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岡本研究(4-1)：阿岡本對福科的系譜學超越

 

阿岡本研究(4-1)：阿岡本對福科的系譜學超越

 

晚年福柯(Michel Foucault)將思考的全部重心轉移至資本主義內部統治秩序的深刻變遷之中。尤其以1970年進入法蘭西學院為歷史起點，福柯啟動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統治權力的全面批判。福柯理解中的絕對主權已經不再是否定式的國家權力、君主權力、法律權力，而是帶有一種肯定性、生產性、建構性的力量。在這些看法中(從絕對主權向相對主權的過渡)，很重要的一點是：福科把這些新型的統治權力視為「現代社會」特有的產物。 

Agamben在《牲人》一書中，首先肯定福科對「生命權力」的發現和探討：「依據福科的說法，一個社會的『生物現代性的肇始』(threshold of biological modernity's)，是在那作為簡單的活著的身體的物種和個體(也就是zoe)，開始在社會的諸種政治策略中承受危險時。1977年後，福科在法蘭西學院開設的課程，開始專注於從『領土國家』(territorial State)到『人口國家』(State of population)這個轉變過誠，以及這一轉變所導致的如下狀況：作為至高權力(sovereign power)的一個問題，民族健康和生物性生命的重要性不斷提升，至高權力於是逐漸地轉型成為『關於人的一種治理』。緊接著發生的狀況就是，經由諸種最精密的政治技巧，人被動物化了(bestialization)。歷史上頭一遭，社會科學的諸種可能性變得重要，並且，保護生命與授權發動一起大屠殺，同時變得可能了。尤其是，如果沒有那種新的生命權利(bio-power)所實現的規訓性的控制，資本主義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根本不可能得到發展並高唱凱歌。通過一系列適當的技藝，新的生命權力可以說創造了資本主義所需的各種『馴順的身體』(docile bodies)」。 

但是，Agamben「並不像福科從現代性或自由主義這樣具有特定時空條件的範疇談治理的問題，他考察裸命的範圍幾乎涵蓋了整個西方歷史，他不認為現代生命政治的關鍵如福科所說，zoe被納入polis，而是裸命逐漸和政治範疇失去區分(也就是政治範疇不斷製造裸命)」(黃涵榆，《閱讀生命政治》，頁115)。換言之，政治權力與裸命的關係從古代政權以來就密不可分。 

換言之，Agamben之所以要探討牲人和裸命，在於追索「主權」的根源及其暴力的本質，並以之涵蓋當代人類社群與國暴力的普遍性。「Agamben也企圖通過牲人回溯、揭露主權的根基，以及生命政治原始的貌樣，也就是主權通過暴力與例外性的決斷，創設政體與律法；這充分顯示出人類社群與國家暴力的本質」(黃涵榆，《閱讀生命政治》，頁119)。 

不同於福柯把生命政治看作現代性的產物，Agamben強調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狀況，只是生命政治漫長歷程中一個極端的新階段。在Agamben看來，法律與至高權力再次掛鉤，生命政治從一開始就已嵌入人類共同體的原始結構之中。生命政治並非僅僅是現代性的產物，而是自始至終一直在場的。在前現代社會中，祭祀實踐將生命轉化為供奉諸神享用的犧牲品；到了現代社會，普通民眾同樣可以隨時淪落為主權者的獨享之物。 

黃涵榆指出：「生命政治對Agamben而言並非如福科所主張是現代產物。裸命之於西方政治並非單純用『排除』所能解釋，更準確來說，應該是『納入性排除』(inclusive exclusion)：主權(sovereign power)將自然的、動物層次或任何形式的卑賤生命拋棄到常態社會之外，但那些生命並沒有因此就不受政治與法律權力的治理。正是這種納入性排除的弔詭邏輯支撐著西方政治」(黃涵榆，《閱讀生命政治》，頁115-116)。 

對於Agamben來說，「絕對主權」從未死去，而是不斷的變化與重生。為什麼Agamben會認為絕對主權始終存在？這是藉助於Carl Schmitt的法學理論。Schmitt在《憲法學說》一書中一再闡釋一個觀點：主權者既是「制法者」，也是「超法者」(超越法律)。通俗地說，就是類似「有權無責」，也就是「有權制定法律又不受法律拘束」的意思。一般而言，「制法者」並沒有什麼權力可言，「超法者」才是真正的權力擁有者和體現者。Schmitt說道：「在現代社會中主權者既是憲制保護的對象又是憲制的制訂者，主權者只有通過宣佈進入緊急例外狀態，憲法被暫時懸置，主權者的權威性才能夠顯示出來」(卡爾．施米特，《憲法學說》，劉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115)。而主權者的權威性是通過什麼方式展現的呢？那就是「以緊急狀態為由宣布例外狀態」。這就是「主權的弔詭」：主權者一方面因為是「制定憲法者」的角色而取得合法性，但又必須通過「擱置憲法」才能展現它的權威性！這一弔詭，正是一切生命政治的秘密與根源所在！ 

Agamben認為，構成人類共同體的「秩序」的，主要是「主權秩序」加上「法律秩序」。但同時，主權秩序的「權威」，又是通過將「法律」予以「懸置」，將法律秩序處於「例外狀態」，然後又通過此一例外狀態重新進入法律秩序，並且以這種「重新進入」而使原先被懸置的例外狀態「常態化」，這就是Agamben生命政治思想「最精邃」之處。(附註：因為例外狀態並不是「不執法」，例外狀態同樣需要「被執行」，就是因為需要被執行，所以主權者又重新進入法律之中)。 

換言之，Agamben運用施密特的至高統治者既在司法秩序之外(擁有宣佈例外狀態的司法權)，又在司法秩序之內(擁有是否完全懸置憲法有效性的決定權)，這一至高統治權悖論來說明其例外狀態理論。例外是一種排除，可是從規則內部被排除出去的東西，卻並不因為被排除而無關於規則。(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p. 18)。司法政治秩序在行使至高統治權進行排除時通常又把被排除者納入自己的內部。「例外」是一種納入性的排除，例外狀態逐漸成了常態，這一點被阿甘本視為根本性的政治結構。 

通過對Schmitt的考察，Agamben得出兩個結論：

1，例外狀態是以一種被排除在外的方式而納入現有的法律體系當中，例外狀態在人類共同體中享有至高權力的地位。(Agamben, Homo Sacer, p.106)

2，例外狀態本質上就是主權本身的呈現和再現的統一。主權者在法律約束範圍之外，恰恰又是法律秩序的奠基者，它同例外法律一樣是通過被排除在外的方式而進入人類共同體當中。 

Agamben以英國於1679年頒佈的《人身保護令》為例：「我們命令你必須把身體Ｘ帶到我們面前，無論此刻它叫什麼名字，因為它被囚禁了；同時，你必須給出抓捕和囚禁它的理由」(Agamben, Homo Sacer, p.106)。在這種「人身保護」的法律之下，「身體」開始成為主權權力管理和維護的物件，這意謂主權權力可以越過財產、身份和等級等外在束縛，冠冕堂皇地護衛每個公民追求自由生活的權利；但與此同時，也預示著主權者因手握至高權力的權杖，可以藉以捍衛全體公民生命安全為緣由，超越政治和法律賦予公民之基本權利，隨意地踐踏任何一位被指認為有威脅生命安全的身體。 

這就是納粹集中營的由來。 

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把「城邦」(polits)視為人類共同的理想形式。人作為一種「天生的政治動物」，城邦居民參與政治是良善生活的前提。這裡所謂「參與政治」是指人類走出純粹的自然生命狀態，進入城邦的治理(government)之中，並取得城邦集體組織的保護，這是城邦(共同體)作為一種治理機體而對人民之權利義務進行管理、安排與分配的最早表述。那就是脫離自然狀態以獲取安全。到了霍布斯，城邦(共同體)被稱為「契約社會」。在這裡，所謂「契約」，可以視為一種「生命安全的保護膜」。 

但是，Agamben沒有給予共同體(契約社會)美好的描述。Agamben在「公民」這一概念下區分出一種「赤裸生命」(bare life)，這是被褫奪了覆蓋於我們生命之上的保護膜、被逐出公民社會的一種生命存在。但一個關鍵的區別是，Agamben認為，被主權者驅逐出公民社會的赤裸生命，並不是霍布斯所假設的人類「前文明狀態」，而是主權者主動設定的例外狀態。作為亞里士多德意義上「天生政治動物」的普通公民之所以能夠確保生活狀態的安全，恰恰是建立在對赤裸生命包含性排斥的基礎之上。Agamben認為，生命政治的起始階段主權者就已經開始進行全面的接管。 

對於福柯而言，生命和法律的整合通過士通過「正常化」(規訓與馴服)的過程而獲德。在此過程中，法律的操作是依據正常化進程而調整或改變。但是對Agamben來說，福科的「正常化領域的構建」本身就是這樣一種「裝置」，通過該裝置，「生命被植入法律之中」。換言之，在福柯的語境中，主權權力中趨向於保護生命方面，但實際上掩蓋了它殺人的意志。而在Agamben的理論視域中，保護生命和殺人意志不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性難題，而是以一種悖論的方式持續地糾纏在一起。這是一體兩面，也就是為了保障全體公民的生命權利，主權權力必須要褫奪一部分非公民的生命權利，也恰恰是通過剝奪這樣一些人的生命權利，主權權力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和權威性。 

所以，對Agamben 言，一方面「牲人」是最不值得存在的生命，在一個特殊共同體之中不享有任何基本權利；另一方面「牲人」卻又是現代主權最為珍視的禮品，因為絕對主權除了消滅牲人這一任務，似乎沒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和必要。正是因為通過例外狀態常規化、緊急狀態永恆化這種手段，絕對主權才得以維繫自身的持續存在。 

為此，Agamben給出了當代世界一個最灰暗的色彩：「今天，在任何地方，在歐洲以及亞洲、在工業化了的國家以及那些『第三世界』國家，我們皆生活在一個禁止傳統中，亦即，我們永久地生活在一個例外狀態中。所有權力，不管是民主的還是極權主義的、傳統的還是革命的，都進入一個正當化的危機中，在其中那作為系統之隱秘基礎的例外狀態，已經完全顯露無遺」。Giorgio Agamben, Potentialities,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9, p. 170) 

這就是為什麼我是個無政府主義的原因。 

所以，Agamben並非簡單的繼承福科，而是與福柯在兩種層面上闡釋絕對主權與生命政治之間的學理關聯。福柯是以規範為內核的微觀權力之統治力量，根本性地根植於知識，而阿甘本則立足於例外之上的生命權力，立基於主權者掌控至高權力。在深層次的學理層面上，Agamben非但不能說是福柯論題的「完成者」，甚至可以稱之為「推翻者」。被福柯懸置起來的絕對主權，在阿甘本的理論構境中返回至權力中心位置，並提出至高權力就是操持於赤裸生命之上的生命權力，絕對主權和生命權力在此徹底的合為一體。(參見周治健、高福進，「絕對主權的懸置與復歸－在福柯與阿甘本之間」，《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頁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