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

 

鏡報《宋國誠專欄》

駁中國「巴丹島屬於台灣」與「南海仲裁」的荒誕敘事

本文發表於《鏡報》，2026年7月16日

https://www.mirrordaily.news/story/73252

中國最近提出所謂「巴丹群島屬於台灣」的說法，可謂21世紀「破天荒」的假性敘事。東方IC

中國最近提出所謂「巴丹群島屬於台灣」的說法，可謂21世紀「破天荒」的假性敘事。雖然這是6月28日在廣州暨南大學召開的一場《日菲『劃界』背景下巴丹島主權問題學術研討會》上提出的，名義上是一種「學術見解」，但實際上是中共「政治野心」的暴露，也就是試圖通過「學術包裝」，從「台灣海峽內海化」進一步擴張為「印太島鏈內陸化」。 

什麼是「印太島鏈內陸化」，就是一種通過「巴丹屬於台灣，台灣屬於中國，所以巴丹屬於中國」的「主權併吞三段論」。這是中共的「主權妄想症」又一次病發，「主權肥大症」的再一次發作。

 

一，四個荒誕，四個反駁 

在這場研討會中，中國學者試圖從「人類學」、「歷史條約」、「地理延伸」以及「外媒報導」四個層面，推論菲律賓目前實際控制的巴丹群島，「在法律上屬於台灣(中國台灣)」。在國際法、歷史現實與現代國際政治的檢視下，這些論點不止是「牽強」，而是一種「故意無知的荒誕」。

台灣、中國與菲律賓及菲律賓巴丹島的地理位置關係圖。本報製圖

我在這裡指出中方論述的「四個荒誕」，並提出「四個反駁」。 

1，荒誕之一：把「人類學親緣」等同於「現代領土主權」 

中方學者提出，巴丹群島上的伊瓦坦人(Ivatan)與台灣蘭嶼的達悟族語言相通、文化和習俗相近，且都居住在「地下屋」，由此證明兩地「同源」，進而推論巴丹群島是台灣的延伸。 

反駁之一： 

(1)國際法的主權判定依據是「實效(實質而有效)管轄」，而非「族群血緣」 

1928年4月4日，常設仲裁法院(PCA)在「帕爾馬斯島案」」的仲裁案中，確立了「領土主權取得與維持」的原則：決定一個領土歸屬的核心標準是「國家主權持續且和平的實際顯現」(Continuous and peaceful display of state sovereignty)，也就是「有沒有」行政設治、徵稅、駐軍或司法管轄等等「治權事實」的存在。在歷史上，不論是清朝政府、日本台灣總督府，還是戰後的中華民國政府，從未對巴丹群島進行任何實質管轄。 

相反地，菲律賓自西班牙殖民時期、美屬時期到1946年獨立，對巴丹群島進行了超過百年的有效治理(設有「巴丹群島省」)。這種「有效管轄」在國際法上的效力遠遠壓倒任何「人類學親緣」的歷史描述。 

(2)國際級笑話級「假性敘事」 

如果中共的假性敘事可以成立：台灣的原住民族屬於南島語族。那麼整個玻里尼西亞、馬來群島、密克羅尼西亞群島，都有深厚的血緣與語言親緣性，難道台灣可以宣稱對整個太平洋與東南亞島嶼擁有主權？反之，菲律賓是否也能以此宣稱蘭嶼屬於菲律賓？這種將「人類學分布」當作「現代地緣主權」宣稱的作法，在國際法上完全是個「笑話」。 

(3)中共自己在「分裂國土」 

如果「人類學親緣」的觀點可以成立，豈不證明台灣的「原住族群」是由「南島族系」所構成？而不是「中華漢族」(移入族群)所構成？從而證明「台灣的主權屬於「原住民」或「南島族群」。這些中國學者豈不觸犯了「分裂國土」的重罪？豈不違反了「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如果巴丹島和台灣「自古就是一家人」，那就是「台灣自古不屬於中國」。 

 

2，荒誕之二：曲解國際條約，任意進行「法律的選擇性解釋」 

中方所持的論點是：1898年美西戰爭後簽署的《巴黎條約》第三條，規定西班牙割讓給美國的菲律賓領土北界為「北緯20度線」，而巴丹群島位於北緯20度25分至21度之間，位於該線以北。僅僅只有25分之差，中國就大作文章。中方學者宣稱巴丹群島「在法律上從未被成功割讓給美國」，「進而未合法傳承給獨立後的菲律賓），這叫作「法律的選擇性解釋」，一場主權幻想的「一簾幽夢」。 

反駁之二： 

(1)條約補漏：美國與西班牙在隨後兩年(1900)，隨即簽署了《華盛頓條約》，美西雙方明確將《巴黎條約》漏掉的、位於界線外的周邊島嶼(包括巴丹群島)全部割讓給美國。 

2，條約繼承原則：菲律賓於1946年獨立時，其憲法及國際條約全面繼承了美屬時期的領土範圍。巴丹群島自1909年起就設為菲律賓的一個省分，菲律賓對其擁有超過百年的實際有效管轄，島上居民並未抗議，這就是「持續且和平的時效統治」，確立了菲律賓具有對巴丹島「無可爭辯的最高主權效力」。 

3，荒誕之三：無限擴張「地質延伸」與「主島附屬原則」 

中方論點是：巴丹群島距離台灣本島僅142公里，距離蘭嶼僅99公里，地理上是台灣島的「自然延伸」，因此應適用「附屬島嶼隨主島(台灣)）」的原則，歸中國所有。 

反駁之三： 

「自然延伸」通常用於「大陸棚劃界」，而非直接用於推翻「既存島嶼」的主權。巴丹群島在行政、歷史、條約上從未歸屬台灣的地方政府管轄，不論是清代、日治時期還是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僅因「距離近」、「地質板塊鄰近」，就硬將一個擁有獨立行政建制的「巴丹群島省」，且住有數萬菲律賓公民的島群，宣告為「台灣的附屬島嶼」，這無異於主張「鄰國就是我國」、「隔壁就是我家」！ 

4，荒誕之四：引用外國報紙「清朝曾想割讓」作為主權想像 

中方論點是：有中國研究員引用1895年《紐約時報》等外媒報導，稱當時清政府在甲午戰爭後「曾計劃將巴丹群島與巴布延群島(Babuyan Islands)一併割讓給日本」，以此證明清朝對該地擁有「合法主權」。 

反駁之四： 

在國際法上，主權的確立需要確鑿的官方歷史文獻、地圖、戶籍或駐軍紀錄。清朝官方歷史上從未對巴丹群島進行過任何實質管轄，甚至連地圖都未將其納入。僅憑130年前外國報紙的一則「小道傳聞/電訊」，就拿來當作「自古以來擁有主權」的鐵證，這就是我所說的21世紀「破天荒」的大笑話！

 

二，中國究竟圖謀什麼？ 

1，反制日菲：藉由「質疑菲律賓領土完整性」，反擊日菲在台灣東部海域進行的劃界談判，這是「初期目的」。 

2，製造執法煙幕彈：以「島嶼主權模糊化」的策略，為中國海警、海軍在該海域(特別是巴士海峽關鍵戰略水道)進行「專項執法和常態巡邏」製造法理煙幕彈，這是「中期目的」。 

3，施展印太擾動戰略：把既有的「印太秩序」攪亂，「清水攪混之後再摸魚」，為未來的軍事侵略預先部屬「法理藉口」，最終實現「印太島鏈的內陸化」，這是「終極目的」。

 

三，南海仲裁上又一個「假性敘事」 

7月12日是「南海仲裁案裁決」10周年，中共外交部晚間發布聲明，宣稱裁決是「一張非法、無效、沒有拘束力的廢紙」，中方不接受、不承認該裁決，並敦促有關國家停止在南海問題上「挑事生非」、破壞南海和平穩定。那難道中共將南海島礁軍事化、發射攜帶模擬核子彈頭的導彈、衝撞菲律賓軍艦，都是在維護南海和平」？ 

在此同時，美國、菲律賓、澳洲、加拿大、愛沙尼亞、德國、義大利等等14個國家，發表「紀念南海仲裁案裁決」10周年聯合聲明：依據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決，中國在南海的廣泛海洋主張，包括以「歷史性權利」為基礎的主張，均沒有法律依據。14國並反對中國在爭議海域採取破壞穩定的行動。

 

行駛在黃岩島海面上的小船。圖片摘自新華社

南海仲裁案，焦點有兩個： 

1，「南海仲裁案裁決」究竟有沒有效力？ 

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96條及附錄七第11條的規定：「仲裁庭做出的裁決是終局的(final)且具有法律拘束力(legally binding)」。換言之，仲裁法院依據《海洋法》做出的裁決，自始並最終有效。 

2，中共的「歷史性權利」究竟存不存在？ 

在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決書的第四部分，仲裁庭針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與歷史性權利的關係」，進行了極為詳盡的法理解釋。這個解釋有兩個重點： 

(1)仲裁書指出，《公約》並非一般的普通條約，而是各國在相互約定下達成的一部「海洋憲法」，它旨在為全球海洋劃定統一、清晰且具排他性的法律框架。 

(2)中國在1996年批准了《公約》。仲裁庭判定，當一國自願成為《公約》締約國時，就等於同意其原有的歷史性權利若與《公約》條文不符，該「歷史性權利」即行消滅。換言之，國家不能一邊享受《公約》賦予200海浬「專屬經濟區」的權利，一邊又越過200海浬去主張舊有的歷史性特權。 

(3)在仲裁判決書中，最關鍵的法律結論就是：「中國在『九段線』內的歷史性權利的主張，在超過《公約》允許的地理和實體限制範圍內，不具有法律效力」。 

仲裁庭指出，即使中國在歷史上曾有對南海水域的資源，享有排他性的歷史性權利(如捕魚、通航等)，但在中國批准《公約》後，這些權利只要與《公約》關於「專屬經濟海域」（EEZ）和「大陸棚」的規定不一致，就已經在法律上歸於消滅。 

總結來說，「南海仲裁案裁決」始終有效，中國的「歷史性權利」根本無效。 

中共對於「南海仲裁案」的態度，叫做「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對中共有利的就遵守，不利的就推翻。這不叫「國際社會成員」，而是「流氓幫派組織」。

 

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揭穿中國「三大假性敘事」 

必須保衛台灣(系列專文6)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6年7月16日，

https://www.upmedia.mg/tw/commentary/columnists/263665

在全球化受挫、內生動力失速時，中共只能用「國家萬能」的虛幻信心，
掩蓋社會信心不足與體制失靈的現實。（法新社）

自中共十八大提出「講好中國故事」以來，各種官方編制的宏大敘事，都是毫無真實的「假性敘事」(Pseudo-narrative)。這類敘事的特色是：利用局部事實、美麗詞藻和選擇性數據，來掩蓋複雜的體制弊病與權力本質。「假性敘事」不在於「假」，而是潤飾與包裝，以之作為中共合法性的補漏和裝修。 

一，內宣假敘事，假在何處？ 

1，「全面小康與共同富裕」的制度性掩蓋 

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將其列為「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第一個百年目標(即2021年中共建黨百年時要達成)。這是對內合法性與對外展現治理體制優越性的核心敘事。2021年7月1日，習近平在中共百年黨慶大會上正式宣告：中國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 

2021年8月17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這場會議正式將「扎實促進共同富裕」擺在全黨工作的核心位置。會議中提出了「三次分配」概念(初次分配、再分配、鼓勵高收入群體與企業回報社會)。實際上，所謂「分配」不過是「劫富濟貧」，逼迫中國科技巨頭(如阿里、騰訊)砸下千億人民幣成立「共同富裕基金」。隨後，習近平開始翻臉不認人，對民營經濟、金融業及補教業展開大規模的行業整頓，試圖以「削骨剃肉」的手段，縮短貧富差距。 

這套敘事的假性在於，將「脫貧」簡化為一組由地方官員層層上報、經過精心算計的數字指標(如特定的年收入底線)，卻刻意忽略了城鄉二元體制造成的制度性不平等，戶籍制度對農民工權益的剝奪，以及社保、醫療體系的極度不均衡。 

這種「數字脫貧」，實際上是一場「政治運動」，以美化的數字，來掩蓋財富分配高度集中於國家與特權階層、民間缺乏常態化社會安全網的結構性困境。 

2，「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修辭性代換 

為了對抗西方的話語權，中國官方在2019年提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宣稱這比西方的「幾年一次投票」更民主，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 

民主的本質在於權力的制衡、人民的實質監督以及自由的選擇權。然而在這套敘事下，實質上的「黨領導一切」和高度集權被包裝成了民主，地方人大選舉依然受到嚴格的人事篩選與政治審查，缺乏真正的競爭性與公開辯論。 

這是一種典型的「概念偷換」(Conceptual substitution)，把「體制對社會的全面動員與控制」，美化為「人民的廣泛參與」，把所謂「政黨協商與合作制度」，包裝成「中國式民主」，試圖用修辭來消解公民實質政治權利的缺失。 

3，「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性虛構 

這是最能激發民族主義「情緒敘事」，將政權的執政目標與「五千年中華文明」及「近代百年國恥」緊密綁定，宣稱只有中共能實現「歷史的必然選擇」。 

這套歷史敘事是高度選擇性且經過割裂編寫的，它強烈批判西方帝國主義與外來侵略，卻刻意在歷史教科書與公共論述中抹除或美化建政後由體制自身造成的巨大災難(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同時，它將邊疆區域(如疆、藏、港)的多元文化與歷史複雜性，強行納入單一中心的「大一統」框架(如最近施行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將任何體制內的批判或自主訴求，一律貼上「分裂勢力」或「境外勢力」的標籤。 

換言之，中國試圖將一黨專政的權力延續，寄生於悠久的文化認同與歷史悲情之上。它建構了一個永久的「外部敵人」形象，用來轉移內部矛盾、合理化高壓維穩體制。 

4，「新型舉國體制」的幻影化敘事 

在面臨國際科技圍堵與經濟放緩的背景下，中國官方大力宣傳「新型舉國體制」，講述中國能依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實現科技自立自強與內部大循環。 

這套敘事過度迷信國家資本與行政命令的力量，忽略了真正尖端科技的創新，必須依賴思想自由、法治規範、產權保護以及開放的國際合作網絡。在實際執行中，這種舉國體制往往演變成地方政府的「騙補運動」─騙取補助(如晶片大躍進)與巨大的資源浪費，因政治凌駕專業而扼殺民間的創新活力。 

這就是在全球化受挫、內生動力失速時，用「國家萬能」的虛幻信心，掩蓋社會信心不足與體制失靈的現實。 

二，外宣假敘事，假在哪裡？ 

1，「命運共同體與雙贏」的擴張性偽裝 

在國際地緣政治與經濟擴張中，中國以「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為核心故事，強調不稱霸、不搞擴張，追求國際關係的「雙贏」。 

實際上，這套敘事與其對外經濟與軍事擴張的現實存在巨大落差。許多雙邊合作往往夾帶經濟威脅與債務外交，並試圖輸出威權治理的技術模式。南海的軍事化與對周邊海域強硬法律戰，也與「和平共處」的敘事完全背道而馳。 

中國試圖以「利他主義」的宏大概念，來包裝地緣政治擴張、資源掠奪，試圖通過重塑國際行為準則來偷渡中國的戰略意圖。 

2，對日本的「再軍國主義化」抹黑 

自2025年延續2026年，中國的對外認知作戰與資訊操弄出現了顯著的「範式轉變」，手段從過去的「暗中隱蔽」轉為更具公開化的外交攻擊。 

依據「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2025年底的特別報告指出，2025年恰逢二戰結束80週年，中國官方與外交帳號在東南亞與太平洋島國，大幅提高「抗日、反法西斯」敘事。藉由綁架歷史記憶，將日本與美、台、澳的「美日防衛合作、聯合軍演」歪曲為「東京正試圖重啟印太軍國主義、破壞區域繁榮」，以此來孤立日本。 

3，散佈南海的「西方挑釁論」 

在南海主權與菲律賓的衝突中，中國利用大量的在地內容農場，將國際法庭或周邊國家的合法維權活動，洗版包裝為「西方霸權勢力刻意介入，破壞區域原本穩定治理」的偽敘事。最近甚至公開宣稱，海牙法院對南海主權的仲裁案只是「一張廢紙」。 

4，對歐洲的「借嘴說話」與「洗白敘事」 

「歐洲外交關係協會」(ECFR)於2026年春季發布的報告《借嘴說話》(Borrowed mouths and laundered messages)，揭露了中國在歐洲的最新策略： 

(1)歐盟內部的「借殼上市」： 中國情報與宣傳單位不再直接發送大使館的生硬宣傳，而是資助或引導中東歐地區的本土網紅、偏激名嘴或非主流媒體，進行「假資訊洗白」(Disinformation Laundering)。 

(2)「中國式現代化」對照「民主失靈」：透過這些歐洲在地人的口，傳播「西方民主正不可逆地走向制度性衰退與混亂」，配合推廣中國的高鐵、綠能與AI科技的「高效現代化」，向歐洲社會灌輸「全球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美國主導的秩序必將崩塌」的歷史必然性。

隨著美中對抗加劇與台灣主體意識的鞏固，
北京對台的「統一敘事」進行了系統性的翻新與法律化。（法新社）

三，台宣假敘事，假在哪裡？ 

近年來，隨著美中對抗加劇與台灣主體意識的鞏固，北京對台的「統一敘事」進行了系統性的翻新與法律化，例如配合近年推出的《反分裂國家法》、《懲獨22條》，以及《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實施跨國恐怖主義。 

1，「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和平假象敘事 

中國官方反覆宣稱「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並承諾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將得到充分尊重」、「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障」。 

實際上，這套敘事與現實存在巨大的信任赤字。北京在2019年後對香港「一國兩制」的徹底清洗、實施《香港國安法》與修改選舉制度，已經親手撕毀了這項政治承諾。此外，中國官方近年發布的對台白皮書中，已悄然刪除了「統一後不派軍隊、不派行政人員駐台」的歷史承諾，換言之，所謂尊重、保障等等，早已是被撕毀的謊言。 

在這一套謊言的背後，就是用「和平、保留現狀」的修辭，去包裝把台灣「地方政府化」與「主權消滅」的事實。這是一種對台的心理麻醉劑，試圖讓台灣人民幻想「不會失去民主自由」的僥倖和期待。 

2，「台灣前途共同決定」的壓迫性敘事 

北京官方與國台辦多次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的前途必須由包括台灣同胞在內14億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這套敘事強行將「14億人的意志」建構為對台行使主權的正當性。然而，中國14億人民在體制內從來不曾享有投票權與言論自由，無法透過民主程序表達真實意願。一個連自身前途都無法投票決定的群體，卻被體制宣稱擁有決定另一個民主社會前途的權力。 

這是利用台灣「多數決」的民主理念，去合理化對台灣主自決的粗暴剝奪，並將其轉化為對內動員民族主義的仇恨工具。 

3，「統一紅利」的利誘敘事 

近年北京大力宣傳統一利多和紅利共享，以及「兩岸融合發展」論調，特別是在福建建立「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宣稱統一後台灣能以中國為腹地，經濟更繁榮、民生更福祉，台灣同胞在國際上更有尊嚴。 

這就是利用虛幻的「強國紅利」來轉移中國自身經濟下行與政治高壓。其真實目的是試圖用「蠶食慢嚥」的「融合」政策，在台灣內部扶植「統戰附合體」與「在地協力者」。 

4，區分「台獨/台灣人」的分化敘事 

中國宣稱，解放軍對台的軍事威脅不是針對台灣人民，而是針對台獨與外國干涉。這套敘事將兩岸主權互不隸屬和實質分治，扭曲為「極少數台獨頑固分子」受「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勢力」操弄的結果。 

這套敘事刻意忽略台灣內部不分黨派，有高達80%以上支持維持現狀、反對被威權統治的主流民意，試圖虛構一個「永久敵人」(台獨/美帝)，將中國自身的軍事擴張與地緣政治野心，洗白為「百年國恥」之受害者的反擊，以悲情掩飾霸凌，以外國陰謀包裝侵略藉口。 

5，「兩岸統一/歷史必然」的宿命敘事 

中國官媒與外交修辭一再強調「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統一是歷史必然，台獨是死路一條」，阻擋統一者必遭歷史審判」。 

實際上，現代國際秩序與地緣政治的走向，是由文明價值、國際法(如維護台海和平是全球利益)、經濟供應鏈安全以及人民的自由意志所共同塑造的，從來就不是單一強權的「歷史宿命」。 

這種歷史必然論，是一種認知防禦與恐嚇工程。其目的是在國際與台灣社會建構一種「抵抗無用論」的失敗主義。當台灣人或國際盟友相信了這種「必然性」，就會放棄抵抗與防衛，讓北京不戰而勝。 

驅趕虛假，唯靠真相。要保衛台灣，就必須揭穿中國「內、外、台」三套包裹式假性敘事，建立台灣的「真性敘事」、「防偽認知」與「打假戰力」。

我的雜思

我的雜思筆記(179)：重新面對本雅明

 

我鼓足很大的勇氣，再度面對本雅明(Wlter Benjamin)，這意味第二次人生的倦怠之後第二次的回歸；我還鼓足第二個勇氣，開始書寫《宋國誠的哲學評論精選》。我知道，沒有人會看，但沒關係，我自己看。 

生命的軌跡，就像一個「迴圈」，最終來到原初的本源。 

知識分子早已滅種，我把自己當成沒有人狩獵的邊緣瀕危物種。回到自己出生的藏身之處。 

有些思想家，可以寫幾部「大部頭」的著作，但沒有人可以像本雅明一樣，除了專門著作之外，長短篇散文、專文、隨筆、評論、哲學小品、自傳式小品、編史學小品、廣播稿、書信、文史文獻、短篇故事、日記、詩、對話錄、法文詩、散文翻譯，可以「統領」這不同的文體與敘事。我很想知道，本雅明憑藉的是什麼意志與能力？我很想知道，「沒有人可以像一個人」，是什麼境界？ 

思緒飛到法國與西班牙的邊界，本雅明「隕身」之地。再高貴的知識分子，也敵不過邪惡的政治！

我的雜思

我的雜思筆記(178)：韓炳哲一篇

德籍韓裔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把當代社會稱之「倦怠社會」。因為在高生產率的社會壓力之下，每個人都成為一種「功績主體」，以「業績/成功/榮耀...」來壓迫自己，用過度積極來對抗自己，使自己陷入肉體疲倦和精神暴虐而難以收拾。 

韓炳哲的觀點是：過度勞動作為當代社會的特徵，並非來自「外部規訓」的強迫，而是「自願服從」的原則─自己心甘情願地承受自己製造的壓力。人們過度的勞動/活動，歇斯底里的工作，換來的只是短暫易逝的生命；或者說根本不是生命，只是一種赤裸裸的物種生存。 

簡單地說，就是自甘為奴。 

羅馬共和國時期的哲學家西賽羅在《論共和國》一書中，敦促他的讀者從「論壇」(forum)和「熙熙攘攘的人群」，退回到孤寂的沉思生活。這是一種尋找「簡單體悟」的生活，從中找回失落的自己。 

我喜歡望著藍天發呆，看著雲彩冥想。在這個爭權奪利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安身之地，一種過度喧囂的孤獨。

我的雜思

我的雜思筆記(177)：是否？ 

是否我不需再和一個「中國」繼續纏鬥？管他去死！
是否回到我自己的優雅，
搖滾抒情、高山烏龍、靜思夜想、即興散文，以及那遺忘的尤里西斯….
一個人的聖經，一種遺忘後的遺忘。

To Where You Are,

Or over the rainbow,

And Colors Of The Wind.

浪跡、遊走、低視、仰望，在
荒草小徑，風的尾絮，亂石孤寂....
我應該，是不是這樣？
只是，微雨放歌….
唯一的家？

 

時事評論

 

鏡報《宋國誠專欄》 

中國《民族團結法》的假性敘事與病理診斷 

本文發表於《鏡報》，2026年7月11日

https://www.mirrordaily.news/story/71151

這部「宇宙惡法」不只是製造「寒蟬效應」，更是逼迫「公開獻忠」，
也就是不公開表達熱烈支持中國統一也可能被追責。東方IC

說謊成性與與詭辯一堆，是我對中共政權本質的病理診斷。中國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既是一套擬真式的假性敘事，更是一部變態極權的偽裝表演，一幅末期病變的鏡像反照。 

漸進式「民族文化滅絕」 

這部法律，是一部標準的「民族迫害法」，表面「團結」，實則「滅絕」。 

該法在「序言」中大篇幅建構所謂「歷史」，宣稱：「中國各族人民始終堅持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大一統信念……凝聚成血脈相融……的命運共同體」。這套「大一統」敘事，正是「定於一尊的封建意識」，刻意扭曲西藏、新疆、蒙古等邊疆地區，在歷史上擁有高度獨特的語言、文化與政治實體，強行將「漢族/黨帝國」的擴張史，簡化為「自古以來萬眾一心」的自願結合。實際上，中共對邊疆民族全都是「武力奪取」和「高壓馴服」，至今甚至利用現代高科技實施「緊迫監管」，從來不存在中共編造的「命運共同體意識」。這種「假性敘事」的本質就是：抹除差異、消滅非共。 

該法宣稱要「維護、鞏固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係」，但卻規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通話與規範漢字)在學校教學、政府事務中為基本用語。這裡所謂「基本用語」意指其他「非漢語」都是「非基本/次要用語」，試圖通過樹立「漢語霸權」實現「民族地位的階級化」。換言之，當法律明確劃定某種語言為「基本用語」，並在教育和公務體系中強制執行時，其他少數民族的母語(如藏語、維吾爾語、蒙古語等)在公共領域的生存空間便遭到實質壓縮。 

依據這項法律，少數民族若想在體制內獲得階級流動或政治參與，必須完全依附於「通用語言」，這就使得本土語言失去「社會功能性」，退縮為家庭內部的「次要用語」。簡言之，不使用「漢語」就等於於被「褫奪公權終生」。 

這種語言政策在無形中建立了一種「文化權力高低差」─漢文化與普通話象徵進步、現代與主流，少數民族語言則被貼上邊緣、末流的標籤，需要被改造和壓制的對象。久而久之，少數民族的語言認同將被消磨殆盡。 

中國有50個少數民族語言和30個省籍方言，豈不都被「漢語」這一單一語言所吞噬？實際上，「通用語言」另有圖謀，獨尊漢語只是「一黨專政」的病態轉譯，就是透過語言統一實現一黨專制。 

幼齡化黨化教育 

果不其然，該法第20條等相關條文明確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監護人應當教育引導未成年人「熱愛中國共產黨」。這就是「強制性黨化教育」，剝奪未成年人「思想選擇」的自由，在未成年的年齡階段，塑造一種「天然共」，當權中國人都成為黨化順民，共產黨就獲得永續統治。 

至於所謂「鑄牢共同體意識」，要求所有社會組織、企業、武裝力量將其作為共同任務。實際上，所謂「共同體意識」不是別的，就是「習近平思想」，就是個人崇拜的極端化，就是習近平「老齡獨裁意識」的法律化。

這部「假團結、真滅絕」的法律，是中國一份末期病理的診斷書，一部夜裡吹哨的壯膽戲。東方IC

在失去改革開放以來的「績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之後，中共只能依賴「強制合法性」(Coercive legitimacy)為之添補。這就如同失去健康，改為進補，也意味年老體衰，枴杖助行；在臨床政治學上可以稱為「末期掙扎」或「偏方救命」。 

互嵌社會：種族稀釋與慢性滅族 

法律規定，推動建立「相互嵌入的式社會結構與社區環境」，鼓勵不同民族混合居住、轉移就業等等。 

這是利用一般人聽不懂的社會學專有名詞，來忽悠中國人民。「互嵌」的英文表達式是”Mutual Embedding”，具有「交錯」、「穿插」的意思，用來形容不同族群在地理居住空間、經濟生活上混居、交織的狀態。中共官方使用的「互嵌」一語，英文翻譯為”Interleaving”，「互嵌式社會結構」則譯為”Interleaving social structure”，實際上就是利用「專有名詞」來掩蓋「不良意圖」，對少數民族進行種族稀釋和地理壓縮。 

所謂「互嵌」就是「拆散」，拆解少數民族的群居空間，使少數民族無法形成集體的抗議力量，方便於中共「孤立性打擊」的行動。至於附加規定：「禁止以民族身份、風俗或宗教為由干涉婚姻自由」，目的就是消解少數民族「本族通婚」的習俗，透過法律手段變相鼓勵「通婚漢化」，最終達到血緣清洗和漸進式滅絕。 

製造全球恐怖管轄 

法律第63條的「境外適用條款」，一般稱為「境外管轄」，不僅違背國內法「在地管轄」的原則，反而將威權觸角伸向全球。 

境外組織或個人若發表不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聲援新疆或西藏人權、紀念六四，甚至強調台灣文化主體性等等，都被列為「非統論述」，一律被羅織為「破壞民族團結、製造民族分裂」的罪名。這是一種全球抓捕反共人士的「爪牙法律」，更是「黨國極權」的病態發作。 

這部「宇宙惡法」不只是製造「寒蟬效應」，更是逼迫「公開獻忠」，也就是不公開表達熱烈支持中國統一也可能被追責。最近在中共內部出現一個「新名詞」，叫做「靜默台獨」，也就是心中暗自支持台獨，包括使用台灣的慣用語彙，如說「早安」而不說「早上好」，說「影片」而不說「視屏」，說「隨身碟」而不說「U盤」等等，都帶有「台獨分裂意識」，都叫做「忠誠不絕對」，因而列為「絕對不忠誠」的騷擾與打擊對象。這已經不止於「認知戰」，而是全球法律恐怖主義的病毒散播。 

這部「假團結、真滅絕」的法律，是中國一份末期病理的診斷書，一部夜裡吹哨的壯膽戲。台灣不必自己嚇自己，只要小心應對，等待其自食惡果。

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從「享樂民主」到「防衛民主」

 必須保衛台灣(系列專文5)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6年7月5日

https://www.upmedia.mg/tw/commentary/columnists/262806

台灣的民主已經過了「追求自由」的青春期，
現在必須進入「捍衛自由」的成熟期。（陳愷巨攝）

台灣30年的平穩順暢，養成了一種「享樂型民主」(Hedonistic Democracy)，後人乘涼不知前人種樹之苦。面對中國的常態威脅則淡然處之。然而，民主不是免費的午餐，也不是自來水，更不是可以無限揮霍卻不需要承擔防禦義務的消費品。若要守護台灣、保衛民主，必須從「享樂型民主」轉向「防衛型民主」(Defensive Democracy)。

 

一，什麼是「享樂型民主」 

「享樂型民主」是指一個國家的公民集體把「民主自由」視為理所當然、永久免費的「消費品」，卻在心理與行動上拒絕承擔維持這個體制必須支付的防衛成本與公民義務，從而形成一種重權利、輕義務，重日常、輕生存，重眼前、輕未來的天真狀態。 

1，權利意識的「消費主義化」 

在「享樂型民主」之下，人民對民主的認知與想像，傾向於「個人自由的無限擴張與享受」，公民將自己定位為體制的「消費者」而非「捍衛者」。當體制提供自由時，理所當然地享受；當體制要求付出(如延長兵役、接受國安審查、支付國防經費)時，則充滿排斥與抱怨。 

2，生存危機的「政治娛樂化」 

「享樂型民主」最大的危機在於喪失了對「終極威脅」的集體感知能力。當外部敵人的武力威脅、資訊戰滲透已經迫在眉睫時，社會大眾與媒體依然「舞照跳、馬照跑」，將國家生存層次的國安議題，簡化為政黨惡鬥的口水戰、短影音的流量密碼或選舉時互相貼標籤的工具，嚴肅的生死存亡被消解在泛娛樂化的日常生活中，甚至認為所謂的危險，都是政治人物在恐嚇。 

3，言論自由的「低防禦性寬容」 

享樂型民主抱持著一種「自由快樂主義」。許多投機政客認為只要打著言論自由的旗號，體制就必須無條件地包容所有聲音，包括「破壞體制」的聲音，導致整個社會面對外部威脅時缺乏感知力與免疫力。極權國家的宣傳機器可以利用自由而開足馬力，在地協力者可以利用體制寬容散布「疑美論」、「投降論」、「失敗主義」，用「程序民主」來瓦解「實質民主」。 

4，國家認同與敵我意識的混亂 

「享樂型民主」缺乏「敵友之別」與「共同體意識」。面對中國常態性的武力恫嚇，一部分人選擇迴避，認為「只要我不挑釁、只要繼續交流，敵人就不會打過來」；另一部分人則為了商業利益或黨派利益，主動迎合敵人的統戰敘事。長此下來，「防衛共識」就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享樂思維下被徹底撕裂。 

5，程序正義的盲目濫用 

「享樂型民主」過度拘泥於程序法治的字面意義，忽視法律實質保護的憲政主體。例如，境外資金操弄媒體股權、親共政客不斷塑造「紅色認知」時，「享樂型官僚」往往以「查無不法程序」、「尊重市場機制與言論自由」為由而放行，眼睜睜看著敵對勢力利用合法的商業程序和民主漏縫，完成其「慢死台灣」的戰略佈局。 

「享樂型民主」把民主制度當作一座由前人建好、自己只需要進去吹冷氣享受的精緻大樓，卻從不檢查大樓的地基是否正在被外部滲透與內部腐蝕而掏空。換言之，「享樂型民主」就是一種缺乏戰鬥意志與危機意識的脆弱民主。

「享樂型民主」就是一種缺乏戰鬥意志與危機意識的脆弱民主。（張哲偉攝）

二，享樂民主的四大症候群 

1，紅色幻覺論 

「享樂型民主」的最大幻覺就是「天賦民主」的觀點，以為民主自由與生俱來、天然不滅。在這種幻覺心理下，群眾會集體排斥那些引發心理衝擊的理性聲音，轉而投向那些提供甜美幻覺的政治人物。於是，台灣的「在地協共者」就會製造各種滿足民眾期待的「紅色幻覺」，例如「一國兩制的優越性」，「削減軍購將避免兩岸戰爭」、「九二共識是兩岸和平的壓艙石」，「只要重啟兩岸交流就沒事」。群眾為了守住舒適圈，寧可選擇安魂劑。 

2，集體逃避論 

「享樂型民主」最顯著的病徵，就是社會喪失了討論「複雜系統」的能力。人類無法長期承受高強度的「慢性焦慮」(如隨時可能爆發的戰爭、常態性的飛彈越空、無孔不入的認知作戰)。當這種恐懼無法立即消除時，群眾就會發展出「退卻」(Regression)與「否認」(Denial)」的防衛機制。 

現代台灣群眾的注意力幾乎已被短影音、Threads和社群迷因所操控。敵對勢力精準抓住「抗中保台是騙選票」、「年輕人要去送死嗎？」等等極端簡化、充滿情感暗示的口號，直接綁架群眾的推理能力。 

3，內部敵對論 

台灣在面對巨大的外在威脅時，內部非但沒有團結，反而撕裂得更嚴重。這是因為對抗外敵的成本太高、風險太大。在「焦慮轉移」的作用下，最容易以「政敵」作為發洩對象或代罪羔羊。加上一種「同溫層加熱」效應，就會產生「內耗大於防外」的集體逃避。 

4，匿名免責論 

群眾是一種「集體匿名」的免責群體，缺乏可查證的責任主體。在「享樂型民主」中，人民習慣於將國家視為一家保全公司，自己則是付了稅金的消費者。至於保護主權、抵抗滲透就成了政府、軍隊的事或特定政治人物的「職責」。這是一種「免於追究的道德卸責」，每個人都隱匿在「人民」這個群體標籤的背後，享受著民主帶來的經濟繁榮、與社會福利，但在面對「犧牲性義務」時，個體的責任感立刻退縮，甚至抱怨體制侵犯個人利益。

 

三，什麼是「防衛型民主」？ 

「防衛型民主」的核心定義是：一個民主國家為了防止敵對勢力利用民主所保障的自由來實質摧毀民主體制本身，因而在憲政與法律上「自我武裝」並對顛覆行為進行限制與制裁。簡單來說，「防衛型民主」就是：「民主不保護旨在消滅民主的自由」。 

依據哲學家卡爾‧巴柏(Karl Popper)「寬容的悖論」的觀點，如果一個社會無限制地寬容那些不寬容的人，那寬容的人終將被消滅，寬容也隨之消失。「防衛型民主」旨在解構這種悖論：為了確保整體的自由，必須對意圖消滅自由的「不寬容者」展現不寬容。 

在實踐上，「防衛型民主」必須具備4顆牙齒，但台灣顯然還處於乳牙生長的階段。

憲法法庭有權解散旨在破壞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政黨（如德國曾解散新納粹黨與共產黨）。在台灣，《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亦有此規定，但實務上從未動用。（資料照片）

第一顆牙：違憲政黨的解散權 

憲法法庭有權解散旨在破壞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政黨(如德國曾解散新納粹黨與共產黨)。在台灣，《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亦有此規定，但實務上從未動用。 

第二顆牙：基本權利的剝奪 

若公民濫用言論、出版、集會自由來攻擊憲政秩序，司法可宣告剝奪其特定基本權利(如喪失選舉權、不得擔任公職)。台灣目前只停留在《兩岸關係條例》中對高階退將、公務員赴中損害國家尊嚴者「剝奪退休俸」的規定。 

第三顆牙：國家安全聯防網絡 

針對外部敵對勢力與其在地代理人，建立系統性的財政、金流、法律監控與刑事制裁。台灣現行的《反滲透法》與《國安法》正是此支柱的體現，重在切斷境外指揮線與地下金流。但是在偵防範圍、起訴案件與刑度裁量上，遠遠不足。 

第四顆牙：忠誠的公務體系 

國家公職人員、軍警、法官必須對憲政體制抱持「忠誠義務」，不得支持顛覆體制的言論或組織。台灣近年持續深化軍警防諜、公務體系安全審查，防止國家機器核心被實質滲透，但仍然在起步階段。

 

四，如何從「享樂型民主」過渡到「防衛型民主」

 

台灣的民主已經過了「追求自由」的青春期，現在必須進入「捍衛自由」的成熟期。一個無法保護自己的民主，最終只會淪為極權擴張下的祭品，甚至退化到「羸弱型民主」。從「享樂」轉向「防衛」，是台灣民主深化最痛苦、卻也最不可或缺的命運選擇。 

隨著時代演進，「防衛型民主已經」不再局限於傳統的「解散政黨」或「抓間諜」。面對新型態的灰色地帶衝突與AI認知戰，現代防衛型民主需要從法制、認知、資安與社會契約四個層面進行根本性的翻轉，並最終立足於「科技防衛」的基座上。 

1，法制增補與完備 

台灣必須在法律上明確定義「憲政秩序的敵人」，並完備《反滲透法》、代理人登記制，以及針對科技供應鏈、關鍵基礎設施的保護法規。 

2，國安認知的重塑 

停止將國安議題視為「政黨競爭。應當仿造芬蘭與瑞典的「全防禦」(Total Defense)與「生存法則」觀念：國家防禦絕對不只是軍隊的事，而是全體社會─包含政府、企業、民間組織以及每一位公民，在承平時期就必須共同參與的整體防禦網絡。 

「全防禦」最直觀的體現，在於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硬體防禦。例如芬蘭擁有全歐洲最密集的地下防空洞，其容量足以容納全國80%以上的人口(約480萬)。這些避難所在承平時期是地下體育館、停車場、游泳池或地鐵站，一旦危機爆發，可在72小時內轉變成具備防毒氣、防核輻射、防炸彈的末日堡壘。 

以瑞典為例，瑞典政府定期向國民發送《如果危機或戰爭爆發》(In Case of Crisis or War)的民防小冊子。這本手冊從「如何在家儲存3天的飲用水」、「如何識別假訊息」，到最重要的心理建設─「如果瑞典遭到攻擊，我們絕不投降，任何關於停止抵抗的消息都是敵人的謠言」。 

3，權利與義務的再平衡 

公民社會需要理解，為了對抗系統性的滲透，在某些特定領域(如外資審查、特定媒體股權、涉及國安言論的源頭追溯)，必須接受程序規範。這並非自由的倒退，而是為了確保長遠自由所必須支付的「國安保險費」。 

4，資訊與科技疆界的防衛 

在高度資訊時代，不再需要親自發動戰爭，而是透過生成式AI、網絡水軍、大數據精準推送，在民主國家內部製造對立、癱瘓決策。因此，現代防衛型民主必須包含「數位防衛機制」─例如建立AI反滲透系統、對科技供應鏈實施實質國安審查、強制揭露境外勢力資助的數位廣告金流等等。

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美中進入「量子戰爭」的巔峰對決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6年6月26日

https://www.upmedia.mg/tw/commentary/columnists/262102

 

未來世界是一個「量子計算與AI的結合」（Quantum AI）的算力戰爭，
也是地緣政治最核心的焦慮。（法新社）

6月22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署了《防範高級加密攻擊》(the Nation Against Advanced Cryptographic Attacks)與《引領下一世代量子創新》(Lead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Quantum Innovation)兩項行政命令。這兩項行政命令的簽署，是美國未來戰略的指引藍圖，意味著美中的科技對抗已經上升到最高點。 

未來戰爭：量子算力的對決 

未來世界是一個「量子計算與AI的結合」(Quantum AI)的算力戰爭，也是地緣政治最核心的焦慮。 

量子電腦能運行「秀爾演算法」(Shor's algorithm)，可在幾秒鐘或幾分鐘內，將西方與台灣現行的所有密碼防線徹底解碼。換言之，誰先掌握了實用級的量子計算，誰就握有全球數位疆域的「萬能鑰匙」，有了這支「數位密碼解鎖技術」，就能常態地對敵國實施「資訊暴殺」、財政洗劫、數位癱瘓等等毀滅性打擊。這也是美國今年為何強制推動「後量子密碼技術」(PQC)的根本原因。 

一旦量子計算與AI結合(Quantum AI)，將賦予國家治理大腦強大無比的預測與決策能力。從預測全球氣候變遷的微觀軌跡、到戰時對敵方不對稱攻勢(例如第一島鏈灰色地帶滲透、後勤彈藥庫配置、軍事指管系統等等)，進行即時最優化的兵棋推演。換言之，量子電腦還能將混亂的資訊線索，瞬間梳理成絕對清晰的「戰略坐標」。 

簡單地說，誰掌握了量子計算，誰就掌握未來世界。

 

一，兩項行政命令的戰略內涵 

這兩項行政命令要求各機關落實並加快導入「後量子密碼技術」(PQC)，目的是為了保護美國最敏感的資料、關鍵基礎設施，以及帶動就業和引導新型經濟成長的「量子數位經濟」。 

所謂”Advanced Cryptographic Attacks”(高級加密攻擊/先進密碼分析攻擊)，是特別針對敵對勢力利用「量子電腦的密碼分析能力」(CRQC)」所發動的毀滅性破譯攻勢，這種「破譯戰爭」，是一種試圖解構、癱瘓民主國家現行所有安全通訊與金融資產的「數位超限戰」。 

在當前的數位戰爭中，中共、俄羅斯等境外敵對勢力正在執行一項名為「現在吸納，隨後解密」(SNDL: Store Now, Decrypt Later)的威脅計畫。他們利用灰色地帶滲透，常態性地竊取、攔截美國現今無法破解的軍事、金融、關鍵基礎設施及關鍵技術的加密數據，並儲存在其資料庫中。而後，未來「具備密碼分析能力的量子電腦」(CRQC)一旦問世，就能將這些歷史數據瞬間破譯和解密，以全盤掌握美國的所有機密。 

「後量子時代」的來臨 

這兩項行政命令，要求「聯邦採購法規委員會」(FAR Council)，在2030年底以前，強制所有合約承包商必須符合這些量子防禦標準。這不只是宣導，而是用金融與法律工具，去規訓、清理美國數位經濟體制內因「商業懶惰」而產生的安全破口與脆弱性。 

這代表美國正在用「量子安全」作為全新的技術紅利與篩選工具。未來，不論是台積電等先進半導體供應鏈、跨國金融網絡、還是印太地緣戰略盟友，唯有納入美國這套PQC制度防禦矩陣的成員，才能獲得進入全球民主自由市場的「數位通行證」。這在經濟上拉高了背叛美國科技生態圈的「沉澱成本」。這意味當前以及未來的全球防衛的軸心，已經從「領土疆域」的防守，徹底硬化為「數位主權」與「量子安全」，也就是「加密保衛戰」，國家的安全座標將升級至「後量子時代」。

 

二，箭指中共的未來戰爭 

這兩項行政命令字字句句都「箭指中共」。 

雖然美國行政命令的官方正式文本中，為了維持外交與法理上的慣例，通常會使用「境外敵對勢力」(Foreign Adversaries)或「具備密碼分析能力的威權政體」等去識別化的法律術語，但在當前的地緣戰略與科技對抗矩陣中，美國這套「一攻一防」的量子總體戰，其唯一鎖定的戰略假想敵就是中共政權。 

1，瓦解中共的「現在竊取，未來解密」(SNDL)戰略 

依據中共的算計，目前無法破譯美國及台灣(如台灣的軍事、關鍵基礎設施)的頂級加密通訊，但他們可以好整以暇地將這些海量數據儲存在大數據庫中，寄望於自身的量子計算技術取得突破，就能回過頭去「一鍵破解」所有的歷史機密。 

美國則採取「預先斷流」的策略。川普簽署的PQC行政命令，直接實施了一種「細部的社會工程」，硬性規定美國政府、關鍵基礎設施與軍事合約商必須在近年內全面強制移轉至「後量子密碼技術」。這等同於在中共的量子電腦完成前，提前將大門換上新一代密碼鎖，讓中共過去幾十年靠黑客、內鬼(如在地協力者、賣台軍人)竊取的所有數據，在未來瞬間變成毫無用處的數位垃圾，徹底報廢中共的戰略投資。 

2，迎擊中共「量子霸權」與數位科技超限戰 

中共近年來傾全國體制之力，將量子科技列為國家戰略核心(如江西合肥的量子國家實驗室)，並試圖利用量子通訊(如墨子號衛星)，建構一套西方無法滲透的數位鐵幕，同時研發能摧毀西方金融與軍事防線的量子解密能力。 

川普簽署的「引領下一世代量子創新」命令，是美國的「進攻性防禦」的重大策略。美國由能源部與國家科學院主導，投入國家級財政與體制力量加速研發實用級量子計算。這是在向中共宣告：在事關下一世代文明秩序的規則制定權上，美國絕不容許威權體制掌握「技術斷代」的優勢。 

3，切斷中共技術吸納的臍帶 

中共最擅長的不是自主研發，而是利用紅色資本、特定財團或跨國供應鏈的灰色地帶，去吸納、竊取西方的關鍵技術與半導體資源。 

這兩項行政命令要求美國國務院與商務部，必須將這套PQC安全標準與量子創新框架，強制推動到美國的全球供應鏈盟友(如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日韓的科技巨頭)。這本質上是在全球科技界拉起一條「量子鐵幕」。 

任何想要留在美國民主供應鏈座標系內的企業，其技術與資產就必須符合美國的量子防禦規範。這將逼迫那些「身在民主陣營，利在威權中國」的跨國資本與財團必須做出終極抉擇，徹底切斷中共利用經濟吸納來弱化西方防線的可能。 

這給台灣的啟示極其深刻：面對中共全方位的超限戰，台灣作為全球半導體的樞紐與地緣衝突的最前線，必須立刻告別島內無謂的認同內耗與懶惰的媒體環境，主動將自身的科技與防衛制度，與美國這套「防範高級加密攻擊」的國家矩陣進行實質咬合。唯有如此，台灣的民主契約與自由生活方式，才不會在下一世代的量子風暴中被敵人的內鬼與外患所吞噬。

時事評論

 

鏡報《宋國誠專欄》

不愛主義，愛色情 

本文發表於《鏡報》，2026年4月26日

https://www.mirrordaily.news/story/57036

與其這說是一場「產業展覽會」，不如說是「AI色情大會」。圖片摘自中國網路

4月17日至19日，中國上海舉辦了一場「上海國際情趣生活及健康產業展覽會」(APIEXPO2026)。展覽會以「情趣」和「健康」為訴求，實際上是一場「掛著健康羊頭，販賣色情狗肉」的墮落展覽會，一場以科技為包裝的情慾商品主義的公開展示。 

我們看看展覽會打出了什麼樣的廣告： 

「智愛」是智能與情感的深度融合，智能技術賦予產品感知與響應情感的能力，讓情趣產品不再是冷冰冰的工具」。 

「從生理滿足到情感陪伴，智愛產品關注用戶深層次的情感需求，為親密關係增添溫度與深度」。 

廣告商甚至做出「色情煽動」的廣告：「一句話就能讓你酥麻」。 

與其這說是一場「產業展覽會」，不如說是「AI色情大會」。深層來看，這是一種從「主義」轉向「感官」，從「集體」退回「肉體」的集體現象，是一道中國社會「變態心理」+「意識形態消解」的櫥窗。但是，這種博覽會一方面既是一種「道德墮落」，也是對中共黨國體制的「隱性抵抗」。 

作為政治抵抗的「色情主義」 

依據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科(Michel Foucault)關於「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觀點，國家是通過「人口優化」─健康的勞動力、強壯的士兵以及穩定的生育率─來實現統治權力的部署；部署的方式是透過公共衛生、優生學、醫療保險與統計學，對人口的壽命、出生率、死亡率進行宏觀調控。

「上海國際情趣生活及健康產業展覽會」以「情趣」和「健康」為訴求。
圖片取自上海國際情趣生活及健康產業展覽會網站

但是，人口優化必須以「社會優化」為前提，沒有健康的社會就不會有健康的個體。當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與未來預期上陷入「失語症」─不許批評共產黨，或「抑鬱症」─數位極權主義控制，生物本能(Libido)往往就成為個體最後的避難所。 

當人們不再相信宏大敘事(例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中國夢」)，能帶來實質的幸福或正向的階級流動，人們的注意力便會萎縮到最微觀的個體感官─性、娛樂與感官消費。當「展覽會」推出各種「數位性愛工具」，當AI娃娃與成人科技成為大眾追逐的焦點，這種對感官刺激的極度沉溺，實際上是對現實生活無力感的一種「軟性抵抗」。 

色情產品往往展現了不以繁衍為目的「非生產性的『性』」。當個體追求純粹的快感而非國家期待的「健康穩定的勞動力再生產」時，這種「非性歡愉」，便是對國家規訓的消極抵制。 

因此，從「反生命政治」的角度來看，色情產品的運用，也是一種對「身體主權」的爭奪：過去中共的「一胎化」以及當前的「多胎化」政策，就是對女性身體(生育和子宮)的規訓(displine)。對中國女性來說，女性的身體，甚至最隱密的生育器官，從來都不屬於自己，而是黨國體制「牲畜管理」的對象─實現國家目標的生育工具。所以，從「身體反抗」的角度來看，色情產品透過展示被社會視為「越界」或「骯髒」的身體意象，挑戰了黨國體制對於「正常身體」的定義權。在中共這種試圖徹底管理人民私生活的體制下(例如無所不在的攝影機或生育控制，我稱之為「圈養政治」)，個人對於「私密歡愉」的渴望，往往就是一種「以隱私作為反對身體綁架」的武器。 

AI色情化：技術對「情感自治」的替代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情趣用品生產國。中國在「AI成人產業」的快速推進(如AI伴侶、性愛娃娃、數位情色內容)，反映了兩個危機： 

(1)色情桃花源：AI色情的普及，讓現實生活中的人際互動變得冷漠與疏離。這種「技術化的色情」─我稱之為「慾望演算法」─將人類複雜的情感連結簡化為可編程的數據和虛擬刺激。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情趣用品生產國。圖片取自上海國際情趣生活及健康產業展覽會網站

(2)制度性默許：儘管中國官方在意識形態上採取極權壓制，但在某些方面，這種「慾望的商品化/感官的娛樂化」，反而成為一種維穩的手段。中共認為，只要人們沈溺於AI構建的「虛擬溫柔鄉」，對現實體制的批判性思考與抗爭意志就會被大幅稀釋。對中共來說，色情提供了一種「低成本維穩」：與其投入昂貴的資源來提升公民素質或解決社會矛盾，不如放任一個由AI大規模生產的「感官監獄」。這種感官監獄，並非由鐵絲網建成，而是由「慾望演算法」編織而成。 

精神文明的弱智化 

我曾經提出「社會寂靜主義」(Social Quietism)的概念來形容中國社會的「隱形反抗」，這是指在極權高壓與經濟下行的雙重夾擊下，社會集體產生的「政治退縮」與「感官麻痺」現象。這是一種「犬儒主義」、以「精神躺平」來反抗「經濟內捲」的社會衰敗。 

AI色情化的中國，人們開始「不愛共產，愛色情」，這是一種「信仰坍塌」的表現，當官方強調的價值體系與百姓的現實生活完全脫鉤，社會就會產生巨大的精神真空。一方面，中共放縱數位色情，以「情慾綁架」來抵銷人民的反抗，一方面，AI色情化提供了即時、廉價且可批量生產的「感官享樂」，讓個體徹底墮落。這種從大腦運作轉向小腦反射的社會趨勢，只能製造一種「生理驅動」的文明，驅使個體墮落為「生物性存在」，暴露國家意識形態的虛假性，這就是中國社會精神退化與民族弱智化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