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毛思迪的「中國新霸權」(2)

     一，霸權－中國文化深層的DNA

     毛思迪認為，中國歷來政治統治的核心思想是法家，而不是儒家。毛思迪以「始皇霸主/法家治術」為論述框架，試圖證明專制與極權，乃至對人民、對知識分子、異議者的殘暴鎮壓，早已成為中國文化的DNA，乃至今日，中國企圖奪回世界霸權地位，也是這種文化傳統必然的延續與發揚：

 「秦朝所設計的專制政治體系－結合著其絕對的君主，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國家掌控著社會，法律作為統治者的懲罰工具，互相監督及告密網絡，對異議人士的迫害，還有高壓和威嚇的政治運作－遂進入中國的文化DNA並繼續複製延綿至個世紀及各朝代。中國甚至直到今天仍是一個中央集權、專制、官僚政制的政府－即渴望成為帝國是絲毫不足為奇的」。(中譯，38)

 甚至，在毛思迪眼裡，即使儒家思想也只是統治者一面偽裝的假面具，「很少皇帝真正願意循著孔子所提倡的仁道來處理政務，最多擺個樣子」。(中譯，41)在毛思迪看來，中國歷史的一個慣性，就是理所當然的向外擴張，理直氣壯的對外侵略，「縱觀中國的歷史有一條軌跡一再的重複，那就是伴隨中國大一統之後，向外征服順理成章」。(中譯，44)。

 二，霸王－晶體控制

 在毛思迪看來，中國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對外擴張的霸王史。他以「晶體」一詞(其實璇外之音是指「病毒」)來形容中國的「霸王體制」，它以興起、覆亡、在興起的，在中國重複了幾千年。

 「如果霸王的對內政策是鎮壓及思想控制，……那麼霸王的對外政策不外乎持續的對鄰國進行侵略和併吞。霸權就像一個結晶體，遇上適當的媒介，就繼續無限複製其現有的結構」。(中譯，42)

 霸王體制是一個高度控制的社會，他引用法國漢學家伊甸．巴拉茲：「沒有一件私人舉動或公共生活的任何面向能夠逃脫官方的管制」。所謂「公民社會」－社會體系中不受國家控制的那不分－在中國從未存在。

 但僅僅因為英國使者馬嘎爾尼不願向乾隆皇帝磕頭，中國開始了「百年屈辱」。

 三，毛澤東崇拜

 人類歷史最愚蠢而荒誕的事，莫過於把毛澤東塑造成偉大人物。「毛主席被頌揚為『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家及政治家，還是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59)由此看來，連孫中山先生都自嘆不如！

 「黨主席的崇拜被視為皇帝崇拜的延續。黨機器大費周章去營造人民在這一方面的迷信。毛被毫無止境地捧成超越軀體的形象，一個能拯救人民於壓迫的活神仙。每當共產黨在內戰中攻下一個村莊，該村的建築物都塗滿了像『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這樣的標語」。(59)

 毛思迪認為，毛澤東與共產黨的掌權，是歷史中法家思想的現代翻版和復僻。他說道：「毛作為法家學派的皇帝深信天命賜給他的尚方寶劍中，不僅只是主宰中國人民，尚包括所有中國傳統的疆域。中國的偉大表現在收復失土，找回迷途的藩屬國，以及一度納貢的進貢國再度服從北京的領導。為了這些理由，毛在其執政的早期干涉朝鮮、入侵西藏、砲轟金門、繼續恐嚇台灣，為藏印邊界問題出兵印度，與蘇聯對峙，並提供大量軍援給越南」。(62)

 這位被捧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的理論家、科學家的毛澤東，可以說一事無成。「若依他自己所訂的條件來看，毛澤東並沒有過關。……工業社會化、農業集體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些只是他永無休止的各式政治運動中幾個例子而已－並未使中國一舉攀上一流國家之林」。(85)

 「更切中要害的是，毛澤東至死都未能達成他再度一統大中國的目標。……大中國的大塊版圖，包括台灣、南中國海、蒙古、俄屬遠東及中亞、都仍在他的控制之外」。(85)

 毛澤東還是一個經濟大草包，除了照搬、一面倒向蘇聯模式之外，他的經濟政策可以說一敗塗地。「毛的最大錯誤，…..就是在挑選讓中國強大的工具上選擇了一套經濟政策，完全不足以重建一個可和20世紀資本主義相爭的『霸主』任務」。(86)

四，鄧小平的兩面性：精神分裂乎？

 季辛吉曾經將鄧小平形容為「難纏的小傢伙」(nasty little man)。鄧小平的「黑貓/白貓論」，以及所謂「實用主義」，絕非外界所理解的如此簡單。看盡同志朝起夕落、昨日趾高氣昂今日人頭落地，歷經黨內腥風血雨鬥爭過來的鄧小平，早已是個見風轉舵、城府深重的革命老狐狸。共產黨的兩面性，在鄧小平的身上表露無遺。毛思迪說道：

 「鄧小平弔詭式的表現到今天還困擾著許多西方人。中國市場改革的首席建築師怎麼可能同時也是天安門事件的頭號屠夫？為了解開這個謎，他們只好想像老鄧是得了某種精神分裂症，讓他一部分是個實用主義的自由派，而另一部分則是正統的社會主義革命黨」。(92)

 這是因為中共的「政左經右」，所謂主義、理論、學說(黑貓或白貓)都只是「手段」，共產黨的專政(抓耗子)才是「目的」。經濟可以多元，政治則絕不可動搖。毛思迪說道：

 「但是鄧小平可沒有蒙受到政治上雙元身心失調的苦楚，這純粹只是在共產黨領導階層的辯論裡，經濟政策的辯論方式和政治議題的辯論方式基本上就截然不同……經濟方面的辯論相對而言算是開放參與，並且比較能容忍分歧的觀點；政治辯論則是除了最高階層之外，其餘全被摒除門外」。(93)

 「嚴抓政治改革所顯現的威脅，而放過經濟上的多元歧異」。

 五，江澤民的冒險主義

 不要以為江澤民是一個「溫和派」，他與中共一脈相承的教條式霸權主義者毫無兩樣，對「霸主」地位的追求一如他前面的領導人。毛思迪說道：「江澤民對重振『霸主』地位的承諾可以由他的政策中看出來：用飛彈把台灣包圍起來；在南中國海美濟礁(Mischief Reef)上建起了軍事基地；宣布中國海軍打算掌控到『第一島鏈』範圍內之內的所有海上通道；將中國空軍的防衛措施改為待命攻擊，並部屬了一款新型可攜帶核子彈頭的飛彈，東風－31型，射程足以達到美國的西部」。(101)

 因此，在毛思迪看來，西方任何認為中國存在「溫和派自由主義者」觀點，完全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幻想。他說到：

「中國的經濟改革者私底下是個開放社會仰慕者之說，完全是西方自己的異想天開。美式民主在政府高層間完全沒有任何提倡者。中國的政治菁英了解，目前對西方的開放只是招募外國人為恢復中國的偉大來提供工具的一項努力而已。法家的道統到今天還繼續主導了北京的世界觀」。(102-103)

 六，中國的科技竊取

 中國式一個剽竊與複製大國。中國竊取(利用間諜和網路駭客)美國的軍事科技已經不是新聞。「中國恢復其在世界上傳統地位也驅使他進行間諜活動，特別是對科技擅長的美國」。(124)中國採取的策略就是由中國軍方幕後支持的「冒牌民間公司」和美國的軍用生產公司進行「合資經營」，然後將商用技術轉換成國防用途。毛思迪說道：「有一項估計是說中國所竊取的資訊節省了一千萬研究的人力工時，耗費美國科學家五十年所研究建造的東西，中國人只要花十年偷過來就可以複製了」。(128)

 中國發展軍事絕不只是「富國強兵」而已，也絕不僅僅滿足於維持主權與領土的完整，而是要「終結」(determinate)美國，換言之，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與美國一戰。毛思迪說道：

 「與其說中國築起其軍事力量的目的是向這個地區的其他國家主張其霸主地位，倒不如說是打算和這個區域安全的現任保證人－美利堅合眾國－一競雌雄。中國領導人不可告人的目標，乃是讓美國在亞洲挑不起鈞重擔而宣告出局，從而終結美國作為世界獨一無二超強的地位」。(130)

讀毛思迪的「中國新霸權」(1)

     在美國學術界，Steven W. Mosher(毛思迪)是一位反共色彩鮮明的學者。他是第一批進入中國進行田野調查的西方學者，也因為研究中國的「一胎化」政策，觸怒了中共，被以「國際間諜」之名驅逐出境。從此以後，毛思迪對中國的批判就再也不客氣，也毫不留情。他在2015年出版的“Hegemon: China’s Plan to Dominate Asia and the World”(中譯：「中國新霸權－中國的企圖：支配亞洲與世界」，台北:立緒)，闡述了中國謀求霸權的野心和圖謀。

     一，尋找中國霸權的歷史基因

     毛思迪曾經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以及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充滿了希望與期盼。他原本以為，中國異議份子所引用的美國民主的理想，將隨著經濟改革和中產階級的興起，在中國的土地上紮根。但隨著這幾年的發展，上述的所有希望已顯得如此的不切實際。毛思迪認為，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力量遭到了劫持與掠奪，中國經濟改革的成果並沒有導致民主在中國的萌芽和成長，反而加深了中共的極權統治：

 「這股經濟改革所發動的能量很快就被共黨菁英劫持。現今中國最成功的企業家是『太子黨』。他們靠著其與中國當權家族及官僚權柄的聯繫而茁壯。這批新貴的得益者，不但沒形成各具自由化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影響力的中心，就像天安門事件後人們所期望的場景，反而強化現存的政權」。(中譯，導論，12-13)

     為了在中國文字中尋找「霸」字的涵義，毛思迪在中國遠古歷史中尋找中國集權主義的「基因」。「『霸』乃是中國二千八百年前中國古代戰略家所發明的一種政治秩序，純訴諸赤裸裸武力的秩序｣。(中譯，3)「一國之人力與資源全部集中控制在該國霸主或霸王之手中，他憑此來建立其對當世所有說的出國名的霸權」。毛思迪以一種「歷史本質主義」的觀點，認為中國自古即以「稱霸」作為統治的基本架構，「古早的中國戰略家可以說早已發明集權主義(比列寧將其引進西方早了兩千年以上)，來達成一種超－超強的狀態」。(中譯，3-4)

        毛思迪其實是在討論中國的「天朝/朝貢」制度，是否可以和列寧的極權主義相提並論，有待商榷。但毛思迪意在證明中國的霸權有其歷史的來源與傳承，具有宿命性的歷史性格，也就是說，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沉迷於霸權的追逐之中。「在古老的－至今猶存－中國世界觀裡，混亂和失序只能藉由營建單一且具主宰性的權力軸心，旁有藩屬和進貢國才得以避免。而如果有一個霸主，就像中國歷史和文化所共同期待的那樣，則非中國所莫屬。中國人民在對其霸主的執迷上，有他們自身對天命論的信條」。(中譯，4)

 　　兩次的中英鴉片戰爭，開啟了中國「百年屈辱」的序幕，中國淪為次殖民地，險被列強所瓜分，從此，中國對西方恨之入骨。「非華夏族裔很難衡量中國由此經歷對西方所產生的積怨之深」。(中譯，7) 毛思迪認為，在歷經百年屈辱之後，中國絕不會善罷干休。「中國的國威下頹仍是當今所有中國人一件下意識覺得恥辱的情事。毛思迪認為，在這種積怨深重的民族意識之下，中國不可能僅僅在國際社會中成為「平等的成員」而感到滿足，中國不會甘心於僅僅充當國際社會一個成員(member)而平息民族恥辱，中國必須重新成為世界霸權才得以湔雪國恥雪。毛思迪說道：「中國歷史的積怨不單靠外交上的平等就得以宣洩－北京早就享受這項權利－而是實質上地緣政治上的主宰權」。(中譯，8)

      二，中國霸權，劍指美國

      中國對於和平與穩定的追求，絕不是通過民主和協商，而是依賴一個「霸主」，「中國總結其悠久歷史的教訓就是國土分裂時期，正值失序和混亂的時日，而在大一統時期則屬穩定和有序。換句話說，中國需要一個『霸主』」。(中譯，11)而且，這個霸主必須是中國，而不是俄羅斯或美國。毛思迪說道：「自1990年代初葉起，中國就從不吝於表示他的企圖，國家控制的媒體逐漸升高批判美國的聲調，稱呼美國的語辭從『危險的敵人』及『超強的惡霸』到『可比納粹德國的霸主』。更有甚者，美國而今是人民解放軍在選擇發動戰爭時的敵人。2000年春季，《解放軍報》在威脅對台動武完成祖國統一的同時，也警告：如果美國對台施予援手，人民解放軍已隨時準備使用其長程飛彈攻擊美國」。(中譯，10-11)換言之，中國崛起的最後目標就是「終結由美國主導的和平(Pax Americana)」。

     今天，幾乎所有的中國人(從中共高層到市井小民)都相信，「美國有意在阻撓中國的復興……從他們的角度看，美國存心強迫中國經由，『和平演變』成為民主國家……他們痛恨中國已經喪失其在世界居於『天朝』的傳統地位，並決定要予以恢復」。(中譯，17-18)

     毛思迪在「西方與蠻夷」這一章最後的結論是：

 「迄今少有美國人能掌握中國對西方歷史的積怨深度，或對美國之嫉恨，特別是對中國再現的帝國野心之廣度。但中國絕不只是一個懷恨在心的新興超強－雖然這已足夠令人憂心忡忡的了。她其實是霸主，等待奪回其作為世界中心的正統地位」。(中譯，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