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

 

鏡報《宋國誠專欄》

川普應該惡補的6堂課 

本文發表於《鏡報》，2026年10月2日

https://www.mirrordaily.news/story/88925?utm_source=feed_related&utm_medium=mnews

川習二會，外交安排處處機鋒，而外界對川普的表現褒貶不一。圖／翻攝白宮flickr

在二次川習會中，川普的表現或稱「大顯神威」，或稱「大失所望」，眾人評價不一。但至少有6堂必修課，川普必須惡補重考。

 

第一堂課：思想政治課 

習慣了資本主義效率至上、財報數字掛帥、銀貨兩訖的川普，首先要補課的就是「思想政治課」─重新認清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本質區別。 

資本與共產兩種制度不是友善廁所，而是男女有別，不能以純粹的資本主義利潤邏輯來看待中國。中國的體制是列寧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的結合，我稱之為「市場列寧主義」。這種體制在遭遇國家安全、產業主權或政權危機時，所謂「資本利潤」根本一文不值。 

當前中國的「產能過剩」，在資本主義邏輯裡是市場失靈，企業會面臨破產倒閉的危機；但在「市場列寧主義」體制下，「產能過剩」正是發動產業總體戰，以規模優勢直接淹沒並輾壓全球競爭對手的戰略工具。川普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關稅思維去阻擋這種國家補貼性質的「產能海嘯」，無異於拿雞尾酒杯去對抗裝甲兵團。 

美國政治最大的罩門是四年一度的選舉週期，一切決策都必須服務於短期選票、金主偏好和輿論反映。但中國是以「百年雪恥」為時間觀，以打倒美帝為終極目標。川普以為透過高調奢華的「川習會」，就能弭平兩種制度的差異，但對中國而言，幾張協議不過是一種「戰略繞道」，依政治需要而任意取捨的歷史文件。 

川普把私交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以為元首會面只是一場私人聚會，但坐在對面的，卻是一個把馬克思主義國家觀、國家資本與數千年歷史融為一爐的現代列寧主義政權。

 

第二堂課：國際政治課 

川習會中的川普，十足像個「中國馬屁精」(Sycophant to China)。當西方民主陣營的「總盟主」與敵人杯酒交歡時，人們會視其為一場「浮士德交易」，這不是美中關係的改善，而是民主同盟的信任脆斷。 

信任脆斷必將引發歐洲的「戰略自主」與亞洲的「避險外交」。如果美國都可以和極權獨裁者賓主盡歡，那日本是否也可來個「日中元首高峰會」？拋出「美國有事，日本沒事」？台灣是否也可與中國建立「建設性穩定關係」？與其被美國出賣，不如回歸祖國？

 

第三堂課：軍魂即國魂 

川普對於中國幫助伊朗殺害美國軍人的無感與漠視，是將「交易」置於「國格與軍人生命」之上的冷血表現，這對美軍忠誠體系的衝擊是毀滅性的。 

美軍官兵宣誓效忠憲法與國家，其精神支柱在於國家會傾其全力保護軍人的生命，並對任何殺害美軍的敵人追究到底。當川普對於「中國幫助伊朗殺美軍」表現出一派輕鬆、視而不見的態度，前線官兵必然產生被國家背叛的幻滅感。如果連「三軍統帥」都可以為了「生意」而把軍人鮮血當成無足輕重的籌碼，那美軍究竟為何而戰？ 

作為美國三軍統帥，川普遠遠不及格。因為川普選擇把「中國協助伊朗」與「美中經貿大局」進行切割，那就證明：經濟利益高於軍人的生命。這種「前方流血，後方賣血」的反差與荒誕，已經開始動搖美國的國本。

川習會後，川普在白宮東廳主持了一場關於AI的午宴。圖／翻攝白宮flickr

第四堂課：現代歷史 

將川普在公開場合，把「飛虎隊」與「美中二戰同盟」混為一談，這是對現代歷史最嚴重的無知。 

歷史的真相是，飛虎隊效忠與合作的對象是「中華民國」而非中共。飛虎隊的正式名稱是「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AVG)，由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率領，是受當時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正式邀請與資助而成立的。當時飛行員夾克上繡的是青天白日國徽，並肩作戰的對象是國民革命軍。中華人民共和國(PRC)1949年才在北京宣告成立，二戰發生於1931年至1945年間，當時PRC根本不存在。 

川普的無知在於，連對簡單的國際現近代史都缺乏常識性理解，以為搬出一個「同盟好友」的諂媚故事，就能營造融洽的談判氣氛，卻不知根本貽笑大方。

 

第五堂課：賣美論 

長期以來，臺灣內部的討論多聚焦於擔心美國在關鍵時刻「棄臺」或「賣臺」。然而現在卻驚覺，並非美國把臺灣當商品出賣，而是川普為了追求短期交易、選票聲量與經濟利益，實質上是在「賣美」(Selling out America)。將美國累積數十年的國家信譽、民主同盟價值、長遠制度優勢，甚至是美軍官兵的鮮血與尊嚴，全盤作為個人政治生意的賭注。 

美國百年來全球霸權的基礎，從來不只是航母與飛彈，而是「盟友對美國安全承諾的絕對信任」，即軟實力與國際法理的道德高地。川普需要補課的是，不是美國在保護盟國，而是盟國在守衛美國。沒有盟國，美國不會再次偉大！ 

當川普為了幾張大豆、波音飛機或能源採購的訂單，連美國軍人的生命與靈魂，都可以在為談判桌上被抹除、被拋棄，這已經不是「賣臺」，而是徹頭徹尾地出賣美國的國家靈魂與軍隊忠誠，這是對美國資產的廉價拍賣。

 

第六堂課：中共本質論 

川普以及西方某些短視的領導人，對中共政權的本質懷有根深蒂固且無法自拔的「盲視」。商人出身的政客，把中共這一「黨國」視為企業對手，以資本損益掩蓋中共的本質，甚至認為透過一場峰會、一紙協議、一次制裁，就可以化解決或暫時擱置危機。 

無論是南海島礁建設、產業鏈出海、科技自主攻堅、對台威嚇、電動車的全球擴張、稀土禁令，還是對全球南方與國際話語權的蠶食，都是中國以「百年變局」為尺度的戰略布局。對中共體制與布局的盲視，使西方世界常常拿著錯誤的教科書、採用錯誤的計量單位，在錯誤的時間點做出錯誤的妥協。 

什麼才是「美中關係」？就是自由與專制的對決。任何試圖以資本利潤去交易列寧主義的黨國意志，這將是美國的衰敗，西方的沒落。

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川習會暗藏中國對美國的戰略繞道與碰壁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6年10月1日

https://www.upmedia.mg/tw/commentary/columnists/270092

習近平要求川普說出「反對台獨」，但川普拒絕配合。（法新社）

二次川習會之後，北京開始暗中推動「戰略繞道」(Strategic Detour)的迂迴戰略，採取「避其鋒芒、另闢蹊徑」的隱蔽邏輯，試圖在美中之間維持一種脆弱和彼此算計的「不對稱平衡」。

 

第一個戰略繞道：抗美不如買美(以投食餵養繞過產能過剩)

中國認定，川普的決策邏輯核心不是傳統的價值對立或意識形態對抗，而是「帳面數字」和「賺了多少」。在此「交易型博弈」的框架上，中國與其與美國鷹派「硬碰硬」，乃至正中美國國安體系的下懷，使美國的對中鷹派得以順理成章通過更多「封鎖中國」的法案，不如直接「拿錢砸出一個緩衝區」。透過大宗採購、能源合作或特定投資，給予川普樂於公開展示的「贏得勝利」，藉此軟化川普的抗中情節，讓抗中鷹派在「採購誘餌」面前卸下防備。

 

透過「買美」與美資、美企深度綁定，等於用中國的「生產力過剩」去餵養、綁架美國資本集團的利益。只要美國利益集團處於「等待餵食」狀態，就會對白宮的抗中政策產生牽制作用。

 

第二個戰略繞道：二戰同盟(以歷史合謀取代戰略互疑) 

在川習會中，北京呼喚「二戰期間美中共同流血、並肩作戰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記憶，例如提起「飛虎隊」、史迪威、共同浴血的滇緬戰場等等等，目的是塑造「美中曾是反法西斯的英雄同盟」。而今日的美中對抗，是美國自身的歷史失智與政策錯誤。 

透過強調二戰同盟，中國意在「繞過」美國的「抗中焦慮感」，鼓動美中共同抗擊日本「新軍國主義」。這是一種「歷史記憶的誘拐」，利用川普對現代歷史的矇懂與盲視，向美國社會傳遞一道煙霧：美中本該是維護戰後國際秩序的「創始合夥人」，今天的衝突是冷戰遺毒造成的意外，如今應該從意外回歸正軌。 

美中「二戰同盟」的論述，是一種「歷史幽靈的召喚與變造」，面對當前美中之間無法解開的「戰略互疑」，北京乾脆把時鐘撥回八十年前。用「我們曾是浴血戰友」的歷史紅利，沖洗當下「你死我活」的冷戰格局。

 

第三個戰略繞道：修昔底德陷阱(以危機喘習取代地緣對抗)

當美國政壇與軍方一再警告「中美必有一戰」、「2027年武統倒數」，中國處於這種充滿焦慮感的對抗氛圍時，轉而主動拋出哈佛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修昔底德陷阱」典故，意圖將「中國的主動侵略」模糊為「雙方都必須理性克制，避免陷入結構性陷阱」，從而為中國爭取危機喘息的空間。 

習近平已經兩度強調「修昔底德陷阱」，其實是在對美國的戰略決策層進行一種心理按摩：盲目推進全面對抗，雙方都會墜入毀滅的深淵。這是一種以危機哲學暗喻美國的「軟勸導」，實則暗藏「硬威脅」。 

第四個戰略繞道：10萬美國青少年留中(文化演變化解制度差異） 

習近平提出「未來五年邀請10萬名美國青少年赴華交流學習」計畫。這是一種「文化演變戰略」，跳脫傳統硬實力與地緣對抗的框架，改打一場跨世代、潤物細無聲的軟實力競爭。這項計畫讓美國年輕一代親眼見證中國的現代化基建、科技便利與社會日常，試圖在美國新世代的腦海中，植入有別於華府政客口中「妖魔中國」的直觀印象。換言之，中國不跟美國正面爭辯制度優劣，而是用具體的硬體建設和生活體驗來消解美中的制度差異。 

透過長期的青年交流、獎學金與文化浸潤，中國在美國社會內部埋下一批「對中國有切身體驗、理解其複雜性、甚至反感華府盲目對抗」的群體，從根本上稀釋美國「與中國為敵」的社會基礎。

 

第五個戰略繞道：美中AI共治(以透明抄截取代非法蒸餾) 

長期以來，美國國安與科技情報機構緊盯中國AI企業非法的「模型蒸餾」(Model Distillation)，為了堵死中國這條「偷竊之路」，美國不斷升級出口管制與雲端算力監控，甚至防不勝防。 

中國提出「AI共治」或技術框架對接，等於使中國得以明正言順的進行「技術抄截」(Teco Interception)。既然是共享和共治，就不能再指控中國抄襲或偷竊，反而讓中國把自身的科研實力、海量數據與應用場景擺上檯面，把原本掌握在美國手中的「獨霸規則」變成「雙軌共治」。 

「美中AI共治」必須借助「互動式的透明框架」，對中國而言，這是一種高明的戰略吸納與規則重塑：不跟你拼誰的GPU比較多，誰的晶片奈米比較小，而是把焦點拉到「AI安全、AI倫理與標準制定」，藉由規則的共同制定，超越美國的AI領先地位。

第六個戰略繞道：貓熊外交(以可愛中國消解妖魔中國) 

習近平說要贈送亞特蘭大動物園兩隻貓熊，當一隻貓熊的「可愛模樣」出現在美國公眾視野時，帶給人們的是歡笑與療癒，這就掩蓋了原有的「中國惡感」和「中國敵意」。人們不會對一隻吃竹子的貓熊產生「地緣政治威脅感」。這種跨越國界的「萌感」，等於是用溫柔的方式瓦解對中國的「妖魔化」。 

習近平所說的「贈送」，實際上是「租借」。以日本為例，兩國關係好的時候就出租，關係不好時就收回。換言之，貓熊已經不是貓熊，而是中國的外交工具。實際上，中國是把「動物工具化」，以騙取西方民眾對中國的好感。

 

第七個戰略繞道：反對台獨(以心裡壓力置換武統行動) 

中國的「反台獨」，實際上是別有用心。中國的意圖是：在不引爆全面熱戰的前提下，消耗美國的戰略主動權。與其急於與美國進行一場賭上國運的熱戰，不如透過常態化的軍機艦巡弋、聯合演訓、法律戰與認知戰，將「反獨」的心理壓力拉到最高點。這種「打而不戰、圍而不攻、以壓促變」的灰色地帶常態化，既能持續消耗臺灣的國防與社會心理資源，也讓美軍在「到底要不要介入一場核子大戰」的泥沼中反覆權衡、投鼠忌器。

 

第八個戰略繞道：戰略管理(管理現狀避開解決衝突) 

一個基本事實是，美中之間的結構性衝突，在當下的歷史階段根本無法徹底解決。中國的設想是：與其陷入「你死我活」的死胡同，承擔盲目攤牌的毀滅性代價，不如重建一個新的「大國治理邏輯」：以「管理現狀」(Management)代替「解決衝突」(Resolution)。 

中國透過「戰略管理」的思維，試圖建構一種無限拉長的馬拉松賽局。把衝突常態化、制度化、日常化，設立各種溝通護欄與危機管控機制，例如兩軍對話、AI治理等等。對中國而言，「不解決問題，就是最好的解決方式」，讓時間站在中國保持「戰略定力」的一方。這是一套「邊打邊談、邊談邊控」的時間戰略，等待來日時機成熟再給美國致命的一擊。

 

九，第九個戰略繞道：地緣政治(以軟消耗取代硬對抗) 

美國軍方與傳統地緣政治學派最習慣的劇本，是「高強度、短平快」的軍事嚇阻與決戰。華府的國防預算與軍工複合體就是為了應對一場摧枯拉朽的高科技熱戰而打造的。 

然而，中國採取的是一種「戰略疲勞」(Strategic Fatigue)的太極拳策略。中國在台海、南海等周邊海空區域實施常態巡弋、海警執法、封鎖演練、實質治理等等騷擾性施壓，不是為了全面開戰(硬對抗)，而是一種「軟消耗」。在這種模式下，美國及其盟友(如臺灣、日本)的軍艦、戰機必須疲於奔命地進行驅趕、攔截、維修與情報蒐集，這不僅造成巨大的裝備損耗與財務負擔，更在長期心理上造成嚴重的疲勞壓力。 

美國的印太戰略核心，是透過第一島鏈與海上封鎖線將中國困死在近海。如果中國把全部精力都用來突破這道狹窄而堅固的軍事圍牆，就會陷入與美國短兵相接的生死戰。 

於是，北京採取了地緣上的「大迂迴」，透過深化與全球南方國家的經貿、基建與安全合作，例如擴大金磚國家影響力、中東外交斡旋、拉美後院佈局，將地緣博弈的棋盤無限放大，這是毛澤東的《持久戰》的運用。當美國還在固守第一島鏈時，中國已經在全世界的資源樞紐、海上生命線與新興市場建立起錯綜複雜的戰略支點。這種「你打你的第一島鏈，我走我的全球佈局」，讓美國的傳統軍事圍堵處於分散化的狀態。

 

十，第十個戰略繞道：關稅切割(以非敏感商品區隔敏感對抗) 

川普的關稅邏輯往往帶有民粹式的「一刀切」色彩，例如喊出對所有中國進口商品全面加徵高額關稅。然而，美國國內的基層消費者與零售巨頭對中國的中低端民生商品仍存有巨大的結構性依賴，這給了中國運用「相互依賴的武器化」(Weaponization of Interdependence)作為談判籌碼。 

這次川習會，美中達成300億美金的非敏感商品優惠關稅。過去，在川普動輒揮舞高額關稅大棒，對中國進行全面「脫鉤斷鏈」或全面性極限施壓的背景下，對中國而言，全面對撞高關稅會導致出口重創，全面妥協則會喪失核心產業主權。於是，北京採取了一種「關稅切割」(Tariff Segmentation)的邏輯：將龐大的出口商品進行「區位切割」，把高度敏感、涉及戰略安全關鍵產業，依然列為戰略競爭的籌碼，但是將大量的非敏感商品(如日用消費品、中低端製造、民生供應鏈)，與美國進行「對等議價」，藉以繞過美國的關稅封鎖線。 

面對美國對中國商品祭出的嚴苛關稅，中國大規模實施了「供應鏈大出海與關稅繞道」，例如在越南、泰國、墨西哥等國設立廠房與總裝基地。經由這些「非敏感商品的關稅切割與產地置換」，原本印有「Made in China」並面臨懲罰性關稅的商品，變成在地化或第三國組裝的商品，藉此繞過華府的關稅雷達。這種把製造網路全球化、去中心化的做法，讓美國單邊的關稅大棒有如打在棉花上，打掉的只是表面數字，卻難以阻斷實質的貿易流向 。

這種「切割/解套」的反關稅戰，讓中國面對川普反覆無常的關稅威脅時，至少保有高度的戰術彈性，可以隨時拿部分非敏感貿易作為談判籌碼，同時又能掌握以關鍵產品對美國進行威脅性反制的底牌，可謂一魚兩吃、游刃有餘。

 

兩個「戰略碰壁」 

然而，戰略繞道並非通行無阻，而是費盡心機。在這次川習會中，中國依然遭遇兩個戰略碰壁。 

1，習近平要求川普說出「反對台獨」，但川普拒絕配合。因為中共既然以懲治台獨作為武統台灣的藉口，美國一旦說出「反對台獨」，等於同意和支持中共對台實施武裝侵略。恰恰相反的是，美國眾議院議長強生(Mike Johnson)在剛落幕的「川習會」後，於接受美國《福斯財經新聞網》(FOX Business)的專訪中指出：「美國需要台灣保持穩定與獨立」，並強調台灣對美國國家安全與經濟至關重要。 

2，中共試圖援引「八一七公報」，要求美國停止對台軍售。實際上，八一七公報根本沒有「停止軍售」的字眼，只有在「兩岸以和平方式解決雙方的歧見」的前提下，「逐步減少對台軍售」。在「逐步」與「停止」之間，是中國無法繞開的巨石和門檻。 

儘管中國用高度的戰略耐力與東方智慧，編織一組「十大戰略繞道」的太極拳術，但美國擁有超級大國的制度慣性、軍事同盟與技術霸權，依然在關鍵關卡築起了一道道厚重的鐵牆。 

美中博弈是一場「沒有終點的馬拉松」。中國每一次的繞道，都是為了避開碰撞，但每一次的碰壁，又使美中博弈走向更深的「深水區」。這正是21世紀循環不止、一演再演的歷史戲碼。

時事評論

 

鏡報《宋國誠專欄》

九月川習會：三個不可能與三個不改變 

本文發表於《鏡報》，2026年9月16日

https://www.mirrordaily.news/story/85644

「美中共存」不再是過去綏靖主義的互惠合作，而是一種警惕、防備，隨時準備切換至對抗模式的「冷對峙」。
圖／達志影像

又一次的「川習會」將在9月下旬舉行。這種「一會再會」的高層互動，究竟還能談出什麼？

 

一，三個不可能 

即使「川習會」談到地老天荒，三個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1，不存在所謂「籌碼交易論」 

人們常以「交易論」來看待川習會。實際上，所謂「籌碼交易」首先要看「交易的標的」是否「可交易」？雙方是否具備足夠與適當的籌碼進行「各取所需」的交易？國家安全與戰略利益能不能交易？交易之後雙方是否履行交易協定？交易聽起來很輕鬆，實際上是國際政治上很困難的外交藝術。 

中共能用購買幾萬噸大豆做籌碼，去交易美國廢棄《臺灣關係法》？美國能用放棄台灣去交易中國解散「金磚國家」或「上海合作組織」？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美中高峰會晤只能是「小交換」而不是「大交易」。 

2，不存在「美中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 

習近平採取的是「敵友辯證法」策略：既要和美國繼續對抗，也要和美國改善關係。這是毛澤東《矛盾論》的現代翻版。中國的所謂「戰略穩定」是指「美中相向而行」，是美國必須符合中國需求的「有條件地穩定」。在上一次「川習會」中，習近平要求美國「審慎處理敏感問題」，表面上是「軟呼籲」，實際上是「硬威脅」。難道美國會「被威脅」？ 

中國是否真心想「穩定」美中關係？依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伊朗在今年7月17日發動對約旦美軍基地造成3名美軍死亡的攻擊之前，曾自中國方面取得約旦美軍基地的高解析度衛星影像。美國官員表示，這是目前最明確的證據，顯示戰爭期間中國方面對伊朗的支持已對美軍造成致命後果。這意味習近平「笑裡藏刀」，前面握手寒暄，背後協助殺害美國軍人。 

依據多名中美關係消息人士透露，中方要求美方在此次「川習會」之前，不要批准對台軍售，否則習近平可能取消行程。中國連美國都敢施壓，這難道是「建設性穩定關係」應有的表現？ 

3，不存在「台灣問題」這條紅線。 

所謂「台灣問題是不可踩踏的紅線」，是中共試圖併吞台灣的片面主張，不知道這條紅線是畫在金門還是澎湖？實際上，世界各國經常以「訪問台灣」來踩踏這條紅線！如果有紅線，這條線也已經被踩得「一踏糊塗」！ 

如果「紅線」是指中國的核心利益，那難道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難道不也是日本的「存立危機事態」的核心利益？當台海安全是各國的「共同利益」，就不可能是中國的「單一利益」。

 

二，三個不改變 

即使川習談到海枯石爛，三個「結構性趨勢」也不會改變。 

1，「競爭性的共存」 

當前美中雙方在經貿、科技與地緣政治上的對抗並未降級，甚至暗中升級，但彼此也都清楚「相互依賴下的全面脫鉤」或「遠超二戰的軍事對撞」，代價過高，難以承受。 

無論是關稅、AI供應鏈管制還是高科技圍堵，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遏制與安全焦慮已經內化為兩黨共識與體制慣性，川普只能順從，難以逆轉，不會因為一次元首會晤而根本改變。 

中方在峰會前夕圍繞對台軍售議題畫出紅線，美方同樣需要避免台海或南海擦槍走火。這是一種「擦槍但不走火」的邊緣策略，雙方都在競逐中尋求不失控的底線。 

這種「共存」不是「和平共存」，而是「競爭中的低度合作」，「美中共存」不再是過去綏靖主義的互惠合作，而是一種警惕、防備，隨時準備切換至對抗模式的「冷對峙」。

美中雙方在經貿、科技與地緣政治上的對抗並未降級，但彼此也都清楚「相互依賴下的全面脫鉤」
或「遠超二戰的軍事對撞」，代價過高難以承受。圖／達志影像

2，戰術緩和/梯度對抗 

我把這種「競爭性共存」，歸納為「經貿緩死、科技封喉、地緣對抗」的梯度結構： 

(1)「低溫緩和」：在經貿領域容易達成妥協，雙方都樂於採取「戰術性冷卻」。 

(2)「中溫壁壘」：在AI算力、半導體競爭是美國絕對不容易妥協的「戰略高地」。美國透過晶片法案與出口管制，緊緊卡住中國的咽喉；而中國則以「舉國之力」，加速推動國產替代與開源生態尋求突破。華府的底線是「防止中國在關鍵技術實現跨越式超越」，一如美國財長貝森特警告：美國AI如果輸給中國，就會「沒有未來」；中國則以「自立更生」突破美國的防線，中國求之於美國者，莫此為甚。 

(3)高溫對抗：在台海、南海、印太安全及地緣熱點上，雙方涉及的是主權、安全與區域秩序主導權的底線，這是完全無法透過經貿妥協或技術買賣來交換的絕對領域。美中雙方也須都想避免，但難以改變。 

3，「冷和平」與「深圍堵」 

元首外交與經貿、AI、能源等特定領域的「戴手套握手」，確實為美中關係提供了「冷卻效應」，這叫做「冷和平」。但是在半導體供應鏈封鎖、盟友陣營化、推動的多邊管制以及安全紅線的擠壓，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圍堵不僅沒有放鬆，反而在技術與地緣層面更加深化，這叫做「深圍堵」。

三，台灣如何因應 

1，戰略淡定：聽其言，觀其行 

台灣既不須驚慌，也不須失措。中方已明確將「對台軍售」視為核心籌碼並施壓美方，而美方在追求經貿與芬太尼合作的同時，難免會在邊緣利益上進行動態調整。台灣應該保持淡定，不隨對方的節奏起舞、不被放話或恐嚇牽著鼻子走，才能保有自身的政策自主性。 

真正決定台海安全的，不是美中之間的「外交辭令」，而是美方後續具體的威懾部署、軍售交期、半導體禁制法案的落實，以及中方在灰色地帶的實際動作，但真正的決定權在台灣。與其過度解讀雙方元首會晤的每句說詞或傳聞，不如將重心放在「不對稱作戰能力」、「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與「社會心理韌性的實質建構」之上。當實力與準備足夠時，外部大國的局勢波動自然無法輕易撼動台灣的生存空間。 

2，國防自主全速推進：自救才能他救 

只要有實力，就不會被交易。當一處戰場具備足夠的「不對稱戰力與關鍵韌性」，外力介入才具備戰略上的可行性與正當性；反之，若自身迅速崩潰，任何盟友的馳援都是空談。 

近期立法院三讀通過的《強化國防自主暨無人載具產業發展條例》，投入數千億元預算推動本土無人機、水面與水下載具的自主研發與非紅供應鏈，以及潛艦國造與常備役、後備教召的實戰化調整，本質上都是把「自救」的底氣轉化為制度與硬實力。安全不是靠祈求外部善意來維持，而是要讓侵略者的冒險，在進行「成本效益評估」時，清楚意識到代價無法承受。

 

3，建構「台灣不可交易」論述：地緣與科技的「不孤之島」 

最近，多國政要與大型國會代表團(如義大利參議院副議長率領的史上最大規模義大利國會團)接連訪台並寫下規模紀錄，最近，與台灣斷交9年的巴拿馬，在國會成立「友台小組」，席次居然是「友中小組」的2倍，以及副總統蕭美琴成功訪問義大利等等，證明了「台灣不是中國的內政」，而是「全球公共財」。 

我經常主張，必須重新建構「以認知主權為基礎的新台灣論述」，其中，應該大力宣示：「台灣是地緣與科技上不可交易的不孤之島」。請注意，最近的「訪台熱潮」，多數是帶有清晰的產業、科技或立法部門協作的背景，是「有朋自遠方來」，這象徵國際與台灣的互動已從過去的「口頭聲援」，走向常態化、法制化的實質夥伴關係。這給予台灣一個良好的契機：台灣要「引進來，走出去」，要懂得「爭取國際話語權」。 

無論川習談什麼，台灣就是屹立不搖。

 

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擺脫「K型─台灣病」

必須保衛台灣(系列專文9) 

本表於《上報》，2026年9月14日

https://www.upmedia.mg/tw/commentary/columnists/268745

「台灣病」的癥結在於「重科技、輕內需」的二元結構。（法新社）

台灣中央銀行2026年6月5日在其官方社群發文，針對人工智慧(AI)狂潮引發的「K型經濟」與結構性分化提出了警告。這份發文，不只是對未來台灣的警惕，而是今日台灣的現狀。 

這份報告指出3個重點： 

1，科技與傳產落差 

台灣憑藉完整的半導體與AI硬體供應鏈，在國際需求帶動下繳出亮眼的總體經濟成績單，但相對缺乏AI紅利直接挹注的傳統產業或中小企業，已處於蕭條萎縮的階段。 

2，所得與族群分配惡化 

科技創新與資本紅利多半集中在少數高科技族群、高階技術人員或資產持有者身上；相對地，一般受薪階級或基層勞工不僅難以感受總體經濟成長的果實，甚至面臨生活成本上升、通膨壓力，以及未來職位遭到AI替代的焦慮。 

3，總體指標的盲點 

台灣已經出現「K型經濟」。若單看亮麗的GDP成長或總體金融指標，容易掩蓋基層民眾與弱勢產業面臨的困境；这也意味著傳統僅靠調整利率等等調控工具已不足夠，必須搭配更精準的結構性與配套政策，才能緩解日益加劇的分配不均與相對剝奪感。 

這三個重點，構成了我所說的「台灣病」。 

一，從「荷蘭病」到「台灣病」 

「荷蘭病」(Dutch Disease)是一個經濟學名詞，用來形容一國因某單一特定產業(通常是天然資源或特定爆發性科技)高度繁榮，反而對整體經濟帶來副作用。 

1960年代末期，荷蘭在北海發現了豐富的天然氣資源。隨著天然氣大量出口，荷蘭賺進了龐大外匯，促使荷蘭幣大幅升值。然而，這種從天而降的財富，卻使荷蘭的其他傳統製造業因本國貨幣升值而失去出口競爭力，國內工資與生產成本上升，最終使傳統產業與農業萎縮，失業率大幅攀升。1977年《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以此歷史經驗創造了「荷蘭病」一詞。 

儘管台灣的科技優勢來自全球產業分工與技術競爭力，並非依賴(類似荷蘭)單一自然資源的暴利；但是不可諱言，大量資源(人才、資金、土地、電力)過度傾斜至半導體與高科技AI供應鏈，導致傳統產業、中小企業或內需服務業相形失色。換言之，富裕階級蓬勃發展，低薪得階級在困境中掙扎。即使台荷兩國病因不同，但貧富差距加劇與「K型經濟」分化實則「同病相憐」。

 

二，台灣經濟的「K型化」 

2026年6月24日，《紐約時報》記者徐安榮(Amy Chang Chien)發表《AI財富加劇亞洲晶片強國的經濟鴻溝》(AI Riches Fuel Economic Divide in Asia’s Chip Powerhouses)專題報導，深刻描繪了台灣台中工具機產業面臨的全球經貿變局。大台中地區過去被譽為全球工具機與精密機械的黃金縱谷，這裡聚集了數百家中小企業，形成非常完善的上下游供應鏈與產業聚落。但近年來由於美中貿易戰、全球供應鏈重組、各國關稅壁壘，以及ECFA部分關稅減讓中止等因素，嚴重衝擊了原本高度依賴出口的台中中小企業。面對關稅與國際市場的重組，許多傳統木工機械與工具機廠商，正被迫從傳統代工轉型朝向高階自動化、智慧製造或分散市場(如移往東南亞或歐美設廠)發展。 

這就是是台灣「科技一枝獨秀，傳產蕭條黯淡」的K型寫照。

 

三，袋鼠族與乞丐人 

韓媒《韓民族日報》以〈住在蛋殼區的乞丐超人〉為題指出，台灣近年在AI與半導體產業帶動下迎來16年來最強勁的經濟成長，據台灣各家機構預測，台灣2026年GDP增長可望逼近12%。此一預測若成真，將寫下2010年以來最佳表現。然而，這些漂亮的經濟數據並未反映在民眾生活上。 

實際上，在亮眼數據背後存在「富裕的台灣、貧困的台灣人」的矛盾現象，不少台灣青年仍被高房價、低薪資與沉重生活成本所困，形成經濟成長與民眾感受脫節的現象。不少台灣民眾對於媒體不斷報導景氣熱絡感到困惑，甚至質疑所謂的經濟榮景究竟發生在哪裡？一名受訪的35歲上班族在台北一家中小企業工作，月薪約4.5萬元新台幣，被稱為與父母同住的「袋鼠族」。這位35歲人士坦言，若單獨租房，光每月房租與基本生活費至少需要2.5萬元，因此幾乎放棄結婚與生育。 

台北的房價所得比高達16倍，甚至還超過倫敦與紐約等國際大都市，已瀕臨動搖國本的地步。台灣青年間流行「蛋殼區」一詞，因無力負擔都會區(蛋黃區)房價而被迫遷往更外圍地區居住。種種經濟壓力也反映在少子化問題上。一名42歲、結婚5年的出版業經營者表示，即便台灣政府擴大育兒補助，也不打算生育，因為真正關鍵在於家庭經濟是否穩定。2025年台灣出生人口降至10.7萬人，連續10年創新低，總生育率更跌至歷史最低的(TFR)0.695%。 

台灣也出現「乞丐超人」一詞，指一群精打細算的年輕人，透過便利商店App確認即將到期而降價出售的便當與生鮮食品庫存，再於指定時間趕到店裡搶購。這些年輕人在國家經濟創下歷史性榮景之際，卻為了折扣便當四處奔走，形成經濟成長與日常生活的巨大落差。 

台灣民間智庫「共力研究社」的數據指出，2010年至2019年間，企業營業利益年平均成長率約為4%，與勞工薪資成長率相近；到了2020年至2024年間，營業利益成長率暴增至7%，勞工薪資成長率卻仍停留在約4%，顯示企業收益增加未能等比例轉化為勞工所得，非科技業人員很難享有經濟成長的紅利。

文中認為，台灣真正面臨的挑戰不只是依賴半導體，而是如何讓科技業創造的財富擴散至整體社會。如果收益無法轉化為實際生活品質，高成長反而可能加劇社會不平等。若政府無法有效改善結構性分配問題，「富裕的台灣、貧困的台灣人」的悖論就會持續存在。

 

四，不只是「半導體病」 

台灣資深媒體人陳國祥也在《新冷戰下的經濟棋局》一書中指出，半導體與AI產業吸納了最多的資金、土地與政策支持。科學園區用地優先劃設，高耗能產業在供電與用水上獲得優先保障。2021年臺灣遭逢數十年罕見乾旱時，半導體產業仍被列為優先供水對象，凸顯其戰略地位。然而，這種「集中式扶植」的結果，使其他產業的資源取得成本相對上升。金屬加工、石化、紡織、塑橡膠等傳統產業，本已面臨全球競爭與中國產能過剩壓力，再加上能源價格上漲與人才流失，其獲利空間進一步被壓縮。部分企業選擇外移或縮編，形成「去工業化」的隱性趨勢。 

半導體工程師年薪動輒百萬、甚至數百萬新臺幣，分紅與股票獎酬屢創新高；相對之下，餐飲、零售、觀光等內需服務業，薪資成長卻遠落後於通膨。即使傳統製造業中的技術工種也難以與科技業競爭。 

陳國祥指出，這種差距帶來兩個效應：第一，理工人才高度集中於半導體產業，其他產業面臨「人才斷層」；第二，文法商科系學生也紛紛轉向科技業相關職位，形成跨領域的人才虹吸。人才的單向流動，長期可能削弱產業多樣性與創新基礎。 

儘管台灣並非「半導體病」，但其根源還是「半導體傾斜」所導致的連鎖集體病，也就是半導體與AI產業過度強盛，導致人才、資金、水電資源全面向科技業傾斜，進而排擠傳統製造業並擴大貧富差距的結構失衡現象。

 

五，如何解決「台灣病」？ 

在解決「台灣病」的問題上，政府扮演關鍵角色，不僅涉及台灣產業的未來戰略，也涉及國家經濟的「再治理」。 

1，半導體紅利的再分配 

必須善用科技紅利，建立長期「主權財富基金」，借鏡挪威應對荷蘭病的成功經驗，將半導體與科技業帶來的巨大財政稅收，提撥一部分成立長期發展基金。這筆基金不應作為短期消費性支出，不只是用於普發現金，而應專款專用於教育改革、跨領域人才培育、低碳轉型等等基礎建設，以及補助傳統產業研發，降低社會分配的不均。 

2，傳統產業的再升級 

以半導體為平台，推動傳統產業「智慧化」與「高值化」。政府應以「高額獎勵」引領傳統產業導入AI應用與數位轉型，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率，從低毛利代工轉為高階智慧機械。換言之，高科技製程其實高度仰賴傳統產業的支援(如特用化學、半導體機殼散熱、廠房工程等)。政府應強化「媒合角色」，讓傳產成為「護國神山」的在地關鍵供應鏈，共享科技業的利潤。 

3，服務業數位轉型 

台灣絕大多數的就業人口集中在服務業。政府必須推動金融科技(FinTech)、數位服務、生技醫療、綠能科技等高薪服務業與新興產業，有效分散風險，拉高薪資、減緩「M型化」薪資的撕裂。特別是抑制龐大的民間游資長期過度流向房地產與金融炒作，以避免民生物價的失控而剝奪世代正義。 

「台灣病」的癥結在於「重科技、輕內需」的二元結構，政府必須建立「企業分紅的法制化」，將企業減稅與基層員工薪資調幅掛鉤，建立勞資比例分配營利所得的法律機制(包括提高基本工資、利潤分成等等)，不能股東賺錢、勞工吃苦。確保勞動生產力提升的同時，勞工分紅比例同步成長，扭轉「勞動報酬佔比」長期下滑的趨勢。

4，徹底實現「居住正義」

台北及主要都會區高居不下的「房價所得比」，是剝奪年輕世代與基層未來希望的主因。政府應堅持「房市稅制」改革，例如囤房稅、實價登錄百分百與提高非自住房屋持有成本等等，擴大社會住宅供給，將居住資源回歸基本人權而非資本炒作標的。 

若要保衛台灣，就必須擺脫台灣病與「非理性繁榮」─資產價格脫離實際基本面。除了艷羨總體成長率，也必須正視分配機制的失靈。換言之，「經濟利益的全民共享」，才能保護台灣發展的可持續性與公正性。

時事評論

 

鏡報《宋國誠專欄》

中國「基建魔咒」的致命迷思

本文發表於《鏡報》，2026年9月6日

https://www.mirrordaily.news/story/83451

在動態且脆弱的地球生態中，人類必須回歸「敬畏自然」的謙卑之路。圖／達志影像

在氣候暖化與人為過度開發之下，冰川融化而形成土石流災難，絕對是意料中的事，但為何中尼邊境的超大山洪依然(再次)爆發？理由就是「對大自然的傲慢」。中國在青藏高原的貪婪式開發，無論如何都無法擺脫責任。 

一，高原開發的警鐘

1，冰川失穩與極端融化 

全球暖化導致喜馬拉雅山區升溫速度顯著高於全球平均2倍，這稱之為「高原效應」。暖化造成永凍土融化與冰川裂隙擴大，這種巨大的潛藏性危機，使高海拔岩體與冰川在即使缺乏強降雨的情況下，依然發生大規模崩塌。 

2，科技防災的盲點 

在極端氣候下，至今的防災科技已經捉襟見肘。以應對常規季風或季節性洪水設計的水位監測系統，難以有效捕捉由瞬間高山冰崩引發的驟發型災害。中尼邊境的巨大洪災，已經給出血淋淋的證明。換言之，傳統預警網路高度依賴常規水位、雨量或氣象數據，難以即時捕捉由高海拔永久凍土融化、非降雨性冰岩崩塌所引發的「無預警驟發型災害鏈」。

在高山峽谷地形中，冰崩轉化為高速碎屑流的移動速度極快，往往數分鐘之內就衝擊下游聚落。現有的數據傳輸、人工研判與自動化警報之間的延遲，往往超越了人類與基礎設施的反應極限。

當喜馬拉雅的冰雪以這種劇烈的方式崩落，它不僅是一場地理與工程上的災難，更深刻反映出人類在應對全球氣候系統劇變時，必須重新評估甚至停止高原區域的開發。

 

二，重新劃定人類活動的邊界 

當現代工程與資本試圖填平一切地理障礙、將高山峽谷納入全球供應鏈的節點時，大自然正以其不可預測的動態，迫使人類必須重新界定自身合理的活動邊界。 

1，重建生態理性 

無論數據模型或監測網絡多麼精密，複雜的高山氣候與地質系統永遠存在非線性的突發性，這稱之為「混沌風險」；技術防禦可以減災，卻無法徹底消弭大自然潛在的兇猛風險。換言之，生態理性不是建立在「科技傲慢」，而是人文節制。 

2，重訂空間倫理 

停止將高山河谷視為基建擴張的「無償領地」，停止將風險區域視為地緣經貿通道的「無主空間」，重新評估沿線關口與戰略要道的容載極限，為生態變化預留足夠的緩衝空間。 

3，效率的文明代價 

當全球供應鏈與地緣政治競逐將極端邊境推向高強度開發，這種對效率的極致追求往往伴隨著極高的生態脆弱性與不可逆的文明代價。換言之，效率無法取代文明，恰恰是驅走文明。

生態理性不是建立在「科技傲慢」，而是人文節制。圖／達志影像

三，對自然的無窮需索：中國的「基建魔咒」 

中尼邊境山洪反映出中國「基建魔咒」的惡兆：資本與權力邏輯對地理極限的盲目衝撞。當現代工程技術將龐大的資本與鋼筋水泥強行楔入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態系統中，不僅沒有帶來預期的永久安全與發展紅利，反而在高海拔、凍融交替的極端環境下，將生態系統推向了超載性崩解的邊緣。

 

中國的基建魔咒，包含了3個符咒： 

1，解構魔咒 

青藏高原的凍土層與冰川對氣溫變化極度敏感，大規模的工程擾動與地表硬化會加速「熱喀斯特作用」(Thermokarst)─冰溶導致地層下陷，使人為設施本身成為引發地質災難的催化劑。但中國始終對「人為催化災害鏈」的剛性定律，採取解構性的輕描淡寫。 

2，邊際魔咒 

隨著極端天氣頻率加劇，維護高山口岸、鐵公路與能源管線的成本呈指數級上升，最終形成「越修越脆弱、越脆弱越依賴工程防堵」的惡性循環。這是一種「工程萬能論」的迷思，卻不知人造工程根本無法抵擋大自然的報復能量。 

3，硬體魔咒 

將地緣經貿戰略與國家安全需求凌駕於自然承載力之上，誤以為只要投入足夠的機具就能馴服地球第三極的動態地貌。這種將地理極限視為等待征服障礙的發展路徑，本質上是用短期的地緣效率透支長遠的生態安全。當基建魔咒在高原上不斷靈驗，它所暴露的已不單是工程技術的極限，而是一個文明在追求宏大敘事時，失去了對自身生存基石的自我節制與清醒。

 

四，中國「基建思維」的致命盲點 

中國長期起以來的基建思維，根植於一套將「空間視為可征服對象」的科技武斷與工程官僚邏輯。這種思維在平原或溫帶地區或許能展現建設效率，但在地球第三極的極端環境下，已經轉化為「反噬自身」的致命盲點。 

1，將「動態系統」視為「靜態空間」的謬誤 

決策階層往往將高山峽谷與高原凍土視為可透過精準計算、鋼筋水泥和高強度資本來馴服的靜態物理空間。 

青藏高原的冰川、凍土與地質結構一般處於高度敏感的動態平衡中，但工程擾動(如興建水電站、開山挖道、機具部署)所引發連鎖反應，就會形成難以逆轉的「災害鏈」，使基礎設施不僅扮演破壞原本脆弱平衡的催化劑，更是是承受災害的直接受體。 

2，地緣政治凌駕生態理性 

為了追求邊境控制、軍事投送效率與經貿通道的絕對暢通，地緣政治的競逐往往成為推動工程上馬的最高準則。在這種國家安全與宏大敘事的框架下，地理環境的真實容載極限與長期生態代價，被系統性忽略，形成「越脆弱的地方越要建設，越危險的地方越要固防」的倒置邏輯。 

3，迷信技術防禦的「安全幻覺」 

中國基建思維的盲區在於，當洪流災難發生時，常見的應對不是檢討開發的合理性，而是加碼興建更高、更堅固的防護堤與攔沙壩。去年7月，中尼邊境同一地區已經發生一次「冰塞湖」潰堤的災難，但中國採取的卻是「原地擴建」，甚至把廠房、工程營舍建在河道中央或岸邊，進一步侵蝕河流的行洪道，乃至布置更多的災難元素。 

硬體防線在營造「人定勝天」的安全幻覺之餘，反而吸引了更多人口、觀光客與高價值物資向高風險河谷聚集。一旦越過自然防線的臨界點，其造成的生命與財產的毀滅性損失，往往數倍於未開發前的自然狀態，這種「混凝土安全」的幻覺，已經被這次的山洪一掃而光。 

4，生態風險的「未來轉嫁」 

以基礎設施的建設數量、通車速度與GDP拉動為核心的考核體系，鼓勵地方與中央行政體系追求看得見的政績，卻將長期、高昂的生態維護成本與災難風險向未來轉嫁。 

5，制度惰性 

當整個發展體路徑依賴於「硬體擴張」時，體系便喪失因應生態災難而主動撤退、休養生息的制度彈性。這種致命盲點在於，誤以為人類可以用行政意志和工程技術對抗整個地球系統的演化規律。當大自然以冰崩、土石流與生態崩解進行反撲時，它揭示的不僅是幾條鐵路或關口的毀損，而是一套將文明命運押注在征服自然之上的發展模式，並走向其不可持續的歷史終點。 

6，技術萬能論的迷思 

盲目相信人定勝天的工程極限，將高山峽谷與凍土地帶視為無主且可隨意塑造的製圖學空間，完全忽略了自然系統累積到臨界點時的結構性反撲。將宏大基建與跨境交通網直接掛鉤為治理效能與地緣安全，證明了決策層在面對生態警訊時，往往選擇「加碼硬體防堵」而非「主動戰略退守」。

整個發展體路徑依賴於「硬體擴張」時，體系便喪失因應生態災難而主動撤退、休養生息的制度彈性。圖／達志影像

五，中國「物質文明」的巨大偏差 

這種物質文明的偏差，根源在於把「大自然與生命」徹底降格為服務於政治績效與資本擴張的「純粹客體」，抹殺了自然系統自身的內在價值與動態主體性。

 將文明的進步狹隘定義為鋼筋水泥的覆蓋率、跨境物流的吞吐量與地緣控制範圍的延伸，這種「唯大是求」的物質主義，使決策者對生態極限徹底麻木。 

最嚴重的文明偏差，就是「生命與環境的工具化」，把高山、河流、凍土乃至邊境生態，視為可調度、可改造與可犧牲的原料，喪失了為自然保留空間的倫理迴旋。這種文明偏差的極限就是陷入「建設越多，文明越脆弱」的致命悖論。 

對大自然真正的敬畏，從來不是停留在口頭上的哀悼，也不是災後的搜救或重建，而是克制無止境的征服衝動，在動態且脆弱的地球生態中，人類必須回歸「敬畏自然」的謙卑之路。

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中尼邊境山洪：人禍大於天災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6年9月3日

https://www.upmedia.mg/tw/commentary/columnists/267799

中尼邊境山洪已造成9百多人喪生，目前尼方救援行動仍在持續。圖為尼泊爾士兵8月31日在拉蘇瓦縣一處隧道內營救被困工人。（法新社）

8月26日中尼邊境因為冰川崩塌所導致的超級山洪，不是「一次性的災難」，而是一場「系統性、累積性、人為助長的生態災難」，我稱之為「災害鏈」。「災害鏈」是指綜合各種致災因素所建立的因果分析框架。換言之，這場災害絕對不僅僅是氣候變遷所造成，而是人為過度開發超越生態容忍底線而瞬間爆發的巨大災難，是氣候條件與人為密集開發相互交織所形成的「惡性加乘效應」。 

一，生態禍首在中國 

從「人為助長」的角度來看，這是大自然對中國「貪婪式開發」和「基建魔咒」的嚴厲譴責。已經可以確立，「中國是喜馬拉雅生態災難的禍首」，我歸納為三大「邪惡主義」： 

1，草菅人命主義 

這次事件，本不應發生。因為去年2025年7月8日，在這個地方已經發生過一次相同的災難，但中共居然「原地重建」，完全不知記取教訓，依然採取「病態式開發」，一種「經濟掠奪偏執狂」，只知盲目開發，完全不尊重大自然與生命，我稱之為「草菅人命主義」。 

2，以鄰為壑的「國家自私主義」 

以下是一組關於中國在青藏高原的水電開發數據： 

雅魯藏布江流域(13座水電站)

(1)雅魯藏布江下游超級水電工程(墨脫水電站)

位於西藏林芝市與墨脫縣交界的喜馬拉雅大拐彎處。透過「截彎取直、隧洞引水」的方式，利用高達兩千公尺的天然落差進行大規模發電。其中，包括5座梯級電站，其總裝機容量預計將超越三峽大壩3倍。

(2)雅魯藏布江中游桑日至加查峽谷段

在這一河段，中國已密集開發或規劃了五座高度超過百米的大型梯級水電站，自上而下依序為：巴玉水電站、大古水電站、街需水電站、藏木水電站、加查水電站。

(3)從加查至朗鎮河段，中國也規劃了冷達、仲達、朗鎮等3個梯級電站，加上流域內其他支流，整個雅魯藏布江流域的大型水電與水利設施總數至今達到13座。 

湄公河上游的瀾滄江流域(14座水電站) 

雖然瀾滄江並不是發源於喜馬拉雅山，但對青藏高原的生態破壞依然不可小覷。瀾滄江流域共計有14座大型梯級水電站。這條水系也是中國西南地區最早完成全流域、梯級化開發的國際河流。 

(1)在此河域上，共建了「果多」、「烏弄龍」、「里底」、「托巴」、「黃登」、「大華橋」、「苗尾」、「功果橋」、「小灣」(擁有世界最高等級的拱壩之一)、「漫灣」、「大朝山」、「糯扎渡」(流域中裝機容量最大者）、「景洪」、「橄欖壩」。 

以上這些密密麻麻的水電站，終日天雷地動的攔水發電，已經長期對此一地區造成「生態攪動」。換言之，中國只顧自己的開發利益，完全不顧下游國家的惡劣影響，這就是以鄰為壑的「國家自私主義」。 

3，「水霸主義」 

中國自居「上游國家」，卻從來不與下游國家充分共享資訊，在這次尼泊爾的山洪災難，也不發出預警通知，甚至以掌握水資源作為地緣政治的戰略工具，我稱之為「水霸權」。所以中國不只是「蓋水壩」，更是「建水霸」─水資源霸權。 

二，什麼叫「人禍」：中國的「基建魔咒」 

1，大規模水力發電與水壩攔截的生態破壞 

青藏高原及喜馬拉雅山區周邊是亞洲七大河系的發源地。中國為了追求能源轉型與經濟發展，大量大型水壩與水力發電設施在脆弱的峽谷地帶密集修建。這些工程不僅改變了自然的河道水文，大量開挖甚至爆破山體，更直接破壞了地質結構，導致斜坡穩定性惡化。當地震、冰川崩塌或發生冰湖潰決時，水壩與蓄水設施往往成為防線崩潰的第一個缺口(吉隆關口就是一例)，甚至因水庫潰決引發更具破壞力的骨牌效應。 

2，跨境交通與基礎建設的「峽谷效應」 

在中國推動的基礎建設與區域貿易路線中，例如跨境公路、鐵路及關口建設(例如中尼邊境的吉隆關口)，施工過程往往需要大面積炸山、開挖邊坡與填河造地。這類工程在本已狹窄的河谷中壓縮了行洪空間。例如「吉隆口岸」就是一個貿易關口，位於「吉隆藏布」與「東陵藏布」兩條流谷的交會處，行政區域屬於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吉隆縣吉隆鎮，在交通上屬於中國國道216、219、695號的交會點，晴空萬里卻出現土石流，把整個吉隆宏口岸全部沖垮，這跟中國過度的人為開發難道沒有任何關係？許多基礎設施與聚落被迫緊鄰河道或陡峭山腳修建，當高山冰崩、土石流或暴洪順流而下時，原本可以緩衝的「河道漫灘」因開發而失去調節能力，直接轉化為吞噬建築與人員的致命廊道。 

3，地表覆被破壞與永凍土劣化的惡性加乘 

高原上大規模的礦產開採(例如開採西藏稀土)、道路鋪設(例如青藏鐵路)以及因放牧政策與配套工程造成的草場退化、濕地萎縮，都在加速地表氣候的惡化。植被與表土層被破壞後，地表對極端降溫與暴雨的防禦力大減。這與氣候變遷引起的多年凍土融化形成惡性循環─這種人為擾動使熱量更容易直接滲入地下，進一步軟化了本就靠凍土黏合的高山岩體。 

三，中國的「災難甩鍋」：冷血政權 

中國官方在面對問責時，通常採取防禦性且高度規避責任的立場。中國「央視」發出第一則災難新聞的第一句話就是：「尼泊爾一側」，意思就是不在中國一側，與中國無關！

 1，將地質災害定性為「純粹自然現象」 

官方敘事始終將冰川崩塌、暴洪與堰塞湖潰決歸咎於全球氣候變遷與喜馬拉雅山區脆弱的自然地質條件，強調「不可抗拒的自然之力」。這種說法刻意切斷了上游大規模水利開發、道路開挖與邊坡擾動之間的因果關聯，試圖將中國對生態的「惡性加乘破壞」排除在問責範圍之外。 

2，以「國家安全與資訊主權」為由，封鎖水文數據 

對於跨境河流的源頭數據、上游冰川監測以及水壩調度資訊，北京長期將其視為高度敏感的國安機密。這種資訊不對等不僅剝奪了下游國家建立有效的「早期預警」能力，也讓外界難以透過公開的科學數據來檢驗上游工程是否直接誘發特定災難，使中共借助「資訊高牆」而逃脫責任的追究。 

3，以「人道救援」掩蓋「實質問責」 

災難處理的基本步驟：究責、賠償、改善，中國一向置之不理。當下游因跨境災害遭受重大傷亡與經濟損失時，中國往往不願進入國際環境法或主權賠償的討論框架，而是轉向提供物資、派遣救援隊等「人道主義援助」來轉移責任。這種作法一方面藉機宣傳區域影響與大國形象，另一方面將一場可能涉及國際環境侵權的法律與責任問題，降格為展現鄰國友好的慈善外交。 

4，拒絕「多邊約束」與「跨境環境影響評估」 

中國至今拒絕加入具有強約束力的國際跨境河流公約，1997年中國投票反對聯合國《國際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約》，也不加入《跨界水道和國際湖泊保護和利用公約》(簡稱《水公約》)。在跨國流域開發上更傾向於「雙邊協商」而非「多邊共同治理」，這一方面避開「多國集體壓力」，一方面使得下游國家在面對上游的大型水電與基建開發時，缺乏集體施壓的籌碼，也無法強制要求進行透明、獨立的跨國環境影響累積評估。

 從「跨國流域治理」與「地緣政治責任」的角度來看，要求作為上游國家的中國承擔實質責任，是國際環境法與區域安全的必要之舉。但是在喜馬拉雅山脈與青藏高原的生態體系中，上、下游處於高度不對等的結構，這種「上游獲利、下游受害」的事實，使得對「中國開發責任」的追究變得十分困難。 

四，中國的「災難政治學」 

在這次尼泊爾山洪，中國的死傷數據與尼泊爾的數據大相逕庭，這不只是「數字差異」而已，而是一種「數字的武器化」。 

1，非人道的「災難敘事」 

對於上游國家而言，中國淡化或壓縮跨境災難的波及規模與自身責任，是為了鞏固「境外純屬自然氣候變遷」的官方定調。透過控制傷亡數據的發布與詮釋，官方能夠將一場可能涉及跨境工程失靈或預警失職的人禍，重新包裝為一場不可抗力的區域自然悲劇，甚至以政治正確(綠色轉型、「雙碳目標」)掩飾自身的道德缺陷與人性淪喪。

 2，主權高於人道真相 

當跨境災害的傷亡數字被納入國家安全的框架考量時，數字往往不再反映純粹的人道關懷，而是成為政治敏感度的測量計。中國傾向於將災情「輕描淡寫」以避免引發國內外對其邊境開發與大型水利工程的環保反彈；但下游國家只能以付出慘重代價來凸顯生態掠奪與結構危機的嚴重性。這種數字上的不對稱，證明一個事實：中共政權對自然與生命的冷血態度。

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建構台灣的「認知主權」

必須保衛台灣(系列專文8)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6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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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總統賴清德在國防部長顧立雄的陪同下視導「漢光42號演習－濱海打擊及近岸防禦」。（資料照片／王侑聖攝）

擺脫悲情與邊緣，重建世界領航地位，是保衛台灣的必經之路。台灣除了保衛自身的領土主權(物理主權)之外，還需建構台灣的認知主權(心智主權)。其中，建立「新台灣敘事/解構中國假性敘事」、建構「台灣不可替代性」以及共建「全球共生利益鏈」，是台灣必要的選擇與出路。 

一，新台灣敘事 

對於所有台灣人而言，不論是老一輩的悲情史觀，還是年輕一代自我嘲諷的「鬼島」或「棋子」論述，都是一種自憐自艾的孤島思維，也是台灣多年來的精神包袱。這種思維我稱之為「夾縫意識」，一種處於美中兩個大國之間仰人鼻息的被動性生存。實際上，今日的台灣已非昔日，但必須重構具備脫胎換骨的新台灣論述，從寄生走向自主，從邊緣走向中心。 

1，扭轉歷史軸線：從「中原邊陲」走向「四海交會」

傳統敘事往往把台灣當成中國近代史的受害者或冷戰對抗的殘餘，這種「後殖民/線性史觀」會不斷強化台灣是弱者、被動與寄生的「弱性認知」。

「新台灣敘事」必須將台灣的歷史坐標，重新定位為「大航海時代」以來，全球海洋文明的樞紐與地緣柵門。台灣從來不是誰的邊陲，從400年前荷蘭、西班牙的國際貿易節點，到南島語族的基因發源地，再到收容漢文化、日本近代化遺產與西方普世價值的多元民主政體，台灣的本質是「文明場域的集大成者」。

「新台灣敘事」強調擺脫悲情受害者的訴苦，轉向海洋文明的包容性引領。正因為台灣承載了如此複雜的歷史板塊擠壓，才淬煉出全球最富彈性、最能適應多元文化的堅韌體質。

2， 地緣價值的革命：從「地緣政治的棋子」走向「全球秩序的棋盤」 

中國的假性敘事長年灌輸「棋子論」與「疑美論」，試圖讓台灣人產生被孤立、被拋棄的集體焦慮。「新台灣敘事」主張「從夾縫到引領」的概念，將台灣定義為「全球現代秩序的物理底座」。台灣不是強權博弈中可有可無的籌碼，而是擺放棋盤的「桌子」。

如果沒有台灣的晶片與硬體生態系統，全球的AI算力、數位金融與矽谷巨頭都將瞬間瓦解。台灣扼守西太平洋咽喉。一旦台灣失守，第一島鏈斷裂，日本、韓國的生命線立即斷線，公海自由航行權迅速崩潰，整個西太平洋將淪為極權政體的內海。

我們不再卑微地乞求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施捨，而是自信地宣告：台灣的安全與繁榮，就是全球自由秩序與科技文明不可割離的主體結構。

3，戰略防禦的革命：從「被動防禦的病人」走向「戰略免疫的實驗室」

面對中共擴大戰鬥區域至台灣東部海域(西太平洋)，進行所謂「專項執法」等等慢性窒息戰，傳統敘事往往陷入一種「不挑釁、擦藥治療」的和平癡呆症。

「台灣新敘事」主張，將台灣塑造成全球對抗極權超限戰的「中央實驗室與疫苗研發中心」。台灣天天在與極權病毒「共存並戰」，擁有認知防禦大數據、資安矩陣協同經驗，是全球民主陣營最迫切需要的戰略資產。台灣不只防衛自己，也可以引領全球建立「戰略免疫學」(Strategic Immunology)。我們向世界輸出對抗認知污染的演算法、去中心化的零信任網格技術，引領第一、第二島鏈的盟友進行「病毒防禦」的社會韌性演練。

4，規則標準的革命：從「經貿規則的遵守者」走向「Taiwan Standard的秩序定義者」

一個大國的領航地位，取決於它是否擁有規則的「最高定義權」。「新台灣敘事」主張，積極建立全球最高信賴標準─台灣標準(Taiwan Standard)，建立現代「數位文明」的認證標章。

凡是打上《台灣標準》(Taiwan Standard)標章的，就代表100%無威權後門、無紅色資本滲透、無虛假數據污染，形成「信賴供應鏈」的權威授權，讓世界各國意識到，要「接入」現代最高階的數位文明與AI算力，就必須認同並遵守台灣所定義的安全與價值標準。台灣用這套標準，在法理與經濟結構上完成對極權中國的免疫隔離。

「新台灣敘事」是一場徹底告別悲情、從夾縫走向引領的哥白尼革命。通過「從夾縫到引領」、「戰略免疫學」以及「Taiwan Standard」的組合建構，我們不再定義自己為強權擠壓下的邊緣碎片，而是重建全球地緣、數位科技與文明版圖的支柱槓桿。

 

二，解構中國的「假性敘事」 

對抗中共由黨政軍、附屬企業及AI技術交織出的「假性敘事」(如疑美論、疑軍論、親情論、棋子論)，台灣不能只停留在被動的事實查核與事後反駁。對抗極權病毒不能只靠擦藥，必須以「解構敘事」為話語戰場。這是一場奪回歷史解釋權與價值定義權的認知反擊戰。 

1，歷史敘事：從「中國延伸」轉向「世界樞紐」 

中共的假性敘事核心是「大一統與歷史命定論」，試圖將台灣矮化為中國近代屈辱史與內戰的延伸。台灣必須打破「台灣自古屬於中國」的線性史觀，重建台灣的「海洋國家格局」。確立西太平洋與第一島鏈是台灣的戰略腹地，而非中國攻打美國的跳板。

 2，定位敘事：以「全球秩序基石論」取代「大國博弈棋子論」 

中共極力在台灣內部形塑「疑美論」與「棋子論」，散播「美國隨時會拋棄台灣」、「兩岸衝突是幫美國打代理人戰爭」的恐懼謬論。台灣必須自我免除「被動受害者」或「大國籌碼」的自卑心理，強力主張台灣不是因為「被美國利用」才安全，而是因為「台灣的安全符合全球民主陣營的根本利益」。 

3，價值敘事：將「民族血緣認同」升級為「文明公民認同」 

中共擅長用「兩岸一家親」、「血濃於水」的民族主義進行情感勒索，掩蓋其極權體制對人權與自由的踐踏。台灣必須解構「同文同種就必須同屬一個國家」的法西斯邏輯(如同英國與美國、奧地利與德國)，強調「文明與制度的生物性隔離」。台灣的主體認同不是建立在血緣(Blood)，而是建立在公民價值之上。台灣是「華人民主生命共同體」與「現代文明」的典範。我們與中共的對抗，不是政黨之爭，而是「文明 vs. 野蠻」、「健康宿主vs. 專制病毒」的生存對抗。 

4，防禦敘事：將「和平癡呆」轉化為「全民心靈國防」

 中共的灰色地帶作戰，終極目標不是要台灣人親中，而是要讓台灣人政治冷感、資訊疲乏、對體制失去信任。可以效法「黑熊學院」與「台灣民主實驗室」等民間組織，主動「解密」中共將認知戰外包給民間公關公司、利用軟性議題(生活、娛樂)「養帳號」，再倒灌政治資訊的手法。台灣必須克服面對威脅時無知、無感、無痛的「和平癡呆症」，積極建立「主動防衛與認知防疫」的集體共識。

 

三，從夾縫到引領：建構台灣的「(三大)不可替代性」

 

1，科技與全球產業的引領：從「隱形代工」到「全球AI心臟」 

台灣不再只是「幫歐美代工晶片」的工廠，而是全球AI算力革命的「實體發動機」。沒有台灣的硬體生態系與先進製程，全球的微軟、OpenAI、蘋果和輝達都只是「無米之炊」的空中樓閣。 

在地緣經濟的裂縫中，台灣用「科技主權」反客為主，將自己形塑為「全球威權病毒的中央實驗室與疫苗研發中心」。西方的綏靖主義或商人思維(如川普的交易論)在面對台灣時會發現，台灣「無法被定價」。台灣不是籌碼，而是全球AI生態系統的底座。 

2，制度與文明的引領：從「華人邊陲」到「普世價值的亞洲燈塔」 

中共慣常把將台灣限縮在「尚未統一的內戰延伸」，實際上，台灣的生命力在於成功地在缺乏民主土壤的文化基因中，培育出全球最活躍、最具包容性的公民社會(從同婚合法、性別平等、原住民權利到公民科技等等)。當中國陷入「晚期極權」的意識形態殭屍化、財政空洞與庶民絕望時，台灣的存在就是對中共威權合法性的反證。台灣的存在就是對極權政體的「驗名正身」。 

3，戰略敘事的引領：從「悲情受害者」到「秩序定義者」 

建構台灣認知主權的第一步，就是搶先定義遊戲規則。台灣要從「被國際媒體報導的焦點」，變成「國際戰略敘事的發起人」。當中國試圖利用「實質治理」抹去第一島鏈邊界時，台灣不能只在海面上跟它玩捉迷藏，而是主動引領國際法理與地緣論述，聯合日本、菲律賓、美歐盟友，發起「西太平洋自由航行與海底安全共同體」的倡議。

 

四，建構全球「共生主義」 

所謂「共生」是指「共同戰略利益的深度綁定」，具體言之，就是與鄰國建立「分布式韌性網格」(Distributed Resilience Grid)與「技術生態的綁定」。 

1，數位後方(網路免疫戰略) 

台灣應聯合日本、菲律賓與歐美電信巨頭，在台灣東部海域(如帛琉、關島、日本沖繩一線)，建構多路徑、具備AI矩陣協同能力的深海光纜與低軌/中軌衛星中繼站（如波蘭與波羅的海三國的網路互助模式）。 

2，能源與物流微網格 

台灣應引領推動第一島鏈的戰略儲備共生，與民主鄰國商討戰時非軍事物資(糧食、醫療、綠能組件)的「前沿分散式預置」(Forward Positioning），建立戰時海上互助的法律與物流架構。 

3，「相互人質」(Mutual Hostage)」的生態系綁定 

台灣在海外設立先進封測或晶圓廠的同時，必須要求該國將其「最關鍵的稀缺上游設備與材料」(例如荷蘭ASML的光阻劑研發、日本的特殊化學材料、美國的EDA晶片軟體設計)，同步加碼投資在台灣。