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岡本研究(4-2)：阿岡本對福科的偏離與激進化

 

阿岡本研究(4-2)：阿岡本對福科的偏離與激進化

 

Agamben致力於把福科的生命政治不僅僅「限定」在現代性的產物，而是「上溯」至古代。從整體上說，福柯主要是從積極方面來探究生命政治在富國強民上的建設性成就，而阿甘本主要是從消極方面來揭露生命政治決斷赤裸生命之生死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

 

Agamben認為，自亞里斯多德時代，人類生命就已經「預設地」被分為「自然生命」與「政治生命」，而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就是從「政治生命」開始的。Agamben基本上對生命權力持消極否定態度，因為他發現，即使在古代祭祀中，「生命」本身從來都不被視為神聖的，只有當生命與其瀆神語境、犧牲品與活人世界分隔開來時，才被視作神聖的，換言之，「神聖」是通過對瀆神的排除或消滅而實現自身的神性。所以在神聖王國向世俗王國的過渡中，「國家」的起源隱藏了人類生命本源的秘密，換言之，國家自始掠奪了生命。 

當亞里斯多德把人定義為一種「政治的動物」(politikon zōon)，就已經表明人是過著政治共同體的生活，這裡隱含著一種「生命政治的二元辯證」，亞里斯多德沒有指出，所以福柯因此僅僅把這一「隱藏的關係」視為現代性的特產。但Agamben認為，赤裸生命與政治權力的關係，在亞里斯多德之後就開始了，因為亞里斯多德通過比照自然生命的「美好日子」(euemeria)與政治生命的「巨大困難」而巧妙地表述了處於西方政治根基處的難題。而在亞里斯多德之後長達24 個世紀之久的歲月裡，人們只是對該難題「提供了各種暫時性的和無效的解決方案」，仍以例外的形式把赤裸生命納入政治之中，未能修復自然生命與政治生命之間本可修復的斷裂｣。(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p.13) 

在我看來，所謂「赤裸生命」就是一種「作為內部之排外性存在的生命形式」，而亞里斯士多德的「城邦」(polits)就是一種「將赤裸生命存放於城邦內部並加以排除」的共同體，這就是所謂「生命政治的二元辯證」。在古代，這種辯證性被隱藏起來，以一種「存而不論」(置入括符)的方式內崁在數千年的形上學傳統中。而所謂「現代性」，一如Agamben所言，「現代性只不過宣告了自己對這個形而上學傳統根本結構的忠誠｣(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 p. 12)。雖然，Agamben肯定福柯確認了醫生、監獄、科學家……與至高統治者在共同領域內對赤裸生命進行決斷，乃是「生命政治的現代性的特點」，但Agamben也看出，福柯僅僅致力於探討現代生命政治的「操作技術」，也就是福柯所說的「規訓權力」，但卻忽略了「排除」，以及主權者主觀製造的「例外狀態」，進而臣服在宏大的「國家理論」的膝下。不同於福科，Agamben認為現代政治的根本特徵並非是把生命納入城邦之中，也不僅僅是國家權力對生命進行算計，而是伴隨普遍的例外變成常規化的進程，忽略這一過程，我們將無法認清那種將對赤裸生命的決斷轉變成最高政治原則的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也正是在這一點，Agamben不僅偏離了福科，也把福科的理論激進化。 

為什麼要屈服於國家？人們為什麼要組成共同體？為何心甘情願將權力交給統治者代為執行？為什麼自由必須透過法律才能實現？統治者與人民的權利義務要如何規範？ 

儘管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對上述的提問做了系統的回答，但是Agamben不認同盧梭社會契約論的權利讓渡說，而是接受霍布斯的「至高統治者權利論」。Agamben認同霍布斯在《論公民》中對身體的理解：殺死身體這個絕對能力，既構建了人們的自然平等，又構建了西方新的政治身體、政治共同體(Commonwealth) (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 p. 74)。Agamben認為，至高權力實際上並不建立在契約之上，而是建立在國家對赤裸生命所實施的排除性納入之上。通過把自然狀態看作一種例外狀態，阿甘本認為至高決斷直指作為原初政治要素、政治之原初現象的公民生命，這樣的公民生命既不是簡單的自然的生殖生命，也非有品質的生命形式(bios) ，而是獸與人之間、自然與文化之間一個無區分的區域。

 然而，無論是城邦居民或現代公民，都無法逃脫這種赤裸生命的狀態。從古代城邦、中世紀神權國家、近代民族國家，到帝國乃至後帝國時代的國家，每個國家都決定了誰會是「神聖人」(homo sacer)。Agamben說道：「赤裸生命不再局限於一個特殊地方或一個確定的範疇。它存在於每個活生生存在的生物軀體中」(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 p. 18)。正是這種捕獲、決斷神聖人之赤裸生命的至高權力，從古至今，實施著極權主義的暴力。 

鑒於福柯的生命政治探討權力機制對人的自然生命進行的算計以及人的反抗，Agamben指責福柯直到最後仍在考察人之「主體化/屈從化」的種種過程(人在把自身構建為主體的同時又屈從於外部權力) ，而令人失望地沒有把其生命政治理論應用於20 世紀大型極權主義國家的集中營。「福柯的探究起始於對醫院與監獄的大緊閉的一個重構，卻未能終止於對集中營的一個分析」(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 p. 71)。 

Agamben並不認同福柯所說的，19世紀政治權力發生了重大轉型，即政治權力從掌握個體身體之生殺大權的至高主權(或訓誡權力)轉向調控人口整體生存的生命權力，而是認為超歷史的旨在隔離和決斷生命的至高統治權從古到今一直起著壓抑生命的作用。楊涵榆寫道：「只要哪裡有政治權力不斷製造裸命、不斷將生命拋除，哪裡舊式集中營」(楊，《閱讀生命政治》，頁116)。於是，Agamben所說的生命政治實質上是「死亡政治」。既然我們每個人都潛在地是赤裸生命，那麼，當至高權力針對生命的決斷轉變成針對死亡的權力時，當神聖人成了活死人時，生命政治由此翻轉成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que)。

(參見莫偉民，「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及其與福柯思想的歧異」，《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4 期，頁2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