軍事科技已經不是新聞。「中國恢復其在世界上傳統地位也驅使他進行間諜活動，特別是對科技擅長的美國」。(124)中國採取的策略就是由中國軍方幕後支持的「冒牌民間公司」和美國的軍用生產公司進行「合資經營」，然後將商用技術轉換成國防用途。毛思迪說道：「有一項估計是說中國所竊取的資訊節省了一千萬研究的人力工時，耗費美國科學家五十年所研究建造的東西，中國人只要花十年偷過來就可以複製了」。(128)

 中國發展軍事絕不只是「富國強兵」而已，也絕不僅僅滿足於維持主權與領土的完整，而是要「終結」(determinate)美國，換言之，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與美國一戰。毛思迪說道：

 「與其說中國築起其軍事力量的目的是向這個地區的其他國家主張其霸主地位，倒不如說是打算和這個區域安全的現任保證人－美利堅合眾國－一競雌雄。中國領導人不可告人的目標，乃是讓美國在亞洲挑不起鈞重擔而宣告出局，從而終結美國作為世界獨一無二超強的地位」。(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