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ah Arendt, 《政治的承諾》(1)

Hannah Arendt, The Promise of Politics,

《政治的承諾》，蔡佩娟譯，臺北：左岸，2010

      

在著名的漢娜．鄂蘭著作編輯家Jerome Kohn給《政治的承諾》所寫的導言中，討論了Hannah Arendt對西方政治傳統的態度，這個態度很早就在蘇格拉底的悲劇遭遇中顯示出來，那就是哲學與政治的分離。「在對政治判斷這種精神活動的討論中，Hannah Arendt回應了兩種生活方式的古老劃分—「沉思的生活」(the life of thinking)和「行動的生活」(the life of acting)，也即哲學和政治。我們的政治思想傳統正是始於這個劃分，而且我們的政治偏見和預判也仍然紮根於這一劃分。關注思考與行動的二分是Hannah Arendt的特色，這是其他現代思想家所不具備的」(007-008)。思想與行動的劃分－哲學與政治的分離，實際上來自柏拉圖對蘇格拉底悲劇的憤怒與憎惡。蘇格拉底既無法說服雅典法官以證明自己的無罪，也無法說服雅典市民信任他對雅典城邦的善言與美行，最後也無法說服力勸他逃離雅典的友人；最後，蘇格拉底以「受死」來捍衛他的思想與真理。對此，柏拉圖說道，「雅典不需要哲學家」！換言之，哲學家必須以「疏離政治」(apolitia)，來保存哲學家自身的處境。

城邦政治，現代民主體制的古典型態，在柏拉圖學派中遭到「永恆的鄙視」－哲學家從此不必再為城邦社會負責！正如Jerome Kohn說道：「在某個時代，出自上帝之口的道德戒律，或是從永恆的自然法衍生出來的倫理原則，或是通過普遍理性檢驗的實踐準則，這些傳統的判斷標準都不再與現實相符。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即便不去否認這些標準的正確性，也會視之為無用，因為這些傳統標準無法規定人們在實際生活情境中的應為之事」(006-007)。在哲學家與城邦世界的衝突中，結局是哲學的徹底潰敗。從此以後，哲學不再為城邦世界擔負任何的義務，因為哲學家的生活與眾人的生活並不相同。所以，當雅里士多德也面臨與蘇格拉底類似的審判時，他義無反顧、當機立斷離開了雅典城－這個哲學家不須留戀、不值一顧的庸俗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