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閱讀中國》筆記(12-1)：嵊州－中國越劇的故鄉
按語
嵊州地處浙江東部，北靠杭州，東鄰寧波，總面積1784平方公里，戶籍人口73.5萬。2013年統計，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585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6522元。嵊州歷史悠久，文化昌明。關於嵊州最早的文字記載可遠溯自禹舜時期，傳說舜到過嵊州，故有「舜皇山」、「舜井」等地名，大禹治水，在嵊州竣工。秦漢之際開始建縣，名「剡」，至今已有2100多年歷史，唐初曾設嵊州，北宋年間始名嵊縣。出身嵊州的當代著名哲學家邢賁思曾說，數千年所形成的剡中文化，既得山水之幽，更涵人文之勝，始終閃耀中華文化的特殊光芒。
嵊州文化源遠流長，以「百年越劇誕生地、千年剡溪唐詩路、萬年文化小黃山」聞名於世，是中國越劇之鄉、圍棋之鄉、竹編之鄉、根藝之鄉。書聖王羲之晚年歸隱終老于嵊州金庭，山水詩鼻祖謝靈運、杜甫、李白、陸游、朱熹等歷代數百位文人墨客和賢士名流曾多次入剡攬勝。杜甫曾遊剡溪，作《壯遊》一首：「越女天下白，鑒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描寫嵊州的山靈水秀。近代名人諸如人口學家馬寅初，音樂家任光，辛亥志士王金髮，山水畫家鄭午昌，當代畫家劉文西，理論家邢賁思，圍棋國手馬曉春，著名越劇表演藝術家袁雪芬、範瑞娟、傅全香等，皆出自嵊州。
嵊州是全國第一批經濟開放縣市，其中「嵊州領帶」聞名全球，年產領帶3億條，占國內產量的80%，世界產量的40%，是全國最大的領帶生產加工基地、批發銷售和外貿出口基地。嵊州還是中國最大的電聲零配件生產基地，其中音盆生產量約占全國的80%，被授予「中國電聲零件之都」的稱號。嵊州的特色農產眾多，茶葉、花木、香榧、果蔬和長毛兔等優勢農業發展迅速，百年桂花園、明山茶場、四明山紅豆杉、坑口筍竹、天方科技鐵皮石斛等省級現代農業示範區各具特色，是浙江省農業特色優勢產業綜合強縣市和聯合國綠色產業先進示範區。
嵊州最具特色的就是「越劇」，自古即是「民藝之鄉」，具有豐富的戲劇元素和戲班傳統。嵊州人歷來具有演唱的天賦，能歌善舞，無論山歌小調，吹拉彈唱，皆栩栩如生，能說善舞。人們常說：「越劇團，團團都有嵊州人﹔嵊州人，人人都會唱越劇」。
一、越劇的早期形式：從田頭唱書到小歌班
戲曲是人類價值創建與文化傳承重要的媒介與載體，是人類素樸情感的藝術表達形式。地方戲曲更是表現地域特色、風土人情與倫理教化的戲種，大至忠孝節義、人倫常理，小至個人際遇、情愛友誼，皆透過戲曲的唱、念、做、舞(打)各種形式，在觀眾的喜、怒、哀、樂中，形塑價值與觀念體系，開展生活樂趣與美感，並從中構築思想的啟蒙、凝固、信守與傳承的作用。
 |
| 施家嶴女子越劇發源地紀念石牌(作者拍攝) |
來到嵊州，就越劇的來源與發展而言，我感受到越劇不僅是一種戲曲，更是江南地區農村生活方式的歷史軌跡和演變。嵊州山水秀美，自古承載越地文化靈液，嵊州人文質內斂，性情豐滿。自古即流傳豐富的民歌、民樂、民藝與民舞，典型樂器有《轅門》、《十番》、《蘆花》、《鏽球》等等，民間舞蹈有布龍、舞獅、高蹺、秧歌、仙鶴舞、鬥雞、調五馬、大鬥舞等，無不表現農村生活的喜怒哀樂；在戲曲方面，流傳著「新昌高腔」、「武林調」，紹興的「蓮花落」，寧波的「道情」等等，這些民間文藝除了在廟會期間大規模演出之外，一年四季都有各樣的小型活動[1]。這些豐厚的文化遺產，正是當代中國第二大戲劇－越劇－成長的豐沃土壤。
在我看來，越劇的最初的表演形式應該就是「唱書」，是中國傳統農民的娛樂方式。越劇的前身稱為「落地唱書」，是一種山歌或小調，它源自嵊縣一帶農民在農耕之計，或為舒緩勞動之辛苦，或為感恩豐收之幸運，在田間、水頭、曬場、山路上隨興而唱、自娛自樂的一種哼唱，所以又稱「田頭唱書」。「落地唱書」隨後演變成「沿門唱書」。晚清咸豐間，嵊地旱澇不斷，農村破產，逃荒乞食者無數。當時甘霖鎮馬塘村農民金其炳，對社會貧富不均甚為不滿，不願逃荒求乞，寧可依靠自身才藝，率門徒沿門賣唱，獻藝取食，以求溫飽。
「沿門唱書」起初是一人單獨出門，左肩背著鈿褡，手持長煙盅，敲著門檻作伴秦，後來，一人單獨唱發展成兩人搭檔，改用毛竹做的尺板和篤鼓來伴奏，主唱者拿尺板，稱上檔，幫唱者拿篤鼓，稱下檔。金其炳具有戲曲編輯和創新的天份，揉合各地曲調的特色，創立了「四工合調」。說唱內容多為當地風土景物、文物故事，曲詞是他自編的彩頭話或祈福語，例如「南貨老闆發大財，金銀財寶滾進來」等等，因而受到民眾的喜愛。在我看來，類似金其炳這種「農村藝人」，在荒年之際不願央求憐憫、平白乞討，寧願以歌娛人、以書勸善、以戲祈福來換取「贈食」，反映了雖逢災荒亦能自立自強、自謀生路，顯示農民的尊嚴與堅強，也給饑荒時期人們心靈上的舒解和慰藉。
隨後，落地唱書、沿門唱書開始從田間或庭門走進茶館，觀眾由一家一戶演變為城鎮居民。說書者站立在桌後，前面放著一張案桌，邊說唱邊，用手作一些簡單的動作，幫腔的人在案桌旁邊，以尺板、篤鼓伴奏，並和以尾腔，由於唱書者在台桌四周邊走邊唱，時而站立時而坐椅，所以稱為「走台書」。之後，越劇逐漸開始從「賣藝」走向「戲曲」，唱腔也吸收湖州「三跳」演變成「呤哦調」，唱書內容也出現根據民間故事和彈詞等改編的長篇書目。「走台書」儘管是素樸的、簡陋的，但卻是農民現實生活的浪漫演繹，既有對生活苦楚的低吟泣訴，也有對理想願望的誇大憧憬，既有對歷史人物的生動再現，也有對男情女愛的輕歌詠唱。在品茶啃瓜、滿堂喝采聲中，人們一次又一次地重溫歷史與現實的曲折與遭遇，浸育在鄉土社會的憂雅與恬淡之中。
二、從農村走向城市
當時金其炳的徒弟金和林(後改藝名為金芝堂)，原是一名街頭補鞋匠，他把補鞋時聽到的民間傳說編唱為短篇書目，有《養媳婦》、《繡荷包》、《蠶姑娘》等等，是一位原初意義的編曲家或劇作家。到了「走書台」階段，金芝堂為了適應長篇書目人物眾多、情節曲折的需要，不僅創編了可連唱48夜的長篇書目《珠蟒袍》，而且還融合了「湖州三跳」的唱腔，將幫腔襯子「四工上合尺」改變為「呤嘎呤呤嘎」，又稱「呤嘎調」，形成唱腔上的變化與改良，這是對越劇表演形式的一次飛躍，也展現農村藝人的創造精神。清光緒32(1906)年清明節，「落地唱書」首度在東王村「登臺演出」，簡稱「小歌班」、「的篤班」。從田間自唱或沿門賣唱走向舞臺(用稻桶、門板搭成的簡陋草台)表演，從主副兩人搭唱走向戲班組合，從一人多角走向多重角色分工，從半農半藝走向專業演出，從農村走向城市，是越劇形成與成長的重要臺階。
「小歌班」初具組織化(班主任、經紀人、教師、管理人)的「劇團」形式，先在杭州試演，而後進軍上海，並通過舞臺改良、樂隊伴奏、劇碼翻新等創新，逐漸與以武打、官戲為主的「紹興大戲」形成了特色區別，並在城市立足了腳跟。1922年8月23日，上海《申報》首先以「紹興文戲」稱之，1925年9月17日，作為一種特色性的地方戲種－「越劇」，首次出現在《申報》的演出廣告中。
 |
| 1917年起，「小歌班」闖蕩上海表演的情況(作者攝於嵊州越劇博物館) |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