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生命政治(2)：生命政治/現代性暴力

 

閱讀生命政治(2)：生命政治/現代性暴力

 

「在疫情結束遙遙無期的狀態下，緊急的防護措施似乎成為日常，用阿岡本的生命政治語彙來說，『例外狀態的常態化』。換個角度來說，肺炎疫情和防護措施也深深影響我們的生命情境。…….我們似乎落入了一種無法痊癒、看不見終端、漫長而稀釋的時間軌跡，面對這樣的生命政治情境，沒有人可以確切回答，這一切到底還要多久才能結束」。(008) 

然而，如果只是期盼或等待所謂「結束」，無論是疫情還是其他的災難，卻不思考或毅然改變造成這種生命情境的結構性原因，「結束」只是幻想和遙不可及。現代性、全球化、資本主義消費、生態侵略、過度擁擠……，都是寄生性病體繁衍的環境。本來，保持距離、適度消費、潔身自愛、公共衛生……等等，都是「避毒」所必要的生活方式，破壞這些人類本應遵守的「安全守則」，疫情永遠無法結束。 

「從生命政治看政治，不只是國會代議制度和抽象層次的法律與權利義務規範，而是一套治理機制，深深的介入人們實質的身體、行動與生命。……生命政治總是牽涉到『界線維護』的問題：健全與病態、合宜與不合宜、公民與非公民、安全與威脅……生命政治普遍的情境，都涉及身分屬性、行動、空間與權利的劃分與限制」。(010) 

「生命政治議題，都與實質生命的保護、管理、排除、界線維護相關」。(010) 

「現代生命政治另一個顯著特質是政治和生物語言的混用，不再限定包括『民主』、『自由』、『權利』等傳統的政治哲學框架，類似『身體』、『構造』、『健康』、『疾病』等生物學詞彙成為政治語彙，生物與生物醫學在政治領域的重要性與日俱增」。(012) 

實際上，對人的生物屬性進行治理(或管理)，本身就是罪惡與暴力的根源之一。誰來決定這種(保護與清除)的「界線」？納粹有權決定猶太人是「低等」的？中國共產黨有權決定誰是「低端人口」或「分離份子」？教師有權決定誰是「資優」誰是「不優」？在我看來，政治與生命醫學的結合，正是「現代性暴力」的癥結，也就是以科學之名對人的生命價值的獨斷性診斷！ 

「但生命政治並沒有脫離和製造死亡的緊張關係，艾斯波西多也認為，當生命防護和國族主義與種族主義的發展軌跡交會，也就是說，當個體生命的防護轉移或被提升到國家和種族的層次，國家和種族的生命健康被奉為至高無上的價值，就會把其他國家的人民和種族當成障礙，必須犧牲和清除」。(012)

艾斯波西多(Roberto Epsposito)

實際上，不只是「把其他國家的人民和種族當成障礙」，也包括本國人民。上海清零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我在一篇《解構上海動態清零》一文中寫道： 

「清零」政策首先是把上海空洞化為「疫區」，一個污染之地、待罪之身；其次再把上海居民虛無化為「災民」，一個等待救援、接受淨化的無差別群體。於是，在「非必要不離滬」的禁令之下，上海不再是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的物理空間，上海居民不再是具備性別、年齡、職業與身分差異的個體(身體)，而是一種虛化的存在物。在此處，人權在所有「病體」上沒有任何意義。於是，一個具有歧視標籤的「城市難民營」就油然而生，一種為了隔離病毒而進行人口強制管理的空間策略；在此空間之中，「城市難民」並不具備國籍和公民身分，只是等待清除的剩餘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