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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2日 星期五

46 薩爾曼.魯西迪:《午夜之子》 Salman Rushdie: Midnight’s Children

 

46 

薩爾曼.魯西迪:《午夜之子》

Salman Rushdie: Midnight’s Children

 

Salman Rushdie

http://www.abc.net.au/reslib/200706/r152997_548300.jpg

 

素有「後殖民文學教父」之稱的魯西迪(Salman Rushdie),以其傳奇性的生命經歷和旺盛的創作想像,寫下20世紀幾部最具神秘性與爭議性的作品。其中,《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 1981)是最成功的一部。這既是一部大型政治小說,也是一部家族聯合傳記。魯西迪運用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以光怪陸離、玄思異想的繽紛色彩,塗寫出獨立前後印度社會的現實風貌,審視了印度民族曲折的命運和苦難。小說創立了人們後來談論不止的「魯西迪風格」,詼諧捧腹的個人奇遇交織著沉重的歷史命運,個人陰錯陽差的際遇交錯著民族宿命的邏輯,現實事件混雜著神話傳奇,浩瀚的篇幅卻能引人輕快閱讀-既是經典,也是奇書。

 

一千零一個「獨立之子」

 

午夜之子》的敘事時間長達63(19151978),劇中人物近50個,地理區域涵蓋整個南亞次大陸。故事開端於主人公撒利姆.撒奈伊(Saleem Sinai)發覺自己將不久人世,向他的情人帕德瑪(Padma)回憶他一生的故事。1947815日印度獨立之日,總計有1001名嬰兒在「獨立之夜」誕生,其中兩個嬰兒是故事的主角。以第一人稱出場、象徵「印度復興之子」的撒利姆.撒奈伊(Saleem Sinai)為富商之子,一個是街頭賣唱藝人的私生子、與撒利姆相對抗的濕婆(Shiva)

撒利姆出生時,恰恰就在印度宣告獨立的那一刻,一出娘胎,撒利姆這個臉上長滿痣,鼻子流出閃閃發亮鼻水的孩子,就登上了《印度時報(孟買版)的頭條,他被形容為「生在光榮時辰的幸運小孩[1],他甚至收到了印度總理尼赫魯的賀信,從此他的命運就與國家前途結合為一,永不分離。他有許多綽號,分別是鼻涕鬼、小花臉、子、毒蟲、佛陀……,更奇特的是,他和「獨立之夜」出生的小孩,都具有超自然的能力,能夠心電感應和心領神會,有些甚至可以穿越時空,變換性別。撒利姆具有一個巨大而奇異的鼻子,可以嗅出政治動亂的味道……。魯西迪通過對撒利姆出生的描寫,象徵「印度新希望」的降生與燃起,並且通過對撒利姆這一既具世俗化又具神話色彩人物事蹟,表達了魯西迪對印度歷史的觀察與省思。

 

「新印度理念」的破滅

 

小說第一部敘述撒利姆的祖先三代,撒利姆的外祖父是一位留學德國、受到西化教育的醫生,他是印度開明主義與政治改革派的象徵,是希望與幻滅的混合體,他既想置身事外、逍遙於藍山綠湖之中,又期待破舊立新,寄望一場巨大的社會變革與改造。在小說中,祖父被塑造成一種過渡性理念-從傳統到現代印度之間的猶御和搖擺,它交織著傳統印度智慧的明哲與安逸,又滲露出某種革新的熱力與不安。在祖父身上,可以看到文明思維與殘破現實之間的張力,可以領會一種新生前的陣痛,也可以感受一種希望之前的迷亂。




至於撒利姆,一個具有超能力的怪胎,他生來擁有被一大塊黑斑染色的東方式耳朵,一對突出的太陽穴,狀似一個洋蔥形的拜占庭大教堂;但是他的母親看到他只長了一個腦袋,就已感到滿足與欣慰,完全無視於他身體上怪誕的缺陷。似乎,因為急於長大,撒利姆需要大量的奶水,「九月中旬,我已經吸乾了我母親不算太可觀的乳房裏的奶水」。他具有可以用肉眼觀察到的速度在成長,由於成長太快,使母親和褓母異常的忙錄,「以致沒有注意到我的眼皮不會動」,只好由母親和褓母輪流替他打開與闔攏眼皮……。通過回憶,撒利姆述說他自己的嬰兒時期:

 

我得承認我的新陳代謝很健康。廢物大量地從正確的出口排出;我的

鼻子流出一道黏答答、閃亮亮的瀑布。整支軍隊的手帕、整團的尿片

,絡驛進入放在我母親浴室的洗衣籃……[2]

 

怪胎撒利姆正是「新印度」的「國家象徵」,它貪婪地急於成長和壯大,它奇形怪狀的五官,正是處於英國殖民、政教衝突、種族殘殺、印巴分裂、邊界戰爭等等多事之秋之印度的「魔幻寫照」。然而,印度就像一染著鼻竇炎的、滴滴答答流著鼻涕的「大鼻子」,外強中乾、痼疾難治。大量吸奶和大量排洩,象徵了印度這一地大人眾的國家,它充滿惡臭地塞滿在一個洗衣籃裏,人們終日為了處理這些臭布,根本無暇看清正確的事實,就像不會眨眼皮的眼睛,只能呆若木雞地凝視這個世界……




長大之後的「獨立之子」,組成了「午夜之子聯盟」,他們懷著復興穆斯林的理想,實際上卻是一事無成的烏托邦集團,但也無意中塑造了濕婆(Shiva)這一印巴戰爭的英雄。濕婆既是好戰主義的代表,也是黑暗勢力的象徵。然而弔詭的是,濕婆才是撒利姆父母親的孩子,而撒利姆根本個「抱錯的嬰兒」,他實際上是一個街頭賣唱藝人的私生子。這場烏龍事件,既是一種政治詛咒-藉以影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三國既親近又互殘的政治現實,也是一種民族諷刺,藉以批判偏執於「血統論」之印度民族的盲目性。

實際上,撒利姆與濕婆的對立,乃至於兩人共享著-一妻二夫-女巫師帕華蒂(Parvati)的亂倫關係,儘管充滿神話與巫術色彩,但卻具有多重涵義:它既是新舊勢力的對抗、也是鄉村與城市的疏離、印度傳統與西方文明的對抗,乃至本質上是自我分裂式的對抗。但「午夜之子聯盟」的理想最終歸於失敗,它只是帶來一陣機會主義的殘酷,乃至某種「巫術政治」的迷幻效果。它的解體意味著「新印度理念」的破滅,而撒利姆也其特異的身體秉賦,不到30歲就已年老色衰。

小說第三部對印巴戰爭的描寫,不只是「慘烈」一字可以形容。「一座沒有記號的墳墓裏,埋了許多喉嚨被割裂的屍體」,「在這兒,女醫生先挨刺刀然後強暴,一再強暴之後加以射殺……[3]。在這場敵我分明但糊塗赴死的戰爭中,撒利姆失去了記憶,迷失在森林中,逃竄於廢墟之間。當他藉由女巫帕華蒂拾回自己的姓氏時,他發覺少掉了一個名字。他決定在一個不懂它的語言的城市裏做一個逃兵,他決心告別這這不公平的歷史命運。然而,撒利姆這個為國家而出生的肉體,就在他去除一切愛國意志之後,便開始萎縮和碎裂,化成了五億個(印度人口數)灰燼……

在一場關於午夜之子「靈魂聚會」和帕華蒂「魔法籃子」的巫法中,魯西迪發揮了他驚人的魔幻現實技法。在帕華蒂的魔法世界中,撒利姆化身為一個具有記憶和生命力的鬼魂,但這鬼魂絲毫不戀棧生前的一切,而是企求淡忘死亡本身。在魔法籃子裏,存在成為一個空心的實體,真實被感受成沒有重量的虛渺。在這裏,記憶不是對真實事物的回溯,而是脫身與逃離,一種沒有認同因而也無須回歸的解放。這場劇情,是作為一個印度人卻無法把握印度人命運的轉喻和托言,它像似一種孢子與疾風的關係,隨處飛散,卻不知何地安身。

 

印度-一種魔幻史觀

 

無論從文字、人物、敘事與劇情來看,《午夜之子》是20世紀不可取代的大師級經典。作為一部政治寓言小說,乃至一部魔幻史詩,它以充滿神話密碼的歷史拼貼,表達了魯西迪自身難以歸類的身份認同,也反射出印度這一難以定位的巫術國家。魯西迪似乎在暗示,印度這一千年古國,像似一個過重的老人,早已失去自我改造和復興的體力,任何記憶也已失去把握歷史的能力;而在這個爭戰不休的土地上,認同已經碎裂,民族情感因為過度早熟而註定過早老化。

對於非印度讀者來說,基於閱讀上的一般理解,完全無法通過小說敘事去理解印度的真實歷史。歷史,經過小說的「魔幻-現實化」以後,小說本身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歷史寫實小說,而是通過人物投射,將歷史象徵化、變形化、戲劇化,從而得出一種間離性和曖昧性的「象徵史觀」。魯西迪特異的表現手法在於,他一方面刻意將個人、親友、家族與印度從殖民到獨立的過渡歷史攪合在一起,通過一種「鬼魂敘事」使人物具有歷史投影效果,亦即刻意將歷史事實與小說之間的界線模糊化、揉合化,但同時又完全放棄對歷史作紀實性或編年式的描寫,使歷史本身虛擬化、流動化。

魯西迪之所以採取這種類似「哈哈鏡式」的手法,甚至以夢幻般事件來對抗真實的歷史背景,正是為了凸顯歷史的荒誕性與非真實性,但實際上又試圖從一種扭曲的投影中,放大並擴散印度歷史意義之荒誕性、偶然性與錯亂性,藉以展示一種非真實性的歷史解釋。換言之,魯西迪旨在通過「歷史真實之不可理解性」,去闡釋一種「不可理解的真實歷史」,進而表達他對印度命運不可測、不可定義的無奈與疏離感。

 



[1] Salman Rushdie, 《午夜之子》,張定綺譯,台北:商務,2004,頁150

[2] 《午夜之子》,頁158

[3] 《午夜之子》,頁487

2021年2月22日 星期一

4 混雜∕換語,→回寫帝國中心 ─塞爾曼•魯西迪的「魔幻後殖民」小說

 

4 

混雜∕換語,→回寫帝國中心

─塞爾曼魯西迪的魔幻後殖民小說

 

Salman Rushdie

 

我們全然活在罪惡的世界裏

和特定的罪名無關

- 卡夫卡,《審判》-

 

對一個曾經引起全球回教追殺和國際爭議的作家來說,把塞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 1947 )視為宗教異議者,把他的作品看成是科幻加想像的組合,那是對魯西迪的誤讀和誤解。作為一個後殖民流亡作家,儘管魯西迪是史上罕見因翻譯其作品而竟使譯者遭到刺殺的「始作甬者」,與年輕愛侶帕德瑪.拉克希米(Padma Lakshmi)─一位來自加勒比海,推廣減肥食譜的職業模特兒同築香巢而引人側目,但從文學與歷史觀點來看,以他1981年第二部小說《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就能享譽全球的雄姿(獲英國「特別布克獎」),魯西迪「後殖民文學教父」的地位,已難以動搖。

    魯西迪出身印度孟買,早年赴英求學,獲英國劍橋大學歷史學碩士。1975年出版第一部科幻小說《格里姆斯(Grimus),反應十分冷淡,但《午夜之子》出版之後,聲名大噪。在經歷為了躲避因1988年出版《魔鬼詩篇(Satanic Verse)而被回教世界追殺的10年長期隱居之後,魯西迪轉居美國紐約。這種大半個地球的流離和逃亡,可說是史上作家少有的經驗。

午夜之子》是魯西迪最成功的一部作品,也是一部罕見的大型「歷史─政治小說」,時間跨度長達62年,劇中人物近50個、地理區域涵蓋整個南亞次大陸。故事開端於1947815日印度獨立之日,總計有1001名印度嬰兒在「獨立之夜」誕生,其中兩個嬰兒是故事的主角。以第一人稱出場、象徵「印度復興之子」的撒利姆.撒奈伊(Saleem Sinai)為富商之子,一個是街頭賣唱藝人的私生子、與撒利姆相對抗的濕婆(Shiva)。兩人原本是護士「調包」而投錯門戶的嬰兒,這種「血統錯置」的劇情安排,旨在諷刺「血統純正論」的意識形態假象。撒利姆有一個巨大的鷹鉤鼻,能嗅出社會和人們的心思和隱情,他具有復興印度的理想,試圖召集在獨立之夜誕生的新生兒,重建新印度。但他的願望終歸失敗,不到30歲就已年老色衰。濕婆則是出身低微、與黑暗為伍的暴力之子,卻在孟加拉戰爭中意外成為民族英雄(濕婆實際上是以「威脅的幻影」潛藏在撒利姆意識中)。魯西迪試圖塑造「孤單聖者vs暴力英雄」的對立角色,以此象徵後獨立時代印度新舊兩股勢力的鬥爭,隱而形成一種不確定、無結局、模糊又不安的「後殖民史觀」。




魯西迪傑出的藝術手法表現在兩方面,一是語言的魅力,華麗又輕巧的英語混雜著詼諧又通俗的市井俚語,象徵後殖民社會文化的參差不齊;二是敘事技巧,小說中充滿了各種隱喻和想像,現實與虛構層層交織,個人與歷史絲絲相扣。紛擾不休、光怪陸離的南亞政局、午夜之子的「靈魂聚會」、任意的性別變化、「家族主義」對個人隱私的專制窺視、博物館中典藏的既是信賴又是背叛的歷史史料等等,充分顯示出魯西迪豐富的歷史想像和過人的諷刺能力。從後殖民文學的創作特性來說,《午夜之子》的結尾帶有悲觀和人道主義深情的願望,英國殖民的創傷帶領著主角尋找素樸的原鄉認同,意味著一個「新印度」意象的幻滅。魯西迪試圖以多元論和混雜性對「中心論」和「經典論」(the cannon)進行挑戰,他試圖模糊真理與虛構的界線,以主觀的荒謬挑戰宗教神諭的頑固性。

1983年出版的《羞恥》是魯西迪第三部以巴基斯坦為場景的政治小說。小說直接而辛辣的諷刺巴國領袖,雖然沒有像《午夜之子》因指控甘地夫人發動印巴戰爭而遭印度政府查禁,但也引起巴國政府的強烈抨擊。而引起全球政治風波,導致日文版譯者五十嵐(Hitoshi Igarashi)遭恐怖份子俎擊而死的《魔鬼詩篇》,則是一部以魔幻現實手法寫成的宗教反諷文本,魯西迪宗教挖苦的癖好在這部小說中發揮得淋漓盡至。故事以兩個中年男子從一部空中爆炸的失事飛機向下墜落為起點,其中一個被塑造為擺明要來進行宗教搗蛋的「新天使」。離奇而爭議的故事發生在這個刻意取名與真主的首席天使同名的英吉列(Gibreel Farishta),和一個同樣刻意與穆罕默德名字諧音的商人魔罕德(Mahound),兩人共同組串一場直接挑戰伊斯蘭宗教神經的旅遊紀事。實際上,「魔罕德」是一個極度敏感的字眼,這個名詞一直是歐洲中世紀以來宗教劇本中用來諷刺穆罕默德的。魯西迪似乎有意挑起自十字軍東征以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新仇舊恨,例如在空中咒罵「該死的印度」,將一位患有痲瘋病的預言家取名阿伊莎(Ayesha, 這又是和穆罕默德最年輕而寵愛的妻子同名),描寫一群妓女為求生意上門而宣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妻子等等,再再引起回教世界至今難以嚥下的怒氣。




1991年魯西迪出版了《想像的故土(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這本集結了75篇論文和書評,涵蓋了文學、政治與宗教,被視為一部「世界主義─後殖民批評」的重要宣言。魯西迪以一種「移民者的世界觀」出發,對當前存在的人為性種族藩籬、(英國)種族主義、(印度)回教基本教義派、少數移民保護區、宗教仇恨和迫害等等,提出嚴厲的批評。他認為,種族主義和一種在文化上宏揚血統純粹主義的思想,一種以神化本質為靠山的文化頑固主義(ironies of culture),它作為一種殖民政治(politics of colonialism)的殘餘,是當今世界上最危險的思想,也是製造集中營和掀起戰爭的始禍和根源。書評部分則以「創作自由」為主題,討論了索爾.貝羅(Saul Bellow)、奈波爾(V.S. Naipaul)、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伊塔羅.卡維諾(Italo Calvino)、亨利奇.玻爾(Heinrich Boll)以及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等等作家。在這部文集中,魯西迪倡導一種以混雜、不純、混合、重組、移動、越界等概念為組合的「文化移植論」(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1995年出版,獲得英國惠特布萊德獎(Whitbread Award)和書評人高度肯定的《摩爾人的最後嘆息(The Moor’s Last Sigh),是一部大型家族史詩小說。這部可以媲美屠格涅夫《父與子》的虛構性小說,講的是四代人的家庭傳奇故事。「摩爾」(The Moor)是指一種「早熟人」,生理成長時間比一般人快兩倍,魯西迪刻意塑造摩拉耶斯.佐格意比(Moraes Zogoiby)這一奇特的第四代人物,一個混合著父親猷太血統、犯罪頭目和天主教藝術家母親的「怪胎」,一如卡夫卡《變形人》筆下那個一夜醒來的「蟲人」。魯西迪以摩爾的身世和奇聞怪譚,比喻政治勢力錯綜複雜以及種族、文化、宗教混亂交雜的印度歷史。



 1990年代末期以後,躋身名流作家之列的魯西迪不再以「回教世界」為著墨主題,逐漸將焦點轉向美國(特別是紐約)流行文化和都會傳奇故事。1999年,《她腳下之地(The Ground Beneath Her Feet)出版,這是魯西迪最具感性藝術色彩的作品。這部描寫「藝術之愛」的作品,在希臘神話奧菲斯(Orpheus)和尤麗狄斯(Eurydice)的基礎上進行想像的加工,時事與幻想交織混合,西方神話與印度傳說參雜融合。實際上,女主角維娜.阿帕莎(Vina Aspara),一個現代流行音樂歌手,是四個神話美女(包括現代的英國王妃戴安娜)的複合體,她一生的故事,流露出美麗乃是榮寵和怨咒的弔詭性宿命。藉由維娜之死─藝術女神的殞落,魯西迪意圖營造一齣文明消亡的哀曲,一首藝術已死的輓歌。




2001年《憤怒(Fury)一書出版,這是一部哲理寓言小說,主角馬立克.索蘭卡(Malik Solanka)出生印度,住過英國,拋妻棄子來到紐約,最後又逃離紐約回歸第三世界。這個全身充滿危險能量但又期待尋找心靈修養的人物,其實就是魯西迪流亡生涯的化身。馬立克通過一個偶象「小腦瓜」(Little Brain)的塑造,它從一個知名的BBC電視明星,到變成一個玩具、一個木偶、又變成一個卡通人物、女演員、節目主持人、超級模特兒,最後到雜誌封面人物。這個玩偶形象既象徵一種危險浪漫的「曼哈頓愛情遊戲」,象徵魯西迪自我身份認同的流轉和變形,也反映出美國「印─巴移民社群」那種既對美國社會嫌惡至極,又樂於在其物質文明下討生活的文化投機心態。

閱讀《憤怒》,不免讓人感受到,存在著一種「後殖民復仇意識」始終是魯西迪創作意識中深層的動力之源。魯西迪筆下的曼哈頓,目光冷峻、髒話滿街,它暗指一個具有社會謀殺力量的「美國化社會」,而馬里克本人,雖然不是「所有紐約客」(Every-man)的代表,但他的憤怒卻是紐約人「所有憤怒」(Every-fury)的代表,從他身上可以看出,千囍年的西方社會似乎已深陷「復仇∕復復仇」的情緒之牢中。

魯西迪本身和他的作品,典型地是一種亡命寫作和文化「混雜」(diaspora)下的產物。魯西迪是這個全球移民時代下永遠的過客,是世界多元文化下的「私生子」,他既是母國族人的叛逆者,也是西方帝國文化莊園的入侵者,但他卻顛覆了英語文學的傳統框架,以一個「麻煩製造者」,一個文化鑣客的姿態,在帝國文學的中心地帶內建了「後殖民嗆聲」的堡壘。

魯西迪的作品融合了美國黑色幽默、法國荒誕戲劇、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magic realism)通過魔法所產生的幻景來表達生活現實─等等技巧,作品任意編織,情節複雜,但魯西迪總是能夠運用空間倒錯、時間暗語、物象隱喻、人名諧音和夢幻般的潛意識語言,將雜燴般的劇情加以串接銜合。似乎,對魯西迪而言,「無數虛構的總合就是小說的真理」。在1985年接受法國《解放》雜誌訪談中,魯西迪將自己界定為「愛說謊的虛構者」,藉由離奇而荒謬的情節來揭示歷史和真相的軌跡。然而,這種敘事技巧絕不只是嘻笑怒罵而已,它意味著在魯西迪身上有著不同國家文化、多重民族記憶和水火宗教的交錯衝突,而荒誕式、魔影般的寫作方式,只是魯西迪試圖釋放這種多重記憶的壓力、尋求自我妥協的出路之一。在這種自我釋放的過程中,魯西迪有一種「褻瀆神聖」的特殊癖好,他拒絕給予母國的專制愚昧任何同情的理解,這不僅使他遭受宗教格殺的厄運,也似乎只有走向瘋狂般「神位本體」的形上摧毀,才能在混雜認同(identity of diaspora)的濤海中安穩的浮沉。

魯西迪屬於當今全球移民中所謂的「換語作家」(expatriates)。換語意味著以移居地或入籍國的語言進行寫作,這實際上是一種「以殖民外語作為話語」而進行的弔詭性寫作。作家既是祖國母語的「他者」,又是以「異者」身份,運用殖民和統治他的帝國語言來寫作。加勒比作家德瑞克.沃克特(Derek Walcott)一首詩:「來自非洲遙遠的哭聲(A Far Cry From Africa),最能適切表達這種「借用敵人之刀來挖掘敵人害己之傷」的心境:

 

我,染了他們雙方的血毒,
分裂著血管的我,該向著哪一邊?
我詛咒過
大英政權喝醉的軍官,我該如何
在非洲和我所愛的英語之間抉擇?
是背叛這二者,還是把二者給我的統統奉還?
我怎能面對屠殺而冷靜?
我怎能背向非洲而生活?

 

儘管後殖民理論家並不鼓勵任意性的宗教褻瀆作品,然而,後殖民理論大師薩依德(Edward Said)卻給予這些泛世流亡的換語作家很高的評價。薩依德以「歸航」(voyage in)這一概念來概括從邊緣向中心的回寫(writes back)運動。這是一種文化回流和反吸納的過程,它以「都會遭遇」(metropolitan encounter)為其運動場域。都會,特別是西方國家移民人口集居的大城市,為邊緣文化的潛伏滲入,蘊育和集結文化反抗力量,提供了地理的優勢。它很容易形成一種「文化併生結構」(para-formations),並以前衛姿態和主流結構形成「挑戰—融合」的競述空間,進而達到消解西方正典論述的效應。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英國曾是史上最大的殖民帝國,在無數殖民地國家製造難以估計的死難和傷害,但是在魯西迪躲避全球回教徒追殺的10年隱居期間,即使魯西迪在《魔鬼詩篇》中以「瘋女佘契爾」(the Mad Thatcher)來羞辱英國首相佘契爾夫人,但英國政府每年還是花上一百萬英磅來保護魯西迪。為了保護一個流亡作家,英國政府這種人道壯舉,可能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




在當代世界文壇中,魯西迪的地位與影響可能已不是「後殖民文學」這一領域所能概括,如果考慮到20世紀以來西方現代主義和後殖民流亡文學之間存在「互通款曲」的特徵,在後殖民文學文化失根和認同凋零的狀態和現代主義者對西方道德體系的懷疑論與失落感之間,存在著高度相同的「時代感觸性」,在面臨價值崩落和重建人類精神出路的問題上,後殖民文學可能是一種更早於現代主義而出現的「現代派」。魯西迪在《想像的故土》中指出,文化上流離失所的處境,迫使後殖民作家接受了一切真理和確定性都不會是恆久不變的真理,在此意義上,或許正是一種「後殖民意識」,招來了現代主義的出場。

在世界文學的領域中,一種「後殖民印度文學」(postcolonial Indian literature)的團體已經形成,其中本土文本以阿妮塔德賽(Anita Desai)「後印度∕新女性」的女性文本為代表,魯西迪則是另一種「後殖民∕印度性」國際文本的代表。魯西迪至今仍然拒絕一種內斂含蓄的文體,他的想像是一種接近魔術般狂熱的敘事風格。魯西迪的貢獻和創見在於,他建立了一種「魔幻寓言體」的後殖民文學,給八股而沉悶的傳統英語文學,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作品閱讀:

1,魯西迪,《午夜之子》,張定綺譯,台灣商務,2004

2,——,《魔鬼詩篇》,佚名譯,雅言文化,2002

3,——《羞恥》,黃燦然譯,台灣商務,2002

4,——《摩爾人的最後嘆息》,黃斐娟、何振盛譯,台灣商務,2003

5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 Penguin Books Ltd; 1991

 

進階閱讀:

1Neil Ten Kortenaar, Self, Nation, Text in Salman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2Jaina C. Sanga, Salman Rushdie's Postcolonial Metaphors: Migration, Translation,

Hybridity, Blasphemy, and Globalization, Greenwood Press, 2001

3M. D. Fletcher, Fletcher M.D. Reading Rushdie: Perspectives on the Fiction of Salman

Rushdie, Cross/Cultures, Vol 16, Rodopi Bv Editions, 1994

4Damian Grant, Salman Rushdi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9

5Harold Bloom, Salmon Rushdie, Chelsea House Publications, 2003

6Madhusudhana Rao, Salman Rushdie's Fiction: A Study, South Asia Books, 1992

7M. Keith Booker, Critical Essays on Salman Rushdie, Twayne Publishers, 1999

8Sabrina Hassumani, Salman Rushdie: A Postmodern Reading of His Major Works,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9Joel Kuortti, Fictions to Live in: Narration As an Argument for Fiction in Salman Rushdie's Novels,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98

10Pradyumna S. Chauhan (ed.), Salman Rushdie Interviews: A Sourcebook of His Ideas,

Greenwood Press, 2001

11D. C. R. A. Goonetilleke, Salman Rushdie, Palgrave Macmillan, 1998)

12Timothy Brennan, Salman Rushdie and the Third World: Myths of the Nation, Palgrave

Macmillan,1989

13Roger Y. Clark, Stranger Gods: Salman Rushdie's Other Worlds,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Catherine Cundy, Salman Rushdie, Palgrave Macmillan, 1996

15Martine Hennard Dutheil De LA Rochere, Origin and Originality in Rushdie's Fiction,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