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8日 星期一

我的史學筆記(1)

我的史學筆記(1):史學的一班理論 

“沒有理論,就沒有活躍的思想,有的只是印象。”

海頓.懷特(Hayden White, 1928-2018) 

在敘事的歷史學家看來,人們的生活是被戲劇性的偶然事件所支配,是被那些偶然出現的、作為他自身命運而尤其是我們命運的主人的出類拔萃的人們所主宰著的,並且,當他們談起「普遍史」時,他們實際上說的就是這些出類拔萃的命運的縱橫交錯,因為很顯然,每一個英雄都需要另外一位元來搭配。我們都知道,這不過是欺瞞人的技倆。

Fernand Braudek, On History, trans. Sarah Matthew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11 

Hayden White的史學理論指出:歷史學是科學與藝術的結合。……卻很人關注它的藝術性。通過揭示一個特定的歷史觀念所賴以構成的語言學基礎,我試圖確立歷史著作中無可迴避的詩性特質,並在歷史記憶中具體展現出那使得其理論概念得以默然認可的預構性。 

Hayden White

歷史哲學的「相對主義」和「實證主義」

20世紀的西方歷史哲學在歷史的客觀性問題上存在著兩種截然對立的立場。一種是以畢爾德、柯林伍德、杜威等人為代表的「相對主義」觀點,一種是以實證主義為代表的絕對主義觀點。英國相對主義歷史學家瑪莉.畢爾德(Mary Beard)明確指出,歷史認識不是客觀的,因為歷史學家不可能像化學家那樣觀測物件;他對過去的記錄也是殘缺不全的;他必須從這些局部的記錄中作出選擇;他必須按照他所報告的結果安排材料;他在構思時必須把一個實際並不存在的結構強加給過去;他所感興趣的事件只是關涉倫理的或美學的考慮。而且,從古至今,沒有一個歷史學家能夠對自己的工作採取公允的態度等等。這些觀點集中代表了相對主義的立場。

與相對主義觀點截然相反,「實證主義」則認為,歷史不應成為浪漫主義的臆測和虛構,歷史學家的任務是確立過去的事實並努力去解釋它們。由於歷史發展的過程和自然的過程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因此自然科學的方法即實證的方法同樣可以運用於歷史。人們有可能從歷史事實中發現規律,達到歷史認識的客觀性。例如,亨普爾指出,歷史解釋的目的在於表明,事件不是機遇問題,而是可以根據某些先行的或同時的條件加以預料的。他所謂的預料不是宗教的預言或神諭,而是理性的科學的預測,是以一般規律為前提的。卡爾.亨普尔(Carl Gustav Hempel1905-1997)由此提出,根據一般規律就可以準確地解釋具體的、特殊的事件,這就是著名的「亨普爾覆蓋律模型」(covering-law model)。根據他的思想,歷史學和各門自然科學之間沒有區別,它們都只有依靠普遍概念才能說明它們的課題,而且與物理學和化學一樣, 歷史學也可以把握自身研究對象的獨特個性。(0110/201014:29) 

史學理論中的「敘事主義學派」 

所謂「歷史敘事」(或「歷史的敘事性」),是指一個或一組特定的歷史事件被納入某個敘事性的話語結構,就意味著它在一定程度上以特定的方式與其他事件、並且與某個更大的整體聯係在一起,這意味著它可以得到人們的理解和解釋。 

如果我們把史學反思關注的焦點放在歷史研究的最終產品──歷史著作(historical writings)之上,就可以發現,歷史著作最明顯的特徵,就在於它是一種「以敘事性散文話語為形式的言辭結構」。它乃是一種「文學制品」(literary artfact)。因而,任何有關歷史著作的理論(從而任何的史學理論),都應將敘事作為自己的核心議題來加以討論。由這一觀點出發,文學理論與歷史著作就有了直接的關連。 

對此,Hayden White指出: 

        敘事一直是並且繼續是歷史著作中的主導性模式,任何有關歷史著作

        的理論的首要問題,因而就不是以過去為研究對象的科學方法的可能

        性或不可能性的問題,而是要對敘事在歷史學中的持久性存在作出說

明。 

Hayden White, “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Writing”, in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on the Mimesis Effec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

(1231/2009, 12:30)

彭剛,「敘事的轉向: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考察」,北京:北京大學,2009, 5-6 

Frank Ankersmit說道: 

「敘事是一個工具-一個極其有效的工具-來給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賦予意義。也許沒有人比佛洛依德更加意識到這一點,他論證說,我們的心理構成在我們給自己講述自身生活的故事時得以最好地體現出來。你對於某種定類型故事的依附,甚至於決定了你的過去所發生的事情會不會將你變成某種神經質或病理性人格。敘事讓你把握實在-雖然並不總是能夠保證你的幸福的那種敘事-它給你提供了某種對於構成你生活故事要素的眾多細節的組織」

引自:Eva Domańska,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pp. 77-78

歷史:歷史學家的編劇 

Hayden White認為:「如果我們把歷史事件當作故事的潛在成分,歷史事件則在價值判斷上是中立的。……同樣的歷史系列可以是悲劇性或喜劇性故事的成分, 這取決於歷史學家如何排列事件順序從而編織出易於理解的故事」。

海頓.懷特,〈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本文〉,載張京媛,《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164 

歷史事實不是「真實」,事實漂流在歷史中,並可以與任何觀念結合,而歷史「真實」只能出現在追求真實的話語闡釋和觀念構造之中。Hayden White認為,「以其具有文化意義的形式化為一類特定的寫作,正是這一事實允許我們去思考文學理論和歷史編纂的理論及實踐兩方面的關係」。(0110/201014:50)

所謂「歷史文本論」

因為歷史是零散的、原始的、片斷的事件,人們用自己的話語試圖還原事件,這就成為「本文」。本文是重要的,是經過加工整理並經過意識形態化的完整本文。歷史只能是敍述本文,對過去事件重新排列組合,是人為的、想像的、敍述性的本文。所以歷史是本文─一個延伸的本文,本文則是一段壓縮的歷史。 

歷史和本文構成了現實生活的政治隱喻,是歷時態和共時態統一的存在體。歷史不再是向量的時間延伸,而是一個無窮的中斷、交置、逆轉和重新命名的斷片。現在與過去、過去與未來,在本文意義中達到瞬間合一。因此,伊莉莎白.福克斯.傑諾韋塞說:「本文除了是我們所能知道的一切之外,還是唯一使我們感知到這一切的形式」。

伊莉莎白.福克斯.傑諾韋塞,〈文學批評與新歷史主義的政治〉,載張京媛,《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59

(0110/201015:35)

作為虛構的歷史事實 

Hayden White的研究與他所謂的敍事性(narrativity)密切相關。強調的是事件的連續性。在懷特看來,沒有敍事就沒有歷史。為了更好地說明敘事文如何將事件組合成故事,懷特區分了「歷史事件」(historical event)和「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前者是實際發生過的孤立事件,後者則是經過作者篩選,並用一種虛構的制式(fictional matrix)或概念裝置(conceptual apparatus)串聯起來的敍事對象。 

懷特目的在於說明歷史學家在編織歷史材料的過程中使用了修辭手段,這種區分同樣適用於其他類型的文本,如文學、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方面的文本。實際上,它適用於任何以社會或歷史的事實為研究物件的學科,因為它們毫無例外地都牽涉到一個過程,即在不可勝數的事實中篩選出一部分與作者的概念裝置或敍事制式相符的事實,這個「篩選事實」的過程本身受制於事先存在的寫作目的和意識形態。 

經過了作者的如此過濾之後,這些事實已經與它們原來的樣子相去甚遠。懷特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事實的區分消解了傳統史學關於事實和虛構的二元對立,因為懷特所謂的「事實」在本質上就是一種虛構。

(1231/200905:28)

林慶新,〈歷史敍事與修辭-論海頓.懷特的話語轉義學〉,《國外文學》(季刊)2003年第4期,頁6(全文3-10)

 在懷特看來,必須先將對歷史的理解看作一種語言結構,通過這種語言結構才能把握歷史的真實價值。歷史是一堆「素材」,而對素材的理解和連綴

就使歷史本文具有了一種敍述話語結構,這一結構的深層內容是語言學的,借助這種語言文字,人們可以把握經過獨特的解釋過的歷史。……懷特理論所具有新意之處在於何處呢?有人認為,在於他強調歷史的深層結構是「詩性的」,是充滿虛構想像加工的,將歷史與文學都看作可以獲得真實的敍述的。但我們仍然可以想起亞里士多德曾說過的:「詩比歷史更具有歷史的普遍意義」。

王岳川,〈海頓.懷特的新歷史主義理論〉,《天津社會科學》,1997年第3期,頁71-72(全文71-74) 

並不真實的歷史真相 

傳統史學認為,歷史學家的職責是發現歷史真相、描述新的史實並且對它們作出解釋。但在現代理論透視下的「歷史真相」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首先,歷史事件在它發生之後就不能再次被經歷,於是瞭解過去發生的事實真相只能通過文檔資料或回憶進行,這就牽涉到如何理解記憶以及由記憶編織的故事

或文檔的問題。歷史事件一經發生,就無法按原樣復原,歷史研究的最佳結果也是接近真相而已。以蘭克(Rank)為代表的實證主義史學(或稱科學史學)所致力於其中的使命就是發現這樣的真相,這種史學把歷史研究的對象當成一座倒塌的房子,通過一點一滴的發現和修復,最終把房子按照其原來的樣子重新修建出來。但是至少是在懷特看來,這種努力是無望的,也不應該成為史學研究的方向。 

其二,至少對部分歷史學家(尤其是歷史哲學家)而言,發現史實只是治史的第一步工作—即編纂史書的素材搜集工作,要完成一部史書的撰寫,還須找到把分散的一系列史實(如編年史收錄流水帳事件)以某種方式連接起來的線索,因為對他們而言歷史並非孤立發生的事件,而是一個有思想和目的滲透其間的過程,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所謂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以及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所謂的「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便是這種史學思想的一種體現。這種史學觀念並不滿足於發現事件真相「而是要梳理歷史發展的進程以及促進該進程的思想脈絡。

(1231/2009, 05:37)

林慶新,〈歷史敍事與修辭-論海頓.懷特的話語轉義學〉,《國外文學》(季刊)2003年第4期,頁6(全文3-10)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為什麼歷史具有「虛構性」 

懷特不僅區分了「歷史事件」和「歷史事實」,而且從敍事性的角度對「年代紀」(annals)、「編年史」(chronicle)、「歷史」(history)作了區分。「年代紀」和「編年史」因其敍事性的不充分而區別於歷史。 

在「年代紀」中,歷史事件被按時間順序排列出來,一個事件與另一個事件的關係是含糊不清的,它們被羅列到一起完全是因為時間順序使然。 

「年代紀」羅列的事件缺少中心主題和敍事聲音,它們沒有開頭(其起始只是史家開始做歷史記錄的時間),沒有結尾(其結束只是史家記錄的終止),只有中斷。「年代紀」中的事件也缺少現代人對歷史敍事所期待的細節、事件之間的連續性和情節,因而缺少敍事性。 

與年代紀相比,編年史向歷史靠近了一步,是介於「年代紀」和「歷史」之間的一種歷史話語。它通常有一個主題,並且有了講故事的苗頭和欲望,但是仍然缺少故事所需的細節和結局。 

無論是「年代紀」還是「編年史」,它們都試圖記載歷史,保存真實的歷史事件。與歷史著作中的事實相比,「年代紀」和「編年史」中的歷史事件較少人工過濾,因而它們比史書中的事實似乎要更接近過去的真實。 

相比之下,歷史書籍中的歷史事實經過了篩選、編排、解釋之後卻與它們原來的樣子大不一樣了。但它們因此而具備了敍事功能,在歷史故事中發揮承先啟後的作用,而曆史編纂者正是通過敍事來表達自己的歷史意識的。由此可見,針對現實的敍事是一種虛構行為,只要歷史編纂涉及講故事(敍事),就必然要對現實進行虛構,因此懷特斷言歷史敍事和文學敍事一樣是虛構的。

(1231/2009, 11:36)

林慶新,〈歷史敍事與修辭-論海頓.懷特的話語轉義學〉,《國外文學》(季刊)2003年第4期,頁7 (全文3-10)

  Hayden White的「敘事性話語結構分析」 

White將所謂「敘事性話語結構分析」分為5個層面:

1,編年

2,故事

3,情節化(employment)模式

4,論證(argument)模式

5,意識形態蘊涵(ideological implication) 

將歷史事實純然按照發生時間的先後順序記錄下來,所產生的就是歷史著作最簡單和最初級的層面───編年(chronicle)White認為,編年中所記載的各種事件需要被編排進入一個有著意義與內在關聯的話語結構,才能成其為故事。 

故事有著一個可辨視的開端、中段和結局,各種事件由此就在故事裡進入一種意義等級之中,共同構成為一個可以為人們所理解的過程。 

情節化是一種將構成故事的事件序列展現為某一種特定類型的故事的方式。人們可以通過辯視出被講述的故事的類別來確定該故事的意義。……浪漫的、喜劇的、悲劇的、反諷的,是情節化四種主要的模式。 

論證則要求歷史學家建構某種「規則-演繹性的」(nomological-deductive)的論證,來對故事中的事件作出說明。……論證模式直接關係到我們是何種方式來看待歷史世界。 

意識形態蘊涵是指歷史學家對於「歷史知識的性質是什麼」,以及「研究過去對於理解現在而言具有何種意義」這些問題的立場。

後三者,是歷史學家進行歷史解釋(歷史話語的生產)最重要的部分,分別代表「審美的」(情節化)、「認知的」(論證)、「倫理的」(意識形態意涵)三個層面。

(0110/2010, 02:17) 

歷史的可能性?來自後現代主義的挑戰 

Robert Berkhofer Jr. “Beyond the Great History as Text and Discourse”一書中提出了「歷史化」是否依然可能的問題。在飽受後現代主義的挑戰之後,在質疑歷史是什麼?「歷史究竟是關於真實的過去」?「還是關於過去的話語」?之後,我們將如何回應這些挑戰?以及是否存在一種「歷史轉向」(historical turn)的問題。Berkfofer提出一個極具價值的問題: 

我們怎樣才能夠依照被定義為「過去」的假定原型而判斷對過去的現代表現的準確性?當我們能夠做的只是當下的重建的時候,我們怎樣希望重現歷史的本來面目? 

一如Elizbaberth Deeds Ermarth“Sequel to History”一書中所說的: 

後現代主義者從不談論歷史的真實,這不僅是因為除非通過「局部定義」,否則「真實」就不存在,還因為除非在局部定義,否則歷史也不會存在。 

(0107/2010, 02:14)

Robert Berkhofer Jr. 邢立軍譯(2009),「超越偉大故事:作為文本和話語的歷史」(Beyond the Great History as Text and Discourse),北京:北京師大,頁8-9 

解構-解析社會的話語建構 

解構─無論以多少種方式對之進行定義──是語言的最終去等級化,因為它認為文本和話語並不能決定自己的表面意義,這種方法否認文本表面的統一,它揭示了文本如何通過自相矛盾、含混不明以及對相反意見的壓制推翻了自己發出的信息,並以此說明文本的異質性及其內部的緊張關係。解構批評家揭露了作者通過自然化、本質化或者普遍化採用的範疇,使之成為文本基礎的企圖。解構的深層目標是揭露所有表現的真實無誤的本質:基於社會的話語建構。

(0107/2010, 08:00)

Robert Berkhofer Jr. 邢立軍譯(2009),「超越偉大故事:作為文本和話語的歷史」(Beyond the Great History as Text and Discourse),北京:北京師大,頁19-20 

解構批評家並不把自己的文本當作新的真理和權威著作,而只是把它看作使對話進行下去的進一步動作:今天的論點用於今天的辯論。無論是把解構行為定義為拆散文本中等級性的二元對立以說明文本如何最終自相矛盾,還是把它定義為批評家填補語義空隙、搜尋在文本表面意義之外的意義二重性的自由闡釋,解構主義者都認為,語言將顛覆自己的意義。他們通過揭露語言的兩難境地和它最終的非邏輯而對文本進行解構。解構揭示了在表面上看來具有統一性的事物表現中被壓制的東西,它還破壞了在表現與指涉之間、文本與現實之間建立中介的努力,因為在他們看來,所謂「現實」也只是社會性地建構出來的東西。

(0107/2010, 08:19)

Robert Berkhofer Jr. 邢立軍譯(2009),「超越偉大故事:作為文本和話語的歷史」(Beyond the Great History as Text and Discourse),北京:北京師大,頁19-20 

文本之外無一物-泛文本主義,一切都是文本 

許多解構主義者把文本看作基於社會的話語實踐的產物。極端的,或者說「泛文本主義者」擴展了他們的方法的前提,把生活本身當作文本:不僅人類行為和社會作用產生文本,而且人類及社會通過解釋性的文本化理解自身,並把自己理解為解釋性的文本化。……所有的行為都可以像文本那樣被闡釋,這是因為它首先就是通過廣義的文本化進程而被產出的。

(0107/2010, 08:40)

Robert Berkhofer Jr. 邢立軍譯(2009),「超越偉大故事:作為文本和話語的歷史」(Beyond the Great History as Text and Discourse),北京:北京師大,頁19-20 

Robert Berkhofer Jr.

歷史?有沒有可能被定義於(或根本無法定義)作為「真實的過去」與作為「再現的過去」之間的聯繫(或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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